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孔子思想

孔子是人類歷史上最具影響力者之一，他的思想、人格及理想，不僅成為中華民族億萬炎黃子孫的楷模、社會文化生活的主要內涵。同時，他更是鄰近不少國家民族所景仰與推崇的 聖者。 廣而言之，孔子思想的精粹，其涵蓋精神的影響力，是整個人類的寶貴遺跡。 假如要舉出人類史上最重要的聖者或大思想家，下列四人當之無愧： 釋迦牟尼平等慈悲 （一） 釋迦牟尼：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前，出生於印度的一個小王國，雖身為王子，卻不願享榮華富貴，要過艱苦修行生活，追求真理，解脫人生，亦為眾生普渡。終在菩提樹下修成正果，成為“佛陀”。 他的思想是平等、慈悲，“佛”並非“神”，只是大智大慧的智者。人若能參透世情，抹去遮蓋人類心靈及智慧的“塵”，還我本性上的明澄淨潔，自然可恢復大智大慧；故人人可以成佛，其思想影響了中、印、日、韓、及東南亞多國，幾近世界人口的一半。 （二） 蘇格拉底：古希臘的聖者，他可以說是古希臘文明的代表，那時正是古希臘的城邦時代。不同政治體制、不同思想，都可充分發揮。蘇格拉底在廣場上與人交談，討論政治、哲學、社會、以至學術上的問題。 蘇格拉底西方文明的奠基者 他的學生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柏拉圖，柏拉圖著有“理想國”一書，是最早期又是最完整的政治哲學著作。他探究宇宙人生，並將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的思想，發揚光大。 柏拉圖的學生阿裏斯多德更是影響深遠，他深研一般哲學（形上學、認識論及人生論）、各種特殊哲學，又是很多種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開山祖師”，故被稱為“一切科學的始祖”。 阿裏斯多德的學生是阿曆山大——來自其北方的馬其頓族人的王子，後來建立了橫跨歐、亞、非洲，東至印度、南至北非的阿曆山大帝國。 阿曆山大帝國雖然短暫，但已將古希臘文明帶給了後來的羅馬帝國。今日西方文明，即以羅馬文明為基石，也就是肇始于古希臘，特別是蘇格拉底——柏拉圖——阿裏斯多德的系列。 耶蘇救贖世人，勸人悔改 （三） 耶蘇基督： 在剛好2000年前，今日中東以色列的地方，是古希伯萊文化繼承者的猶太人居住地。當時屬羅馬帝國中期，其地屬羅馬東方省。羅馬官員，與當時猶太人主要宗教猶太教的長老們合作，管治當地的政治、社會及精神生活。 就在這時，木匠約瑟及其妻子瑪利亞的兒子出生，由於環境關係，更且出生在馬槽裏。據說其出生時就已經有不少奇異之象，如天上出現了巨星，帶引東方3博士到來尋找聖嬰。 耶蘇長大後，到處傳播福音，天國近了，人們應當悔改。同時又指出：人類既有原罪（sin），又有精神日趨向下的卑污現象，故神派遣他的獨生子到世間來，為世人贖罪。他之前來世界正就是為了救世。 由於他提出博愛，原諒他的仇人，又向不幸的人安慰，因為神是會寵倖他們，讓他們得到幸福的。 這種思想及福音，經由他的門徒傳遍世界，最初是感化了鎮壓他們的羅馬當局，後來是繼承羅馬的西方世界，更由歐洲傳至美洲，甚而亞非各國。 不過，耶蘇本人，卻不見容於當時的羅馬統治者及猶太教長老，因而被釘死於十字架上。 四大哲人都是“述而不作” 上述三位聖者，都是影響深遠，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透過他們的話，去教訓、教導其他人，而他們的思想，都是由學生或門徒們記述，並加以發揚光大。 但他們共同的特徵，及要宣揚的，就是“智慧”與“愛”。 孔子情況也有類似，他述而不作，選擇他認為有用的，好的詩歌、文獻作為教材；將自己的思想，透過對話去表達，用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作為人格品德的身教實踐。 孔子與蘇格拉底，釋迦牟尼及耶蘇比較，他較為接近前者而不同於後二者，因為釋迦牟尼及耶蘇的思想與門徒們的組織，都屬於宗教形式，儘管釋迦牟尼本身並非宗教，佛陀只是大智大慧、超脫世間層次及見識，人人可以成為智者，故應是“佛家”而不是“佛教”。但其後人卻將他變為宗教，且其輪回生滅之說，也確有點宗教的味道。 至於基督之為教，也就無需討論，已成共識與事實。 孔儒是學術而不是宗教 孔子與蘇格拉底都是以言行去教化眾人，但他不是教主；在其所處時代，也都在思想上有其空間，他們可以開壇講座，也可以對學生個別“輔導”。 孔子可以周遊列國，可惜聽信及採用他的思想而治國的諸侯絕無僅有。幸得眾多學生有其發揚光大，使之能在人類文明史上發出光輝。 過去學者多探討其政治、教育及倫理方面，我則較有興趣於他的經濟思想。探究之下，竟發現其思想于現代經濟有頗多吻合之處。對現代經濟上之一些漏弊，更有補足之作用。故高行網校文化系列三大課題中之一，孔子思想，先選擇“孔子之經濟觀”作為課題。

