Blog

（14）除一些私人會所外，任何人都可以光顧任何飲食或合法娛樂場所，費用不算太貴，經濟條件不太好的，可以不光顧那那么多，但一次半次也花費得起。此外，在香港生活的彈性很大，有數千元一件的衣服，也有三數十元的貨色：酒樓食肆、大牌檔到處都是，營業時間長，衣食住行允稱方便。香港人的財富雖然差異極大，但起碼的生活卻不難維持。 （15）香港的失業率極低，幾乎達到充份就業。香港人有充份的擇業自由，不受政府或強大工會的限制，唯一的限制是自己的能力。 （16）香港的企業家沒有受太多的法例限制，有眾多高質素並能充份合作的技術及服務人員。金融、運輸、電訊都能配合得很好。最重要的，是他們無需面對處處與他們為難的政府及充滿敵意的群眾。相反的，他們得到政府的推展貿易、提高生產力等的諸多協助。稅率極輕，群眾對他們的羡慕多於敵視。 （17）受薪階級稅項負擔也不算太重，工作雖然緊張，但假日卻可一享天倫之樂。電視節目雖頗受抨擊，但製作水準不算太壞，有來自各國的電影可供選擇，歌迷、球迷及馬迷也各得其所。 （18）香港的富豪是世界上最寫意的，甚至連安全也不必顧慮，（為企業的發展而拼搏是另一方面），不像某些地方經常發生擄人勒索事件，可以說是連保鏢也慳番。至於無產階級群眾找他們的麻煩嘛，那更是不會，自有無產階級的“導師”為其約束約束，你說妙不妙？ （19）別以為別人得為富豪，你便自怨自艾，香港社會另一個優點是充滿了各種機會；只要能夠勤奮、聰明，把握機會，任何人也可以爬上成功的領域，因為香港是一個可以有對流作用的社會。 （20）若是不夠聰明又如何？ 那么安安份份在本位上工作罷，一般生活是不成問題的。若是天生殘缺，無法自行照顧，在經濟力日漸雄厚的環境下，政府當局也越來越負擔更多這方面的責任，福利開支占政府歲出的比例，近年屢見增長。 （21）有人批評香港不中不西，基實她是亦中亦西。這種中西文化交流及溶彙，正是香港另一項寶貴的特色。所以，香港沒有種族歧視，老番阿差日本人，都可以在香港公平競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22）香港不單沒有種族歧視，宗教上的互相尊重，各自發展，更是世間少見。當世界各地都因宗教信仰而流血衝突之時，香港各大教派的掌門人卻可以同聚一堂，研討如“怎樣加強德育”等的問題，那是何等令人欽羨與感動？ （23）在政治上，香港也很能互相容忍，不同政見的人，都可以暢所欲言。茶樓中，經常可看到同一桌上，分坐數位互不認識的人，他們可以各自閱讀自己的左報或右報，甚或狗經馬經連環圖，各不相干。 （24）香港政府在決策上，雖然可以獨斷獨行，但由於其英國本身的傳統，故在一些無必要獨斷獨行的問題上，讓公為人士、或各種諮詢委員會先行發表意見，有時先以綠皮書形式提出，有時聘請獨立的顧問公司研究，故在運作上，，也允稱順遂與開明。 （25）在出入境問題上，香港人是絕對自由的，他們無需經過繁複手續以取得離境許可。在居住上，也可以絕對自由，不要小看這種自由，如果失去了，那與坐牢沒有兩樣。 （26）不僅人可以來去自如，資金也可以來去自如，只要是通行貨幣，在香港都可以自由兌換，這大大有助於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 （27）香港雖無天然資源，但憑藉香港人的努力，迅速模仿國際的先進技術，故能運用別人的原料及設備，製造出價廉物美的產品。玩具業、制衣業執世界牛耳，鐘錶、電子及各種產品，均在世界獲得廣大市場。 （28）由於自由貿易體制及香港人的龐大購買力，故世界各地的產品，均能彙集香港，而且價廉物美；哈密瓜、金山橙、呂宋芒、臺灣西瓜，澳洲啤梨，以至各國的先進工業產品，香港人都有幸品嘗及擁有，法國拔蘭地、德國平治豪華汽車，以人頭計，香港還是最大銷場呢！ （29）香港最大的優點是她的開放性，本地及世界各地的訊息，都能迅速獲悉；民間也可以組成各種五花八門的社團及監察小組，公共事業、房屋子問題、教育政策，以至廣播事業、色情刊物等等，也可監他一監，管他一管。任何政府機關或公共事業，都暴露在公眾的眼睛之下，做錯了事，休想文過飾非、蒙混過去。治安機關的“砌生豬肉”時代成為歷史陳跡，任何人如自覺被不公平對待，多種投訴途徑任君選擇，乜乜投訴科固然有效，各級議員也歡迎大駕光臨。為了選票，他們不能不恭聆傾訴，如仍覺得不夠“卡士”，還可向兩局辦事處或港督府請願呢！ （30）香港另一項使人感到欣慰的文明之處，是每一個“個人”都受到應有的尊重，普羅大眾在富豪面前，固然無需感到自卑，富有人家面對一般群眾，無論在真心上，或教養使然上，絕大多數都能保持謙和的態度，因為他們之間，除了在財富上有些分別外，其他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而言，根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至於一般政府官員，面對有事洽商的市民，大都能耐著性子，予以解釋、說明，早年的頤指氣使，已不復多見。除此以外是契約關係，互相幫忙，有時還很難分得出是誰靠誰哩！ 