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化

 教育為一項傳遞文化及知識，為導民智的工作，不同科目及不同時代要求傳播的知識也有不同，就算同一科目在不同時代要求傳達的知識也有不同，而科目的設立往往受到籌辦課程的目的所影響，教材內容又受到課程的目規範，學生吸收知識途徑之一就是教材，所以教材內容、課程設計的目的和學生吸收知識，三者有著必然關係。課程內容既代表一個知識體系，也代表一群人或一套共同的信仰和規範，也是社群利益的反映，教科書成為教員的主要教學工具及學員吸收知識的主要媒介，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知識產業，教科書因按照課程目的來編寫，既落實課程目標和使目標更明確，也以外在的力量來塑造知識及控制知識。其中官方審定由私人機構出版的，或官方出版的教科書，更能呈現官方”認可”傳播知識的標準及被建構知識的內容，也可知官方怎樣利用知識媒介動員群眾。 尤以近代中國在東西文化接觸中，既不斷引入新學，也要吸收中國文化的精義，歷史教育便成為瞭解先民知識及中華民族如何更新知識的重要依據，也具培養學生認同民族國家及從”新民”到”國民”的重要工具，晚清政府在1905年成立學部，統籌教育發展，標舉”中國史學”科教學的要義是：”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統籌改革的重要人物張之洞也說教育改革的目的是：”通溫故知新妙用，謹邪說暴行之大防”，教育改革既具追求新知，貫輸傳統知識，也具控制知識的目的。另外，為配合中國史學科改革，官方及民間也編刊中國歷史教科書。 官方為了有效管理教本的內容，便審定學堂用中國歷史教科書，學部在1906年及1907年，先後發佈”審定書目”，並尋已刊的教科書，給予意見，欲藉去取教科書標準，進一步實行官方辦學的目的。在中國通史一門，更列柳詒徵《歷代史略》和陳慶年《中國歷史》等中國通史的編著，為學堂學生”指定”的教科書，官方更以陳氏《中國歷史》一書為”指導例子”，說明官方審批教科書的標準。本文提出的是： 第一、從晚清辦學的目的、學部審批教科書的標準及乾隆時官方禁書意見，檢視《尚書圖解》、《聖諭像解》等重編昔日說教的經籍，及被官方”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內容，可見晚清官方怎樣嘗試實審批教科書的標準，並希望藉此重建一套忠於清朝君子、愛大清帝國及尊孔的圖像？ 第二、革命黨政攻擊清政府的口實是滿漢種族紛爭，但檢視以上官方”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內容，卻發現教科書尚未刪改，或避談這個敏感課題，可見教科書尚未全面執行官方辦學的目的。 由是推知官方確立的評審，標準課程指引與”審定”教科書內容之間，出現不少矛盾及緊張關係。近代主要分為 兩個部份： 一、介紹官方辦學及籌辦中國曆史學科課程的目標、審定教科書的標準； 二、以柳詒徵《歷代史略》、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陳慶年《中國歷史》、兩本翻譯自日本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要》的中文教科書，及《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檢視官方”審定”的中國通史教科書，是否貫徹官方辦學的要旨。

一九一一年十月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數千年中國的帝王統治，開為了共和時期，創中國歷史的新局，是一件極為重要而又劃時期性的大事。正因如此，才引發了歷史家一連串的討論和爭議。環繞著的有關問題包括：哪一些推動這次革命運動的主要功臣（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哪一個階層人物是的人構成此一運動的主流（勞動階級、中產階級、江浙財閥……）？運動的發動力量在哪處地方（地方新軍、海外華僑、日本留學生……）？ 這些討論和爭議並未能一下子達成共識，然而卻豐富了我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和想像，能夠從不同的立場及多元的視覺去考察問題和藏否人物。在許多的有關辛亥革命的研究著作中，我以為還有一個範圍尚有開發和討論的空間：那就是基督教與革命運動關係。這正是本文所作的重點所在。 首先，本文在第一個部份要對前人在此一範圍所作的貢獻作一論述，即基督教與辛亥革命的史學重評；然後提出基督教與辛亥革命再思的兩個方向：即向前思考及向後思考。前者是”回溯”，看基督教在晚清社會所誘發的改良和革命力量；而後者是”開來”，探討基督教在民國初期的作用影響。這個方法是要把基督教與近代中國革命的關係放到比較長遠的時段以及變動的過程當中去作出評估與考量，相類于黃仁宇所說的”大歷史”的看法。如此一來，我相信會對二者之間的關係，會有一個較為新鮮的認識，以及有一個比較通盤而公允的評價。