儒家思想，是中國學術思想及民族文化的的主流，對受中華文化影響的鄰近國家民族，也影響重大。 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其開創並為迪了其弟子、後學者，以至於中國全體人民的思想與生活。 儘管對某些人而言表面上看來並不那么明顯，但實際上，其影響卻是無形而深遠的。 孔子及儒家的影響，伸延至每個範疇，包括政治、社會、人際關係、家居生活，以至精神行為。 雖然儒家不像西方宗教，成為日常必定依循的形式與內涵，但其潛移默化及所構成的價值觀，卻並不亞於正式宗教。 在政治的管治及教化上，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及教導，也是治世的良方。宋趙普言：“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又有言“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有些人可能覺得這說法有點誇張，但這是坦率地表明了講者對孔子、儒家學說在治道上的實效，及對民族文化、道德及價值觀等影響的重大。 不過，對於孔子及儒家的思想，歷來都有兩個誤解﹕ 第一、 一般人以為孔子及儒家的學說，主要在政治、倫理及教育等方面，而極少涉獵經濟方面。 第二、 認為孔子及儒家是過去的人物，其思想與現代人的實際社會生活已有距離，特別是孔子已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而儒家，雖然包括孔門弟子、孟荀及歷代儒學者，甚至現代的新儒學家，他們所處時代的情況與關注課題、思維方式，與今日急速變動的現代經濟社會，未免相距太遠，故孔子思想，對今日社會的作用已是不大。 上述兩點，其實都是誤解。就第一點來說：孔子雖然多談治道、倫理與教育，但不是沒有探討經濟問題。其實，他對這方面也有不少卓越的見解，只是世人多沒有特別留意及闡揚，故為人所忽略。筆者今日正正就是要以這方面為題，討論孔子的經濟思想。 第二點的誤解，既有道理也是沒有道理。因為時間的變遷，確可使一些原來有效、有用、有益的原則或思維，顯得過時及不適應；但有些超越時空的精神大道，卻是放諸四海而皆準、萬古變易而不會磨滅其對人生教化的價值。中外古今均不乏這些例子，如各大宗教教主及各民族哲人。 至於古人一些主張，與現代社會是否就沒有參考作用？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具有真知卓見、偉大智慧的人，其所提出的主張及看法，亦可能超越時空；對後代的社會，同樣具有指導作用。孔子的經濟思想就是一個例子。這亦是筆者要向大家介紹的主要內容。 二、 以人為本、以食為天 孔子及儒家的基本思想，最重要的是人，亦即是”以人為本”。而人的最基本要求及方向，是“生存”、”生活”及“生活的提升”，以至“個人精神”、”民族精神”及“子子孫孫的延續”。 君主之治國、士人之理念追求，與及人際倫常的發揮，無不重視”人”這個基本因素及施政、施教的對象。 所以，儒家一切學說，其實就是環繞著”人”來探討及提出主張。而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生活、好好地生活。而生活最基本的活動與需求，就是經濟活動與經濟需求。則作為中國學術文化、社會價值的主流及最大流派，豈會對經濟課題的探討付諸缺如？ 儒家講“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這是表達儒家對生命的重視，生命現象是大宇宙的現象，也是人類社會、甚至個人的最基本元素與需求。 孔子嘗言：“民以食為天”，又曰”食色性也”，可見孔子的思想，絕不是放言高論，而是從”人”的實際需求出發，瞭解作為人及人的社會的本質。