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學者論文及節錄 >

中國歷史變革之烈，莫劇于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數千年的封建君主政體，建立民國，邁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現代社會，成為國史上古今巨變的一大里程碑。在這一過程中，新加坡潮橋服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抵制康梁保皇黨”君主立德”的圖謀，不惜以身家生命積極襄助孫中山在中國發動武裝起義以推翻滿清政府的腐朽政治。 尤其在起義屢戰屢敗，清廷勾結外國政府對孫中山逼迫日甚，同盟會又面臨嚴重分裂的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新加坡潮僑義無反顧地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使新加坡成為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民國元老胡漢民在某《南洋與中國革命》一書中開章明義地指出：”我們從革命史來觀察，南洋確是居於極重要的地位。南洋是本黨革命的策源地，是本黨革命的根據地”。（這是對新加坡潮僑支持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事業所作出的巨大的貢獻的客觀評價。 本文大量引用第一手的史料，為述並論證了此一重要的歷史過程，從而令世人看到海外潮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所發揮的重大作用。）

辛亥革命之成功，中山先生公言”不在武昌之一著，而在各省之回應也”。馮自由氏亦稱”使廣東省城，得以不流血而獲光復者，報紙之力眾多焉”。由是可知宣傳為革命運動成功之主因。試觀中山先生一生之事業，所推動之運動，實為宣傳革命運動，其宣傳乃自國門以外，先於海外、香港而輸入國內，務欲憑宣傳引致群眾對革命的之瞭解、同情、支持、參與排滿活動，故呼籲盟友黨人，重視宣傳之作用，蓋”欲收革命之成功，必賴於思想之變化”。以宣傳貫通思想，易人封建之觀念，為向共同奮鬥之境。陳少白氏�”中國報者，唯一創始之公言革命報，亦革命過程中一繼往開來之總樞紐也”。攷為《中國日報》主筆政者有多人，陣容盛大，照其中能配合中山先生思想之倡導革命與發展若音符節拍者，數番禺黃世仲先生為首。 黃世仲，字小配、配工，別號禺山次郎、世次郎、黃棣蓀等，筆名無數，廣東番禺人。早歲讀於佛山書院，少懷大志。弱冠與兄黃伯耀渡海南海，於新加坡加入”中和堂”，隨尤列宣揚革命，嘗得邱淑園之倚重，聘入《天南新報》，後為主筆，竟漸使此一擁護保皇會之園地有所變質而肇革命思想，及導僑領陳楚楠、張永福組《圖南日報》於後，促成僑領財團與南洋革命宣傳結合，奠下南洋革命基地。 一九0三年，尤列與陳少白議調黃氏來港助陣。既至，遂首將革命真諦散於各言論中，將《中國日報》創刊以遠，受環境及筆政者條件所限之溫和、保守之與論作風突破，並以當時保皇黨勢力于海外之盛，大礙宣傳革命發展，于當年以廣州《嶺南報》主筆胡衍鶚針對一九0二年十二月洪全福、謝纘泰等謀除夕於廣州起義失敗事，借題痛詆革命派排滿為大逆不道。黃氏得主筆陳詩仲支持，當仁不讓，持筆作戰，與之筆戰逾月，廣州志士紛紛投稿《中國日報》聲援，大收宣傳功效，胡氏以報刊銷量大跌而敗。不久流亡海外之康有為氏發表《政見書》，鼓吹君主立憲，反對革命排滿運動。一九0三年書流至香港，黃氏奮起撰《辦康有為政見書》，凡三萬餘言，連載《中國日報》，以中外古今新舊思想、歷史、族源、態勢分析辯駁其說五十餘處，力導群眾以客觀學術對比性之論說認識君主立憲之非，揭櫫民主、民權主義、共和政體之適合潮流。冬，中國報社為之印刊單行本，海內外為之風動。時章太炎先生亦有《駁康有革命書》於上海，南北呼應，大裨革命宣傳。 黃氏於一九0四年、0五年助鄭貫一另創刊《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為報》作為第二、三、四線革命喉舌。從自創《香港少年報》等，于反美嚴苛于華工、滿清政府收回粵漢鐵路，宣傳革命皆其功。社論與撰述外，大事創撰小說，連載於報章，以評擊滿清之腐化，或籍古小說以諷刺之蔽政，以傳漢族之光榮，以導讀者革命之思起於閱讀之中而有所貫穴於革命也，或籍古小說以二十種，而以《洪秀全演義》、《二載繁華夢》、《大馬扁》、《南漢演義》為四大。 利後，於反清運動，及革命凝聚力，產生積極推動作用。近十年，學界始重視黃氏功績，於其小說各有所評介，于其生平，則人云亦云，各有所論，唯於資料多有可補者，餘乃就所知再作補考，於其何時入，《天南新報》，保時來香港，如何與保皇派筆戰，揭開革命與保皇分途所在，兩派理論與目的之界定，以配合中山先生宣傳。 並及其參加同盟會，參預革命聯絡工作，預廣州光復之役，光復後，掌民團局，終為陳炯明所陷害押留，藉胡漢民之手將諸槍斃之政治犧牲作一分析，以申此一為辛亥革命以文字收功之宣傳家行實及其冤於世，且一表其為香港早期文學之貢獻，亦為中國近代文學上之一不可缺乏人物。今特為指出，聊供他日研究黃氏者之參攷，則不失參與今日”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之盛事也。

