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化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回顧二十世紀，將這百年的歲月視為一個時間單位來審視歷史，將會是更堂而皇之的事。而以二十世紀的整體視野來作為歷史各個時期中的”連續”及”斷裂”局面的整理，將更有助於歷史解釋的深入與合理化，而作 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警惕教訓的功用性更為有其價值。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中的中日關係演變中，以往多拘限於中國與日本的二元化發端，相互闡釋中存在的對話過程，有衝突也有交集，但在以亞洲第一個地域研究的角度，采行融合主義，增進相互理解的作法，是值得推廣的作法。而在此觀點下，最佳的切入點，以歷史人物而言，無異是對中日兩國存在特別意義的孫中山先生最為恰當。 本文欲先從近年來日本地區關於孫中山研究的成果著眼，略作評述，進一步說明日本的孫中山形象的成立與演變的情形。由於在中國，孫中山的歷史形象成立的過程與日本略有不同，但在亞洲視野下是有其共通性。二者之比較的伸論，可以發現孫中山形象存在數個側面，如”解放者”、”領導者”、”革命家”、”英雄”、”偉人”等等。就其內質而言，孫中山的歷史形象包含有”實際上的孫中山”與”感覺上的孫中山”的層次，兩者是互相糾纏，並且相互作用。透過此種分析，來應證中日關係中存在的”憎羨交織”情形，甚至是孫中山生前死後的歷史作用與影響對中日關係所造成的直接反響與連鎖效應。由此可以發現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不論是在歷史的主體或歷史家的主體，仍然存在其相當的重要性。 作為歷史人物的孫中山，其討論範疇不當只限於在中國的論述，應當擴大至亞洲的論述，甚至是二十世紀的世界的論述，此理應更成為強化的共識，而不應走向式微。而以二十世紀的中日關係而言，孫中山的歷史形象存在的”友好”與”和平”等象徵，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意義將更是重要。

孫中山先生不僅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偉大先驅者和開拓者。在1894年發表的《與中會宣言》中，他就明確地提出了”振興中華”這個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閥門口號。 孫中山對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思想涉及諸多經濟領域，內容極為豐富，歸納起來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優先發展現代化交通運輸。他認為應先從修建鐵路入手，來推進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孫中山優先發展交通運輸業的構想，是符合中國實現 現代化必須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和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這個客觀要求。 第二，全面推進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他提出全面開發鐵礦、銅礦、煤礦、油礦和各種特種礦，興辦各類礦業機械製造和冶煉廠，使各項資源和能源”物盡其用”。 第三，逐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孫中山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為此，他提出要與辦農業技術學校，培養農業技術人才，全面推廣農業科技，使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 此外，孫中山還提出了發展現代化商業和金融業等構想，使中國各類經濟部門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偉大構想和宏偉藍圖，孫中山適時地作出了對外開放的明智決策。他根據國內外引進外資的諸多經驗教訓，提出我國引進外資四條原則：” 1、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 2、必應國民需之所需要。 3、必期抵抗之至少。 4、必擇地位之適宜”。 另他還提出了中國利用外資有三種形式：其一是借外資。其二是中外合資，其三是鼓勵外商在中國與辦獨資企業。 孫中山在長達40多年的革命各建設的實踐活動中，一直以振興中華、推進中國現代化為已任。他不僅繪製了全面推進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宏偉藍圖，而且提出了推進中國現代化的一系列法規、方針和政策，更親自領導了現代化經濟建設的許多重大活動，為中國經濟現代化創立了偉大的歷史功績。

近代廣東革命，軍政商之間的人脈關係極其密切，不少商紳人士均曾在民國政府的建構中產生過積極的作用。本文欲通過黃願芝於近代廣東的米業活動，提示其對民國革命時期軍餉財用、國計民生的多方貢獻。由胡漢民艱苦帥粵，經歷陳炯明叛變，至廣東新政府重建，黃氏前半生的活動均與上述各轉折階段尤關。在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政權下，內外形勢未靖，作為資產階層的米業商人如何協調政治，又以何種機制維持省內民食需求，均是值得深究的課題。黃願芝的米業活動，反映廣東商人與國民政府關係的變奏。本文冀從此個案研究，對資產階級商人于民國革命的貢獻，並其各種錯綜複雜的政治取向，作初步的觀察。 本文各章嘗試說明： （一）近代廣州米商活動，在商業範疇以外，包含著公共救濟的社會行動。為確保洋米源源輸入而組成的民食維持組織，往往彌補政府於地方經濟決策的不足； （二）廣東成立的軍政府困難重重，特別在陳炯明叛亂，孫氏困于永豐艦上，米商黃氏曾發揮重要的救濟角色； （三）在國民政府左傾的路線下，工人抗爭運動升級，惟作為資產階層的黃氏仍致力協調危機，解決糧食禁運問題； （四）20年代後期，國家加強米業的銀根監控，加上業界中米糠行與米商鋪的互制風潮，米業的經營環境日趨惡劣，導致黃氏家族事業逆轉。

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國家金融機構先後湧入，中國洋務派人士試圖通過創辨中國自己的近代金融機構以求強國富民。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的創辨，標誌著中國近代金融業的開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時止，這種近代化的程度尚低，速度頗緩。辛亥革命則大大促進了金融近代化。 首先，辛亥革命後，新式銀行等金融機構在中國普遍設立。 其次，中國金融業逐步發展成為門類齊全的行業，保險公司、信託公司、交易所等作為銀行業務的補充，乃近代金融機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國金融近代化的重要標誌。 第三，中國舊式金融機構如錢莊、票號等隨著新式金融機構設立和各項業務開展，亦逐步資本主義化。 第四，隨著中國近代金融業的發展，近代中國金融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並不斷完善，其經營管理方法和手段也逐漸趨向科學化。同時，作為管理全國金融機關的中心，近代中國中央銀行的職能不斷強化和完善。 第五，隨著中國金融業的近代化，中國新生的金融資產階段逐漸形成。 辛亥革命後中國近代金融業發展較快，其原因主要為： 從辛亥革命目的和結果看，革命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要求，符合中國金融業發展的要求。 從革命實踐看，客觀上要求建立民國政府自己的銀行，以發揮其財政經濟的中樞作用，開展各項建設事業，抵制外國銀行團的掣肘，改變中國貧窮面貌。 辛亥革命促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此後，社會經濟呈現出快速發展勢頭，從而為中國近代金融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清新政時期，清廷順應歷史潮流，推行各種與革，當中尤以經濟改革最受近年史學界所關注。近年商會研究成果不斷湧現，惟多集中于上海、天津、蘇州，廣州等較大城市之個案考察，東南沿海商業城市之商會研究仍有待開拓。本文以廈門商務總會為研究對象，探討辛亥革命前夕廈門地區商人組織之演進及商政關係的演變。 本文共分五部分: （1）商會研究之意義。 （2）廈門商務總會之成立。 （3）辛亥革命前廈門商務總會之活動。 （4）廈門商務總會與辛亥革命。 （5）廈門商務總會與上海、蘇州、廣州，天津等地商會活動之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