上述拉雜列舉了三十點香港的好處，細分之下，可以共達百點之多。其實，香港的好處，又何止千百點呢？ 這些好處其實是盡人皆知的，只是在我們擁有之時不覺得它的存在與寶貴，就如陽光空氣一樣，在失去之時，才知道不可或缺。 回顧我們中國歷史，戰禍天災占了大部份時間，即使昇平時代，由於生產技術進展緩慢，人民生活，也不過爾爾。就拿歷史上極負盛名但其實為時甚短的“文康之治”、“文景之治”，“開皇之治”或是“貞觀之治”來說罷，與今日香港比較，相信還是蚊胼與牛胼哩！ 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戰後香港這“鬼佬之治”所造成的繁榮與富足，原因有多端，英國人的管理，華人的勤奮，固然是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制度使然——是“自由、法治及人權”的產物。 香港奇跡的果實，由香港人所分享，但說實在話，香港的成功，很多時是建築在中國痛苦之上的。翻開歷史，每一次香港的進一步發展，不是必然的牽連著一頁中國內憂外患的史篇嗎？ 如今，香港主治權的轉移已成事實。以香港成功的果實與經驗，其實是可以對因“人禍”而造成長期創傷的中國施以療養及啟導的。 今日中共已由統制經濟的死胡同走回來，實行開放政策，不管是被迫也好，是歷史的必然發展也好，這不正是香港對中國回報的契機嗎？ 不過，香港能否發生作用，完全視乎我們能否把香港社會上的優點保存下來，這需要誠意和善意，更不是單求“統戰”而造成和稀泥的局面所可以奏功的。 在我們決定做任何事情之前，不妨先想想：“香港有什么好”？

一． 前言 不少中國人，包括中國大陸、臺灣、港澳、以至其他地區的中國人，都很愛講「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豪情壯語。這對久矣備受西方壓迫，或是政經社會長期落後於西方的廣大中國人而言，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很有提升精神效果的激勵語。至於實際情況，是否如此，那就真要用上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驗證了。 不過，即使我們懷疑上面的講法，或對上述的講法有所保留，或只是審慎樂觀，但假如說在下一世紀開始以後的若干年代，太平洋周邊的西面，將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那已是不爭的事實，因為這亦是二十世紀最後階段的表現，而此一表現繼續延伸至二十一世紀，應該是大家都會認同的。 再回顧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亞洲東部，由日本、韓國、臺灣、中國大陸、香港、以至東南亞，經濟都高速增長，期間日本雖然因經濟過份擴展，金融體制劣質化，以至泡沫爆破。經濟一落千丈，衰退達十年之久；至近期始漸由穀底鞏固並且開始爬升，但期間內其科技所帶動的經濟環節，仍然是大有進展的。 有「亞洲四小龍」之稱的臺灣、韓國（南朝鮮）、香港及新加坡，成就更是驕人，這幾個地區人民的生活得到大大的改善，其餘繼四小龍之後，被稱為「亞洲四小虎」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雖然二十世紀最後兩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泰國、印尼、南朝鮮、香港等經濟遭遇重創，一些國際大炒家，如「老虎基金」、「量子基金」等更乘機落井下石，其餘地區也遭遇不同程度的打擊，但幸好在千禧年來臨之前，上述各國，也都已有不同程度的復蘇勢頭。展望進入二十一世紀，復蘇步伐將會加快，並會回補及繼續金融風暴前的經濟增長。 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經濟體系中，當然少不了海峽兩邊的臺灣及中國大陸。 臺灣的面積及人口，雖然分別只有三萬六千方公里及二千二百萬人，但由於其過去半個世紀來，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私人經濟環節得到充分發揮，加上當政者高瞻遠矚，很早就已預見未來資訊科技的發展及作用，因而著力投入，經過四分一世紀努力，其成就僅次於日本而稍超越於新加坡及南韓，並成為其經濟成長的一項主要因素。