問題只是如何取得生活資料，使生活素質提升，使形式多元化及作有效的管理而已。 作為孔子之後，儒家重要人物的孟子，他所講“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又講“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與及以人民喻作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在都是表示儒家重視”人”、或”民”（具有政治內涵的施政對象）的因素。 《大學》開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綱領中所言的”親民”，無論是朱熹所主張的：”親” 實為”新”，即要不斷使其治下人民能夠與時俱進、不斷維新；抑或王陽明所主張的：”親”仍是”親善”、”親和”的”親”，即是治國者要親近民眾，愛護其治下的人民。都顯示儒家是”以人為本”、”以民為貴”。 三、 人為生產的最基本要素 在現代經濟學上，有所謂土地、勞動、資本及管理四大要素。實則這些要素，在任何時代、任何形式的生產事業，都是同樣具備及需要的。只是不同時代或不同形式的生產，其比重會有不同，而各要素所賦予的意義又有所不同而已。 春秋戰國時代，地廣人稀，而生產模式，主要是農業生產，其他就是因不同地域及天然資源條件而另有漁鹽之利或山林礦藏。 但無論是那一種形式或對象，都免不了必須要有人去從事生產。 土地是存在的，山林漁澤之利與各種礦藏是存在的，問題是怎樣能夠招徠得眾多的人去開採。有了人，就有生產，有生產就會有眾多物資，國家的財政及資源才能豐盈，而國家也就能富強。 一個強國，必須要有足夠的軍隊、足夠的軍需後勤，與及足夠的訓練。 但基本中心，還是在人。有人去生產，有人去參軍。古代對人口流動沒有那么嚴格，特別是東周的春秋及戰國時代，那一個國家的君主有善名，便會吸引黎民遷往該國（包括為獵取功名的士人）。那一個國家的君主無道、人民艱苦，他們便會逃離家園，土地荒廢，生產衰落。 所以，孔子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在孔子很多時候都勸告君主要注意”來遠人”，這個”來”字，就是”徠”即招”徠”；既要善待遠方的使節，更要吸納有生產能力的人前來定居。 一個國家有眾多的人來開墾及安居,國家才能富強起來。 其實，現代社會，各國雖然防範資源被分薄，嚴防非法移民，但對有資金、有專業技術的人，還是多方吸引、儘量給予其移民條例上的方便的，這也是出於同一原理。只是生產模式有異，所著重吸引的對象不同而已。至於如何吸引移民眾古今道理一致，但細則及方式則各有不同。 今日各國多以”稅率”及生活上種種條件作為吸引。孔子則主張諸侯要實行仁政、省徭薄賦與及 “視民若赤子”。 孔子說：“道得為則得國，失為則失國”。與及其對一些國君所言的：“楚國無以為實，惟善以為寶”的肯定態度，就是因為君主施行仁政，可以”來遠人”、可以吸引眾多的各國人民前來開墾種植，以利民生，以實國力。 四、 公私財政之道 在現代一般經濟學上的”生產、消費、所得及分配”四大課題中，孔子毫無疑問是特別重視”生產”這項要素的。 雖然，現代是市場經濟的時代，不少經濟學家重視消費多於生產，認為消費可以刺激生產，奧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提出這個主張，並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 但是，先使未來錢的結果，就是資源被過份虛耗，供求關係也容易被扭曲。美國列根總統在任職8 年的期間，對經濟採取極度擴張政策，雖然創造繁榮于一時，但卻為未來留下了嚴重及長期的衰退。 孔子重視生產，也主張節約。在其促進國家經濟上、社會公共財政上，他主張：”生之者為，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他認為：能如此，則“財恒足矣！” 所謂”生之者為，食之者寡”，其理易明，無需多所解釋。生是生產，食是食用穀物糧食或是消費的人。如以國家體制而言，生是從事耕種（古代）或從事工商百業的納稅人（現代），而食者則是代表國家公務員或軍隊。有些國家，官僚多多，非生產性或非主要從事公務的人員，多如過江之為，因而既影響辦事效率（公文要經多重關卡），又使政府開支龐大，導至荷捐雜稅不少，人民負擔沉重。