如何建立立憲政體，不啻為近代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而其被具體提出並付諸準備，則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之間。不論是維持君主制、或是採用共和制，從建立立憲政體作為一個現實性政治課題被提出這一點便可看出，辛亥革命時期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當時的中國，除以推翻精朝為目標的”革命”外，”速開國會”、”創設責任內閣”、”引進地方自治”等均成為政治上的重要問題。 其時，日本人對中國的政治變動抱有強烈興趣，對圍繞立憲政體建立的諸般問題亦予以注目。在具有很強解調查報告性質的《東亞同文會報告》及《東亞同文會支那調查報告書》之〈時報〉欄，逐次連載了清政府的改革方略。而在學術刊物中，〈國家學會雜誌〉上登載了吉野作造、服部宇之吉、上野貞正、寺尾亨等學者所作有關中國政治的論文；《外交時報》上則登載了有賀長雄、青柳篤恒執筆的有關中國立憲政體建立的論文；日本第一本綜合性雜誌《太陽》上，繼關於中國憲政準備狀況的無署名評論之後，發表了大隈重信、林權助、竹越與三郎、犬養毅等政治家及高田早苗等學者的論文，亦刊有梁啟超撰”清國憲政準備之缺點”；同具綜合性雜誌特徵的《日本人》、《日本及日本人》則刊登了關於中國引立憲政體的評論文章；伊藤博文派系的立憲政友會和大隈重信派系的憲政本黨等政黨之機關報上，也對中國政治作了分析

辛亥革命是經過各省脫離清朝的過程而發展的。其結果，中華民國成立當時，各省政府對中央政府保持著高度的自立性而君臨地方。本報告考察袁世凱政權為了瓦解各省政府割據的政權基礎，而實行的有關地方財政機構和縣知事任用制度的改革。 袁政權的財政部企圖劃分國稅和地方稅，在各省設置中央直屬的國稅廳，以此管理國稅收入（”劃稅設廳”政策），其目的是確保中央政府的財源，並限制省政府的財源。該部於1912年擬訂關於”劃稅設廳”的法案，於1913年開設各省國稅廳籌備處，開始接收國稅事務。但是，各省政府以1914年放棄”劃稅劃廳”政策，因而恢復清末的解款制度（”攤派制”） 內務部於1994年正式開始了有關縣知事任用制度的改革。其要點是: 一、實施考查行政能力的”知事試驗”，以此確保優秀的官僚; 二、採取原藉回避制度，將全國各省的縣知事人事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然而，此項改革與袁世凱所期望的相反，也沒有順利進行。中央政府對縣知事的人事權逐漸變成有名無實的狀態，並且隨著縣知事的行政能力的削弱，地方政治上也出現了各種腐敗現象。

眾所周知，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始於辛亥革命之後僅四年。向《新青年》投稿、支持著新文化運動的二三十歲的知識份子，其思想之形成，多是在20世紀初年的辛亥革命期間。例如《新青年》的”四大主筆”之中，除了當時美國留學的胡適外，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三人，都曾投身過反清革命鬥爭。 但是，他們的辛亥革命的經驗，正如野村浩一《近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岩波書店，東京，1990`年版）所指出的，具有複雜的內容。例如陳獨秀一面反對”王者仁政之治”的要求。然而針對中華民國的現實，陳獨秀卻認為是”武人之亂政”、”為業之凋零”、”人格之墮落”。他也未能否定外國人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批評–諸如”官吏國”、”好利無恥”、”黃金崇拜”等等。 根據上述幾點，本報告以《新青年》為史料，初步討論如下兩點： 1、 致力於推進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對於辛亥革命及建國初期的中華民國，是怎樣作出思想性的總史結的？ 2、 在中國近代思潮的進程之中對他們的這樣總結進行定位之時，可否發現辛亥革命及建國初期的中華民國具有何種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