二﹒中國經濟起步最遲 無論在經濟及民用科技上的發展，中國大陸無疑是起步很遲，其經濟基礎底子本來就很弱，加上過去一段日子，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一切由上而下，雖然易於建立統一目標及有效分配，但卻壓抑了勞動者的勞動意欲，資源亦未能有效運用，容易造成種種浪費。所以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主要階段，中國的經濟，都大大落後於亞洲其他國家，更遑論是歐美工業大國。 不過，中國自從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開始起步，到九十年代加快步伐，其經濟實力逐漸顯現，在亞洲以至世界經濟衰退中，中國雖亦免不了受到一些影響，但較諸其他國家，畢竟尚屬輕微；中國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多年來都達到雙位元數位，九八、九九年雖然增長較低，但也能夠「保八」、「保七」、部分省市更仍然超過百分之十以上。 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此驕人成績，除了因為中國經濟基數低 ，增長有較大空間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政策運用得宜，多年前進行宏觀調控，避免了一次「低層次泡沫」的爆破，也避免了金融體系劣質化的繼續發展，從而挽救了一次經濟及金融上的大災難。近年則配合貨幣政策，在經過一輪「適度從緊」之後，逐步減息及放寬銀根，加以在國企及經濟體制上次第改革，在國內外一些遊戲規則影響下，金融及工商業的運作都靈活起來，國內外可用的資金也非常充裕，一些基建或工商業專案，也可籌集到充足資源，用作支援基建。 上述的種種可喜現象及令人振奮的發展，固然有賴於當前國家領導人的果敢及有遠見的目標的確立，財金經濟官員對現代化財經管理的認識及進步神速，他們在短短的十年八載間，對外間世界的學習，認識深刻，他們並配合中國國情加以運用，不僅已能充分掌握，而且卓有成效。 除了當前這些國家領導人和官員外，人們也不能忽略那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被譽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的鄧小平的真知灼見，與及其過人的智慧與勇氣，假如不是他下達決定，不是他按下綠燈，誰人可以開創這一啟動中國發展、對全世界影響深遠的運動？ 要知道，整個中國，沒有人能有此權力，也沒有人有此膽識；要把一向經濟高度集中、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強調全民所有的制度扭轉過來，又要自圓其說，排除反對聲音，真是殊不簡單。 展望中國經濟發展前景，雖然非常樂觀，但畢竟路途漫長，除了其本身具有一些特有的有利因素外，卻也有不少因歷史遺留下來，與及因制度上及結構性因素而產生的困難，都對經濟發展產生窒礙作用。

三﹒經濟發展幾經波折 為了好好地探討中國經濟發展上有那些不利因素，及使這些不利得以減輕其程度甚或完全消除，回顧一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實施的不同階段的經濟政策，乃屬極為有意義的。 誠如大家所知，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宣言，主要是認定歷史發展的規律，已到達了無產階級需要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建立以工人當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在「沒有私心、人人為公」的情況下，生產力及生產效果得以大大提高。 列寧及史太林結合俄羅斯的國情，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成立後，推行集體農場，與及將一切社會資源高度集中，並實行計劃經濟。由史太林掌政以至赫魯雪夫、布裏茲涅夫階段，蘇聯的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得到長足發展，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軍事大國；部份軍事及太空科學，甚且一度超越美國，但可惜民用工業卻發展有限，人民生活資料供應不足，這是國家將資源過份集中在軍事工業上之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參照馬克思主義、蘇聯經驗、中國國情，與及本身的主張，制定了中國城鄉的經濟政策：在農村實行土改，將土地國有化；而在城市則實行由公私合營過渡到國有化，這個階段雖然在制度上變動不少，但情勢還是平穩的，在過程上，雖免不了有些阻力，但進展仍然是不錯的。 加以中國自五十年代以後，即實行以五年為一個階段的計劃經濟，每一個「五年計劃」，都定下一些適應當時需要及進展的目標，這對經濟基礎極度微弱的中國而言可以集中資源，建設一些基本工程，並將原有一些規模不算太大的工業設施，發展成龐大的國有企業，具有一定的意義及成就。 