最終，必然導至公共財政出現赤字，影響社會經濟。 在私人經濟上，一個家庭，生產或有工做的人多，純消費者少；或一個人每月消費必少於入息，其財政狀況自然好。反之，入不敷支，無論是很少人做工而供養很多人，抑或個人支出多於收入，最後必然債臺高築。 “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是指做事的人，勤快用力，而在消費時，則有條不紊，不作無謂揮霍，慢慢地用。 當然，這也牽涉到勞動心及勞動效率的問題。由此而更引伸出現代經濟及社會運動上的重要課題﹕即將財產公有、不再有剝削，是否就可以提高人的生產效率？這正是社會主義的主要關鍵，但已不是本文要討論的課題了。 總之，孔子重視生產：生產的人要多、消費的人要少；或是要能夠“知慳識儉”，做工能夠勤快，用的要有節制，自然能夠經常感到財用充足。 中國內地早期曾叫過“多快好省”的口號，其實用意也與此接近。 五、 環保問題 近年世界各地均重視”環保”。 […]

（原載29/11/1984《星島晚報》學院專刊) 儒家是我國春秋及戰國時代主要學派之一，其思想對我國民族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逾其他各家各派之上。其中尤以孔子及孟子的思想，列成為我國倫理道德的規範，及價值的判斷標準。 由於近百年來我國科技落後，社會經濟不如西方遠甚，加以孔孟均為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則不免有人會產生懷疑： “我國科技落後，是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孔子及孟子既均為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則他們的思想是否能適應於今日的社會？”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正是很多人心中所懷疑的。事實上，從里面看來，這種懷疑也不算不合情理：因而，很自然地，也就成為了攻抨儒家及孔孟思想者的振振有詞的藉口。 事實上，批評儒家思想的人，也未必全是惡意的，（藉批孔而欲達到政治目的者例外），他們往往是眼看著自己國家的社會經濟及科技均遠落人後，於是欲想急起直追，他們以為只要能全盤西化，便可達到迎頭趕上擠身進步國家之列的目的。 何況，在傳統的社會儀節及規範上，確也有很多著實是不合理、不人道，以至於侮辱女性、違反人權的風俗、習慣及教條哩！所謂”禮教吃人”這不是過去數十年前汗牛充棟的小說題材嗎？ 此所以五四時代的學者們要打倒孔家店，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將一切對封建思想及孔教都算在儒家頭上。今日，一心以科技救國的先進知識份子，亦以為要使中國加速前進，必須揚棄歷史的思想包袱。而一般青年，一聞孔孟之道，便不期然在腦海中浮現出”老土”的想法。 這種誤解是如何的深啊！難道儒家真的要負起造成中國落後的責任？ 讓我們用理性去深入分析一下罷： 新舊不能並談 首先，孔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則他們的思想是不是一定落伍？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得要先決定一下舊的是否一定不好，新的是不是必然正確？ 相信任何一個人，無論他是怎樣擁護新的與及主張揚棄舊的，大概也不致於絕對有肯定上述講法，最多只能說是舊有的，大多數都會因時間的遷移而有所不適合。 那么，新與舊，好與壞，便不能混為一談了。 否則，近二千年前的耶蘇的訓言，也應該被西方揚棄才是。西方今日科技進步，但對二千年來的基督文化仍非常珍惜，可見科學技術及文化精神，根本上是兩個層次，不可混為一談。 誠然，時代在變，社會環境也在變：科學日新月異，人的價值觀也會隨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改變。若以科學知識及對各種新產品的認知而然，今日的一個小孩子，肯定會較孔子孟子所知的多得化。單以身為父祖輩者來說，在知識爆炸的今日世界里，其所知往往不及其兒孫輩，也是理所當然的，否則社會又怎會有進步？ 