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學者論文及節錄 >

辛亥革命前夕，中央與地方已成為”雙軌政治”之情況。其原因與太平天國之役軍事上形成”兵為將有”有關，與晚清朝廷干預無能，對外國權喪失有關，與西方民主思想傳入，人民要求政治改革有關。本文除在討論清末地方主義與起義之過程之外，也冀能重點式分析地方主義在辛亥革命之作用，及其對辛亥革命後民初政治之影響。其中特別是民國二年前後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的鬥爭，就涉及到中央集權與地方主義的矛盾之處。

自1901年庚子拳變爆發，清政府面臨統治權力之瓦解，故於亂後，朝廷隨即接納地方督撫重臣張之洞（1837-1909）、劉坤一（1803-1902）的建議，決定進行改革，目的在於維繫滿族政權。故於1901-1911年革命運動勃興期間，相繼就教育、軍事、財經及政治各方面，借鑒西方先進而具有成效的經驗與體制，進行革新，是為清季著名的新政。對於其時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與變遷，產生莫大影響，此一方面，近日深受中外史家的關注，研究日多，進而肯定此一革新乃中國現代化之真正起步；或譽稱之為”黃金十年”，與民國時期1927-37年國民政府的改革，相提並論。 其中政治改革關乎國家體制與權力之重組，尤受重視，故此清季中央官制與各省地方政制的改革，早已引起學者注意。本文即就此一研究方向，利用清季福建地方督奏摺，對於其時福建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方面制度的革新歷程，進行考察，籍此說明，清季福建地方政治的現代化及其重大變遷。

城市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概念，也是一個政治概念，雖然城市的經濟發展與城市政治地位提升並不同步，但兩得的互助互動確實存在。 上海原以商貿金融工業發達而聞名，論政治地位和作用，上海原本並不顯著。19世紀的上海除了擁有全國最大的租界而略顯特殊，行政上不過是江蘇省松江府的一個轄縣，蘇松太兵備道的治所所在。進入20世紀，上海于政檀潮有氣勢，張園國會、蘇報案、民立報、同盟會中部總會，如此種種，國家政治舞臺上上海初據一席地位。辛亥革命前夕，一大批政治精英活躍或潛伏在這個”一市三治”區城里，上海光復後，更多的精英名流彙聚于此，將於此上演的一幕幕政治劇唱得有聲有色，唱得全國為之側目，唱得自身影響和地位空前升騰。 上海光復距武昌起義為35天，此間雖已有多省宣告獨立，然上海的意義實在非凡。一方面它及時減輕了首義之區的壓力，另一方面它帶動了江浙，策動了東南，推動了全國。孫中山高度評價：”時回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劂為上海。”實際作用還不限於此，光後的上海在出兵北伐、捐款助械、後勤供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辛亥革命前後上海的巨大作用和實際貢獻帶動了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一、光復後成立的滬軍都督府，實際上就是上海市政府的一個雛型，上海由縣變市的實踐和嘗試。二、上海光復後，籌建臨時中央政府的活動在上海起步，資產階級共和國最早在上海醞釀，具有臨時國會性質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率先在上海成立。三、決定清王朝命運、袁世凱未來以及關係辛亥革命成與敗的辛亥議和最終移址上海，並在這裏完成了一切。四、民初政黨林立現象最初出之上海，上海光復後僅8個月裏，先後成立或主要活動在上海的黨團至少就有56個，顯然最初上海是政黨政治的中心，是眾多資產階級政黨團體的搖籃，”上海政黨之出現先於北京，北京之黨派大多脫胎於上海之政黨”。 這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發生於上海絕非偶然。當時漢陽失守，武昌窘迫，南京光復，東南底定，不少有望進入臨時中央政府之人滯留上海，而上海本身又彙聚了一大批精英名流，由是，局勢的變化為上海擴大政治影響、發揮政治作用提供了絕好的良機，無數風支人物的雲集又為上海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飆升提供了空間。在革命中心由武漢向南京轉移過程中，與南京近在咫尺的上海一時扮演了頭號角色，於全國政壇舉足輕重。 辛亥革命時期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一個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過程，發生在上海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是上海政治地位提升的象徵和結果，反過來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和政治現象也為上海政治地位進一步提升起了莫大的促進作用。 辛亥革命時期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上海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上海不僅是一個經濟上海也是一個政治上海的良好開端。今天的上海離不開過去，今天上海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正是當年的延續和發展。事實上辛亥革命時期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也為以後上海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繁榮創造有利的條件。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帝制統治，也做成之後一世紀中國社會、文化、外交上的巨變。對於自十九世紀中葉即以不同形式入侵中國的西方列強，民國政府的成立也迫它們在不同程度上修正對中國的策略。 德國商人自十九世紀初即活躍於中國沿海。中德兩國的官式關係亦自1861年天津條約後逐步發展。 此後，德國不斷增強在華的影響力。至1897年德國佔據膠澳，在中國建立第一個殖民地。辛亥革命爆發，德國政界、商界及文化界對比均有不同反響。 文化界普遍持謹慎態度，並且懷疑中國文化能否乘勢急速轉化。政界人士卻因為忙於處於理歐陸問題，故對中國之政治風雲未有太大反應。相反，德國的商人卻持續進取地發展中國業務。德國這幾方面不同的反應，使1911至1918年間的中、德關係產生微妙的轉變。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回顧二十世紀，將這百年的歲月視為一個時間單位來審視歷史，將會是更堂而皇之的事。而以二十世紀的整體視野來作為歷史各個時期中的”連續”及”斷裂”局面的整理，將更有助於歷史解釋的深入與合理化，而作 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警惕教訓的功用性更為有其價值。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中的中日關係演變中，以往多拘限於中國與日本的二元化發端，相互闡釋中存在的對話過程，有衝突也有交集，但在以亞洲第一個地域研究的角度，采行融合主義，增進相互理解的作法，是值得推廣的作法。而在此觀點下，最佳的切入點，以歷史人物而言，無異是對中日兩國存在特別意義的孫中山先生最為恰當。 本文欲先從近年來日本地區關於孫中山研究的成果著眼，略作評述，進一步說明日本的孫中山形象的成立與演變的情形。由於在中國，孫中山的歷史形象成立的過程與日本略有不同，但在亞洲視野下是有其共通性。二者之比較的伸論，可以發現孫中山形象存在數個側面，如”解放者”、”領導者”、”革命家”、”英雄”、”偉人”等等。就其內質而言，孫中山的歷史形象包含有”實際上的孫中山”與”感覺上的孫中山”的層次，兩者是互相糾纏，並且相互作用。透過此種分析，來應證中日關係中存在的”憎羨交織”情形，甚至是孫中山生前死後的歷史作用與影響對中日關係所造成的直接反響與連鎖效應。由此可以發現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不論是在歷史的主體或歷史家的主體，仍然存在其相當的重要性。 作為歷史人物的孫中山，其討論範疇不當只限於在中國的論述，應當擴大至亞洲的論述，甚至是二十世紀的世界的論述，此理應更成為強化的共識，而不應走向式微。而以二十世紀的中日關係而言，孫中山的歷史形象存在的”友好”與”和平”等象徵，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意義將更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