三面紅旗政策激進 中國經濟體制翻天覆地的改變，是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提出「三面紅旗」，即「大躍進」、「人民公社」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時，這次由毛澤東親自策劃的運動，負面影響大大超過正面作用。毛澤東雖然充滿浪漫情懷地希望超越蘇聯，急速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社會，但在「人民公社」成立後，每個農民，每戶人家，都納入了生產隊，人人都為「阿公」工作，食「大鍋飯」、計工分，但人人沒有了私產，每人的勞動成果均由大家分享。這種制度，假如真是「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沒有私心，那當然沒有問題，只可惜大多數人都無法這么偉大，因而絕大多人，不僅不能調動其勞動心，相反的卻在缺乏物質報酬的刺激下，勞動意欲大大降低，很多人不愛惜公物，造成資源浪費，糧食及物資減產；再加上遭遇特大自然災害，使到不少地方都發生嚴重災荒。而在城鄉方面，為了十五年趕過英國，二十年趕過美國，同時為了在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基礎的鋼鐵工業上，加快步伐；於是實行「全民大煉鋼」。但結果是：中國為了這浪漫情懷而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毛澤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並開始設法減輕人民公社成立以來所產生的創傷。由於中國到底是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環節，農民人數，在當時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何調整農村組織及運作模式，乃當時最重要的課題。 劉少奇提出「三自一包」的政策，即容許農民有自留地，將所生產到及超過了指標的，拿到自由市場買賣，事業單位要自負盈虧，而原來由生產隊承擔的生產指標，則可以包產到戶；劉少奇雖然保留人民公社，但生產的模式已有所改變，農民的勞動心也被調動得積極起來。 劉少奇雖然很可惜的在文革運動中遇難，中國亦經歷了整整十年的浩劫，但中國共產黨卻在文革之後，痛定思痛，並在鄧小平領導下，找到了應走的方向。 對文革的沈痛，無人能比得上曾經三下三上的鄧小平的深刻，他複出後多次外訪，瞭解到外國工商業及經濟的進展，也無人能比其更震撼心弦，所以在他第二次複出，並掌握真正權力後，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鄧小平以生產為綱 毛澤東的政策，雖然造成了中國史無前例的大動蕩及損害，但鄧小平及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仍然肯定其對黨國的功勞，對其功過實行七三開，雖然指出其晚年犯了錯誤，但中共黨國仍然堅持遵行以「包括毛澤東及各同志共同創造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方針。儘管如此，鄧小平卻確立了以「生產為綱」的經濟挂帥的方針，展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步伐，為亞洲經濟巨人的誕生，引發了催生的契機。 鄧小平一方面提出「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逮耗子捉老鼠的便是好貓」的理論，打破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框框，另一方面又提出「摸著石子過河」、步步為營的，小心謹慎地逐步試驗、逐步擴大，先由十四個沿海城市及部份內陸單列城市做試點，然後擴展至沿江、沿邊的一些定點城市。 當然，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在深圳、珠海、汕頭及廈門成立了四個「經濟特區」。 這四個特區設立的地點，都有其地緣上、族群關係上的因素。深圳在廣東省寶安縣南面，與香港的新界僅隔著一條深圳河，香港工商各業繁盛，每年輸入中國大陸貨品八十億美元，占了當時中國出口貨品的四成，另一方面，香港的製造業，逐漸感受到工資及租金的壓力，為了生存，也逐漸將部份工序北移，透過「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式，在深圳及其鄰近地區設立起加工廠，不但增加了當地及外來民工的就業機會，也繁榮了當地的經濟。於是，珠江東岸的鄉鎮急促發展起來，東莞市成為了全國第一加工市；而深圳更是急促發展，全國各省市紛紛到深圳開設窗口公司，最初以製造業為主，近年更成為全國各大高新科技公司必要搶攤的橋頭堡。 