但我們能夠因此而否定父親教導兒子的資格嗎？父親教導兒孫以倫常之道，做人治事之方，正是每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在品格修養方面所絕對不能缺少的部份。而這些做人的道理，處事的方法，與及在道德實踐中種種的體認，與及對價值觀的認知，正是構成一個民族文化的主要部份。 教導人相親相愛 孔子及孟子的教訓，正是教導我們在各種人際關係上應該怎樣相親相愛，做事應抱持怎樣的態度才能有效果及得到別人信任與敬仰。為公眾服務的。應該抱持怎樣的操守，當政者應該怎樣以人民的幸福為依歸，難道這些訓誨會是落伍和完全無需要理會？ 事實上，思想層面、道德實踐，與科學知識的探尋，以至企業組織的管理技術，不僅不會衝突或互斥，相反的，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正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原動力。 西方技術之進步，只是近兩百年之事。數千年來，我國不僅在精神生活，就連物質生活也遠超逾西方，當時不正是我國儒家思想盛行的年代？近三百年來，相較之下，我國科技落於人後，而在時間上，卻剛好是我國儒家學開始式微的時代。我們雖不能謂儒家衰落直接促使我國科技落後，但在我國儒家思想中，其做事的態度、治學的方法，在精神上是極端務實及進取的，故始謂儒家思想有助於精研天地事物之理，實非過當。 繁文縟節非本質 至於孔孟以後的若干社會習俗，繁文縟節，以致不合理的孔教，都非儒家思想及孔孟學說的本質，文弱書生的形象，與孔子教導學生禮樂射禦書數等，學術德行及體育並重，更是大相逕庭。 今日我們國家民族下面臨急劇發展的轉捩點，正宜乎充份自我反省，重新認識自己文化的根源及本質；對自我價值加以肯定，恢復民族自信，在去蕪存菁後，以民化為根基，再加以吸收西方文化中可資借鏡及補充的精萃，俾使我中華文化更為充實壯大。 所以，對於作為我國文化中最主要骨幹的儒家思想，重新加以認識，去除一般人–特別是青年們的誤解，實在是今日當前的急務。日後，本文將續對孔孟的思想及教訓，作深入淺出的介紹，祈能恢復我們對儒家及孔孟的正確認識。 儒家思想的價值 黎嘉潮 黎嘉潮博士，美國俄州北方大學工商管理學博士，現任遠東書院院長，香港專上院校教授聯誼會會長，著述甚多。（編者） 漢代司馬遷作史記，始于皇帝而迄于漢武，距今已四千六百餘年而尚書卻始于堯舜而迄于秦穆距今亦已四千三百餘年：故今亦三千文化，三千年歷史，二語信而有徵我國文化信史，以殷墟之甲骨文記載，有少尋之為。至聖先師孔子，亦將此優良傳統始于堯舜湯文武集儒家之大成，周室衰微，王綱失墜，仍有諸子百家爭鳴，為戰國期間的黃金時代，放一異彩：惜乎慘遭秦火，文物蕩然，為文化之浩劫–漢承秦祀，搜集遺書，力倡黃老之學，而有文景之治，漢武帝用董仲舒，定儒學於一尊，其影響垂二千年，而歷代之文化傳統精神，以周代之”禮””樂”二字表示，其祭天敬祖，及古聖先哲，為證明民族生命之延續：亦即文化生命之延續；禮之冠喪婚祭，出於對個人生命之愛敬，及一切民族之尊敬，敬人愛人之政治理想；行禮必用樂，包括音樂詩歌，即今之”文學”及”藝術”。禮樂是人與人生命活動之次序，及融和歡樂，乃立國之宏規，源遠流長，理應發揚光大，進至世界大同。雖遭蒙元之摧殘，滿清之壓制重文詞而不願義理，以文字獄及科學，以清滅我民族思想，使我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均無法進展，而歐西國家則與此相反，故能科學發達，臻於現代化之倫。 萬世寶典 孔子集儒家之大成，即外國權威人士，評定古代五大偉人，孔子亦排名第四。至佛祖釋迦、耶蘇及摩西，亦是宗教的成就，以救世及慈悲博愛為鵠的。而儒家思想，卻有修齋、治平的實效，為萬世之寶典，放諸四海而皆准。試看古今中外，聖哲賢王，誰有孔氏之顯明世系。遠如作中庸之子思（孔伋），漢代的孔安國（司馬遷的教師，五經博士），甚至清代的孔尚任（桃花扇作者），近代在自由祖國的孔德成（台大退休教授）均世系彰明可考。古代孔子後人，封為衍聖公，入民國後，改為奉祀，受國家長俸。 所以儒家思想，是經得起時代的考驗，曆久彌新：正是”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其影響及于殊方：試看美國多處祀孔，並請孔德成先生赴美任主祭，新加坡之提倡”孔學”，在中學內列為必修科。