隨著辛亥革命巨大的政治變動和西方文化的大量輸入，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注重進化論的宣傳和應用，關注社會現實，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和實用價值，使學術研究和辛亥革命的客觀實際緊密聯繫在一起。章太炎關注社會哲學的一系列論述，不僅為迪了那時很多人的思維，而且改寫了中國哲學史；梁啟超新史學理論的提出，開創了中國史學發展的新局面；”詩界革命”，小說新理論的出現和話劇的引進，在文學藝術界引發了巨大的反響；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的傳入，給中國學術界注入新鮮血液。總之，辛亥革命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界新意出，反映出一種少有的革命進取精神。 由於革命過程中社會的劇烈動蕩和缺少較長時間的學術積累，辛亥革命時期沒有出現不朽的學術經典，不過也湧現出一批開創新局面的奠基作品。孫中山、章太炎等人的哲學著作，為近代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梁啟超、夏曾佑等人的史學論著，如《中國古代史》等，是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的開山之作；中國第一部文學史、現代章回小說以及電視、戲劇藝術等都在辛亥革命的歲月裏應運而生了；在法學、經濟學甚至社會學等領域，也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客觀地講，這些學術論著雖然水平有限，但不少為中國首創。

史學界對於基督教歷史的研究已十分成熟，近年以中國教會大學的研究較受重視，與此同時，醫療傳教士來華與西方醫學技術的傳入亦受到關注；有關基督教與中國女子醫學教育的研究雖有展開，但對於中國第一所女子醫學院校的成立、發展，與及基督教女醫療傳教士當中的貢獻卻乏人問津。本文即以此為中心，發掘及整理第一手文獻史料，簡介美北長老會馬利醫生（Dr. Mary Hannah Fulton, 1854-1927）于1899年成立的廣東女醫學堂（Kwangtung Medical Shool for Women），及其後在1903年發展成為夏葛女子醫學院（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的創校和發展歷程。 夏葛女子醫學院的教學除了接受外國教會的資助外，亦得到晚清政府官員和人民的認同；中華民國成立後，孫逸仙先生（1866-1925）亦曾出席該校的畢業典禮及發表講話，可見夏葛在醫療教育的貢獻已獲得肯定。 夏葛女子醫學院作為中國第一所女子醫學教育學院，是為西方傳教士協助中國婦女在本土發展醫學專業訓練的開始；其不但對華南地區的醫學發展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並且對二十世紀中國醫學教育的發展有奠基作用。夏葛的畢業生無論在醫療、教育、社會慈惠及傳道工作各方面均作出貢獻，為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及醫療現代化提供領導人才。另一方面，夏葛的學生受到教師的影響，開始接觸政治改革和革命思想，部份學生因此參與及組織支持亥革命活動團體。

莫理循（George Emest, 1862-1920年），英國人，生於澳大利亞，1887年畢業于愛丁堡醫科。來華後，1894年由上海動身循陸路到仰光。1896年從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橫過三省的旅行。1895-1912年任《泰晤士報》記者，先駐印度支那、暹羅、撣邦，1897年2月以後駐北京。 1912年袁世凱聘其為政治顧問，1917年辭職回國。在遠東的二十多年間，莫理循收集了大量珍貴的關於中國及周邊國家的中外文書籍、雜誌和報刊，並在北京建立了他的私人圖書館。 該圖書館被認為是同類圖書館中最完備的。莫氏回國前的幾年，即謀求將其出售，但中國學術界終因財力問題，錯失良機，以致最終被日人岩崎男爵以35,000英磅購去。圖書館逐遷往日本東京，後發展為東洋文庫。此不失為中國學術界的百年憾事！ 拙文主要分以下部份：莫理循其人，莫氏的圖書館的構成和學術價值，出賣交涉的經過、遷日後該圖書館的發展，中國、日本、西方學術界的反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