珠海雖然沒有如深圳般鄰近香港的有利因素，但卻也比鄰澳門，是出入中山、順德、江門等地的樞紐，在當地官員的規劃及中央以至廣東省政府的支援下，也打開了一個不尋常的局面，吸引了不少國際知名品牌廠商到來投資設廠。 成立特區 加速經濟發展 廣東的汕頭及福建的廈門，均是著名的僑鄉城市，前者是分佈在香港、泰國及東南亞的潮、汕人士的故鄉，後者也是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等閩籍華僑的鄉土，故它們都吸引了不少僑匯，並使潮、閩籍人士產生建設鄉土的念頭。而在廈門方面，除海外的閩藉人士外，更成為了眾多閩南語系臺灣人往大陸投資探親的目標地及跳板，因而對促進臺灣海峽兩岸的經貿交流，作出重大貢獻。 隨著經濟特區的成功，鄧小平更在國內不同地區進一步及多元化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農村方面，以趙紫陽在四川的經驗及萬裏在安徽主政時的成就作為藍本，推行農業改革；一方面按不同地區的特有條件，栽種經濟效益較高的不同作物，另一方面則透過信用合作社等組織，為農民提供購賣設備、肥料及基本生產資料等的貸款，使生產效益大大提高；不少農民因著多樣化、高效益的生產，與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土地收益，財富及儲蓄大大增加，購賣力大大提升，成為各種製成品潛力巨大的市場。 此外，不少縣市，也建立起各類大大小小的鄉鎮企業，誰也沒料到，這些屬於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其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積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其經濟效益也比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好得多，不少鄉鎮企業所生產的品牌，更是全國聞名，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科龍冰箱，即屬一例。

四﹒改革開放 顯露生機 至於城市的經濟體制，主要集中在企業所有權的結構改革、管理方式、管理階層的角色的調整，與及企業內職工權責的明確化等。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與經濟有關的法規或暫行條例次第出籠，職工也打破了舊有鐵飯碗的保障，由分派工作改為招聘及求職，而雙方關係則以勞動合同來規範。職工權益獲得保障之餘，也必須交足功課，否則有被解雇的可能；這對不同的企業，特別是中外合資或外資企業更為重要。 不同所有制的不同發展 至於企業本身的所有權及營運形式，也作了重大的改革。 在過去，中國企業的所有制主要分為三大類，即「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及「個體所有制」，在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至八十年代經濟改革開放之前，由於大力推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及統制經濟，故全國絕大部份的事業單位，由大至鋼鐵、化工、石油、煤炭、糧油等巨型企業，小至城鄉零售、餐飲，甚至旅遊景點的為遊客拍攝等，都是國營單位。「集體所有制」主要在一些農村或鄉鎮的小事業，在全國經濟中所占份量輕微得多。至於「個體所有制」則更是微不足道，最多是一些理髮、補鞋或包包餃子、煮煮麵條之類，這些個體單位也不能雇用太多人，因為恐怕被認為有「剝削」之嫌。 隨著城市體制度改革，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並且所占比重及效益越來越彰顯之外，個體經濟也得到較大發展，這種原意是減輕國家負擔、讓個別人士自行集資經營的新生事物，經營專案越來越多，部份單位的資金更是越來越大，雇用的員工，不少甚至上千上百。事實證明，在利已心的驅使下，不少個體戶都有很好的經營效益，民間經濟越來越活躍，而其所經營的行業，已不僅限於早期的餐飲服務，而遍及於交通運輸、工貿製造、甚而五金交電、化工、建材業等。 當然，到了這個時候，原有結構簡單的個體戶形式已不切需要，獨資合夥等組合，無法適應資金、人才等結合的要求，於是產生了有限責任的公司組織。 本來，在世界各國、獨資、合夥、有限公司、股份制有限公司，以至上市的公眾公司，都是非常普通的組合；但長期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政經不分，及由國家各級機構一把抓的中國而言，卻是需要經過很多的摸索、驗證，及逐漸出籠有關法規配套、人事及組織關係的調整等，才能予以配合。 