至大韓民國之影響深巨，更不待言，試看其國旗，是根據我國”八卦”而作，初傳高麗的有”論語”及”千字文”二書，一切名勝古跡之楹聯，亦以教忠孝為主。 教韓國現有兩百余所大學，其中四十三所設有國學，估計學中文的有學生有三千人左右，但主要是以文學研究為主，畢業生多赴台修讀中文博士課程，均足證明我國文化之價值非凡，高山仰止，源遠流長，至於”忠恕”之道，更為優良傳統，主張以德服人，尚書謂：”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禮運大同篇之大同思想，孔子所謂：”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厚往而薄來。”孟子所謂”惟仁者能以大事小。”孔子與孟子同具經世之理想，孔子尚曾為魯司寇，而孟子則僅為客卿，始終未嘗一展所懷，千古以下，猶深惋惜，但其述作，已足垂千秋而不朽，可見人生在世，無論立德、立功或立言，總要有所立，才可以對社會對歷史有所交代。 我國素有禮義之邦的美稱，但禮義的陶冶，全賴教育之誘導：孟子所說：”申之以庠序之教。”詩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施教中心，側重在闡明人倫之關係，彼此和平相處，所以為國之道，振興教育為首要。教育政策之功用，除可得民心外，兼可抵禦任何堅甲利兵，正是”仁者無敵”。為國者忽略了教育，便成”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因為教育除了智識的貫注，還著重品德的培養，使人人都能修其孝、悌、忠、信。家給人足，樂聚天倫。能夠居人由義，在生活上更易心安理得。也即是”仁者不優”。 濁世明燈 近代的青年，有受歐風美雨新潮的影響，以為孔孟之道，是迂腐而不切實際，殊不知我中華文化，為經得起考驗的優良傳統，試想數千年來，時移世易，亦為中外人士所重視，成為東方文化的權威，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不過時代日益進步，科技一日千里，舊道德也有不合潮流者，當擷其精華，棄其糟粕，使中華光輝文化，發揚光大。身為中華文化的接班人，更應惕勵奮發，敦品勵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炎黃子孫；切勿誤信異端邪說，步入歧途。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在這個危艱震憾，道德淪亡的社會，更要放開眼界，立定腳跟，去旋轉乾坤，以天下蒼生產已任。以大無畏的精神，衝開黑暗，走向光明，服應孔孟的儒家思想，因為孔道是濁世的明燈，古人說：”萬古如長夜。”王陽明說：”典型在夙昔。”希聖希賢，是正確的指標，孔子說：”聖人可學而至也”。正是”哲人”、”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真知其卿。”這是說要盡其在我，悉力以赴，不要無所適從，才達至善至境。

（原載於5/6/1985《星島晚報》孔教學院孔學專刊） 儒家學派，可謂源遠流長，東漢班固雖將其與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及雜家並列為九流（學術上的九大流派）。但實際上，其源流卻較諸任何一家一派更為久遠。 據班固所撰漢書第三十卷藝之志記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 所謂出於司徒之官，即是這一家學派的來源，是出自上古時代負責教化萬民的官員。 我國民族的來源，久遠不可考。我們所確知者，乃為黃帝四千六百多年前已在黃河流域建國，宮室制度已頗為完備。而在黃帝之前，神農氏部族（以農業為主要生活方式的部族）已在黃河流域建立朝代達五百年之久，其君長炎帝無道，致被軒轅氏之黃帝聯合諸侯將之打垮，故我們今日往往自稱為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 黃帝的部族，經歷唐、虞、夏、商、周各朝，逐漸融合各不同民族而成為華夏系民族，此民族即為構成我中華民族主要成份的漢族的前身，大抵距今四千多年前，即公元前廿一世紀左右，在我國正是夏朝的時候，由於夏朝據傳是開始由公天下而改為天下的（君主傳位，由傳說中的禪讓制度改為父子相傳），故王朝能一脈相承，使各項建設及制度得以延續。