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在國企的改造運動中，即企業的所有權，仍歸其原有所屬的部委或省市單位，但在經營上，卻須要開始政企分家；政府單位不能硬向企業單為塞人，也不能向企業予取予攜地需索資源。 政企分家 專才管理 在管理營運上，管理階層須為該行業的專業或業內有經驗人士，要採取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責任制。效益良好的，讓其組成股份制，在國內或國外股票市場上市，以方便集資；效益不良的，通過引進外資、加強管理、增加資金、提高效益，或讓員工們與及一些有能力、有信心、願意付出辛勞，以冀得到報酬的人來承包。要不然，就讓其通過收購合併，融入一些管理素質好，盈利能力高的企業中，去蕪存菁，繼續其剩餘的生命。若真的差勁，改無可改、並無可並，惟有讓其破產，管理者及一般員工，亦惟有自食苦果，被迫下崗。這雖然會造成一些社會問題，但總不能要國家將這包袱長期背下去，這種改組、集資，或承包、破產，可說是近年老大難的國企的不同出路。 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不覺已經二十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中國確實是走對了路子，不僅定出了正確的大方向，就以改革的過程，也是審慎而適當的。當然，當中也遭遇過不少的波折，但一方面是摸著石子過河，一方面又排除了重重險阻。 首先，由於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經濟底子實在太虛弱，這固然由於長期閉關自守，勵行「自力更生」，致與世界經濟體系脫節。故鄧小平設計改革方案時，便決定先讓部份人富起來，讓一些地方先發展起來。先是局部地開放一些城市，部份成為單列城市，又成立特區，並引進外資、給予優惠；一方面製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又能夠出口創匯。然後將開放及優惠地區逐步向內陸擴散，並設立更多保稅區、開發區。 幸運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以後，香港及臺灣的製造業因成本日高、市場競爭激烈，必須另覓成本底廉的生產基地，在國內政治氣氛緩和，擁有同文同種、容易溝通的優勢，就成為了港、台廠商的首選。而且這時國際資金充裕，不少跨國企業都欲運用中國的低廉生產成本及垂涎中國的龐大潛在市場，紛紛銜命東來。在外來資金較充裕，而本身經過改革調整，獲有成效，使各級政府或企業能有較多資金的情形下，若干基本建設，如交通運輸、海空航運、原料開採、能源動力等，都有長足發展。這種硬體的配套，不僅為國家建設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也為人民生活的提升，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社會改變 引發爭論 不過，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出現過不少波折；由於經濟發展，引致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的改變，因而產生了不少問題：治安不如過往平靜，物質化使人際關係、道德觀念扭曲，貧富開始有差距，部份意志薄弱的官員，更受不住引誘，「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想法普遍存在。於是激發起部份人的不滿，甚或勉懷過去大家雖然清苦，但社會卻是更公平、道德水平更為高尚的時代。 八十年代未期，這種變化產生了不少回響，一方面是物價提升，使拿取固定收入的一般員工及政府人員生活素質下降，一方面是物資與物價失調，已到達了樽頸地帶，局勢嚴峻；此物價關要闖也難，不闖也難。 另一方面，青年學生，社會人士高呼加快改革、打擊貪汙，另一方面一些保守人士，卻大叫反精神污染，並提出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為質疑鄧小平為化解由社會主義經濟改變到市場經濟時，因出現矛盾所提出的「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講法。 幸好這種質疑，在鄧小平堅定不移的支援下，終於無疾而終。而經歷八九年六四事件，再加上以後因擔心經濟過熱而一度收緊腳步的改革，亦因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肯定改革開放，使改革再次向前邁進，而且更為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