正因此，夏朝一共傳了十四世二七君主，共有四百四十年。 夏以後的商（共六百四十四年）及周（長達八百多年），制度更臻完備，文物更為鼎盛。而造成我國上古文明光輝燦爛的眾多原因之中，重視教化，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撇開黃帝倉頡造字的傳說不談，從史藉的記載，夏商周各朝，均已設立教育學府，在夏朝之為「序」，周朝則稱為「庠」。 雖然當時未有普遍地推行平民教育，成立學府的目的，只在教育貴族子弟，但最底限度，也可說明我國古代的統治者，已非常重視文化教育，並設有專門的官員 ，專司其職，此亦即司徒之官。 傳說之中還有這為一說：商的始祖「契」，是成湯的十四世祖，他本身是帝堯的兄弟，亦即黃帝曾孫帝嚳之子，而帝堯襲位而建立朝代，（唐朝）後，即命契為司徒之官，掌管教化之責；商族以至成湯等後人，即為其子孫雲。 此說雖未足盡信，我們知道商族東東夷遊牧民族的一支，後逐漸吸收夏文化而遷居至夏帝國東南的大商邑地方，至成湯時，鳴條一役而擊潰夏傑。成湯既建立王朝，則以其傳說中之始祖契而附會為帝嚳出之子，以示與帝堯同出一源，作為提高統治者地位，減少被統治者反抗的心理，乃為可以理解的手段之一。此與周朝以其始祖「棄」–即後稷亦為帝嚳之另一子的說法如出一轍。 甚至有人認為,商之始祖的契字，本音不讀「舌」而讀如「揭」，即與相傳造字的倉頡的「頡」字同音，則其傳說中之始祖，竟為我國文字之祖的倉頡。 像這類穿鑒附會的說法，當然不足信，但卻可以反映一些鐵一般的事實，就是我國上古時代，已極為重視教育，以至以仁義而推翻殘暴的夏傑的成湯，也有竟無意的以其先祖源出帝胃，並身為教化官員為榮。可見中華民族在數千年前之已有如斯璀璨發展，是絕非偶然的。 儒家的源流，正是出自歷朝的專司教化的官員，他們有豐富的學識，深明治國之道：瞭解社會如何可以建立和諧的秩序：通過五倫的相親，使人際的關係更為完美。 作為未來的統治者或其輔弼的天子，國君及卿大夫的子弟，在老師的教導下，瞭解到怎樣才可以作之君，作之親？甚么才是最有效的統治方略？ 於是，老師們都告訴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語，意謂國君應抱持不忍看到殘暴事情發生之心，去推行不忍殘暴事情發生之政，亦就是以仁心去行仁政）。 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是禪讓的時代，一向為儒家所推崇，（事實與歷史真相是否相符，不在本文討論之範圍，不過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儒家的理想是選賢與能，反對以爭奪作為手段）堯以賢名，舜以孝名，在治國方面，均重民食教化，為上古聖賢之君。 為商未紂王無道，周文王一面修德愛民，提高周的文化，另一方面則忍辱負重，仍對商紂保持臣子之禮。至武王姬發，為了吊民伐罪，終於率同八百諸侯，一舉而於牧野之戰中擊潰暴紂，迫使其自焚而死，結束了暴君的統治。此後，他創設封建，使政治社會趨於安定，成為儒家所推崇的賢君，故班固謂儒家「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意謂儒家以帝舜為本始而遵修之，武王為法而章明之，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張效法這些賢君推行仁政。 至於孔子，是人人所熟知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也被視為儒家的祖師。他是一個集大成者，將自堯、舜、禹、湯、文王武王以至周公以來的法制、精神、禮儀等，加以整理及發揚光大，故被後人稱為「大成至聖先師」。班固謂儒家宗師仲尼（孔子的字）就是這個意思。 孔子除了繼承前賢道統，開為日後中華文化光輝的一頁，而成為儒家萬世宗師外，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本來由貴族所專利的教育，推行至平民大眾，使社會上每一個人，無論貧富賢愚，都有機會接受教育。他本人就有所謂弟子三千，賢者七十；即以今日而言，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及高度的成就。何況由他開始的普及教育，使眾多平民均能受惠。戰國以後，人才輩出，與平民教育的推行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想到過去中國二千多年來，文化發達，這能不感謝孔子，怪不得杜甫說：「天不生仲尼，則萬古如長夜」信哉斯言！ 論語與孔子（反映人格精神） –劉百閔遺著 –李纘錚重譯 在中華民國成立以前，中國之兒童，入學以後，祗須能識千字左右，第一部必讀之書，即?論語。 名符其實，堪稱「人手一編」者，即為論語。 真正可當「好書不厭千回讀」者，亦惟論語。 自少年以至壯年，自壯年以至老年，作為一位士人，若要認真做人及認真做事，其所最喜閱讀，而且為最得力之一部書，亦必定為論語。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功臣，其後下野，轉管工商企業，終其一生，主持七十餘種事業，名?澀澤榮一之元老，無論出門旅行，庭園散步，衣袋中之一本書，祗是一本論語：彼對人言，論語此書，作伊一世人之生活顧問及事業顧問。此老逝世以後，親友為之覆刻正本論語（注：日本有九種論語版本），用作紀念此老之一件最隆重禮物。 二 論語為孔門弟子記述孔子生活及應答弟子與其他人等之一本書，故此，論語亦可稱孔子言行錄。 此本言行錄，對後來中國文化所發生之影響，並無第二本書，可與比擬。 父母教子女，師長教生徒，鄉人排難解紛，官吏片語折獄，全賴有此本書。 朱元璋自微僧進位皇帝，尚能記「道千乘之國」之一章。伊以為祗此一章，即可以治國平天下矣。（注：明史）太祖本紀：「王讀魯論《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愛其語，使侍臣誦之。」 如雲，中國之文化，即為孔子之文化：是則，孔子之人格精神，有若何價值，論語即有若何價值，可以等量齊觀，無分軒輊。 基督教有約翰、馬太、馬可、路加四福音書。約翰福音記耶穌之言論，而其他三福音，則記耶穌之行實。馬丁路得有言：假使一切經書悉數燒毀，祗須留得約翰福音及羅馬人書，亦已足矣。本人（按：原著者自稱）對於論語在中國經典上之地位，亦持同樣看法。 三 論語在漢初有三種冊本：一為魯之冊本，名魯論；一為齊之冊本，名齊論：又一種為古文冊本，發現在孔壁中者，名古論。 齊論較之魯論二十篇，多出問王，知道二篇。 古論較之魯論，多出一篇，共二十一篇–系將「堯曰」下章「子張曰」一章，別作一篇。 齊論及古論，至隋、唐時，均已亡佚，祗存魯論一種冊本。 魯論一共有二十篇，計為：學而、為政、八佾、裏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党、先進、為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 前十篇名為上論，後十篇名為下論。上論前九篇記孔子之言論，最尾鄉黨一篇專記孔子起居飲食之日常生活。有人認此可能系論語初編：而下論可能為續篇（注：日本伊藤仁齊論語古義敘由：「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之集之類乎！」）。宋趙普所謂之「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能系指上論而言。 四 歷來注論語者，自以朱熹之集注，用力最大：而且為朱子代表著作。 清劉寶楠之論語正義，蒐輯漢人舊說，並益以宋人長義，足為宋、邢（禹）疏以後清人之新疏。 梁啟超在所著「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主張讀論語當分成幾類，以為系一種良法。 近人錢穆氏，有報紙介紹論語要略，雖非錢氏之力作，但亦指出分類之讀法。 胡適氏廿餘年前在臺灣講傳記文學，認為：「論語是一部了不起的書。它是二千五百年來，用當時各國的白話，加上虛字，所寫的最神氣最生動的言行錄。」並且認為：「論語是一部以活的文字來記錄活的言語。」此又為自文學上的觀點來看論語之一種看法。 說明：本文摘自香港大學故劉百閔教授所著：「經子肄言」（民國五十三年出版，臺北遠東圖書公司發行，香港上海印書館代售）之一章，為有關論語之權威作品。原系語體，不便照版轉載。因再譯為文言，既以節省篇幅，亦免冒犯版權，幸勿譏為「文抄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