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發展看中山先生建國三階段說

二次大戰後,許多新與國家紛紛出現,但國內的政治卻呈現出不穩定的現象。其中主要原因除了領導者的自私與腐敗無能外,便是民眾的內聚力不夠,對國家的建立沒有能產生共識。因此,政治學界對論討有關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的論著甚多,學者蜚出,而”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也就構成政治分析,解釋政治現象的重要論據。 中山先生的建國三階段說(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重點應該是在第二階段的訓政時期。依中山先生的原意,訓政時期只是建國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訓政的目的在使人民行使四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以便在民主政治中能正確地實行民主憲政。如依照前述國家建立與國民共識的關係,此一階段乃在”滋長人民政治的知識,培養人民政治的能力,使人民能夠直接參加政治、管理政治。經過訓政以後,人民瞭解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原則,開始憲政,以政權還於人民。”(《建國的程式》),亦即經由”State-Building”而至”Nation-Building “,國家就容易長治久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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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公民教育思想

有關孫中山哲學思想的著述,大多集中介紹及分析他的三民主義,特別是政治、經濟及軍事思想等方面的理論。不應忽略的是,教育思想亦是孫中山政治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一方面已有少數論著只是對孫氏的教育思想作概略性的介紹,並未能以比較批判性的角度分析其中問題。本文嘗試以文獻分析法,集中分析孫中山的公民教育思想,冀能從另一角度探討其教育思想的特色、問題及時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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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後的辮髮風潮

本文探討辛亥革命期間中國男子髮式改變和國族營造的關係,作者首先討論近代中國思想家和革命黨人如何從變髮易服的問題去想像未來及塑造發革方案。從革命黨人對新髮式的倡議、報章的熱烈討論和群眾參與剪辮大會等角度去討論中國近代革命和現代化過程中髮式如何演變成識別革命、保守和個性的標記。本文試圖從剪發的一件小事反映辛亥革命對中國人生活習俗轉變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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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知難行易學說與杜威實用主義哲學之關係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孫中山在廣州領導的護法運動因為得不到西南軍閥的支援而失敗,他於是避居上海專門著述,完成了《孫文學說》一書,提出”知難行易”學說,打破中國人過去的”知易行難”思想,以利於國民革命的進行。 在此書出版之前,適逢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來華講學,孫中山與他見面的時候介紹自己的學說。 兩人事前雖未認識對方,但卻談得十分投契。杜威其後發表文章亦有提及此事,至於他們的談話內容則未有記錄。 本文嘗試從哲學研究角度,分析兩人思想的共通之處。 要點包括: (一)對傳統信念表示懷疑; (二)用事實證明假設正確; (三)從實踐之中增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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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溫故知新之妙用,謹邪說暴行之大防” ——晚清辦學要旨與“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內容的考察

 教育為一項傳遞文化及知識,為導民智的工作,不同科目及不同時代要求傳播的知識也有不同,就算同一科目在不同時代要求傳達的知識也有不同,而科目的設立往往受到籌辦課程的目的所影響,教材內容又受到課程的目規範,學生吸收知識途徑之一就是教材,所以教材內容、課程設計的目的和學生吸收知識,三者有著必然關係。課程內容既代表一個知識體系,也代表一群人或一套共同的信仰和規範,也是社群利益的反映,教科書成為教員的主要教學工具及學員吸收知識的主要媒介,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知識產業,教科書因按照課程目的來編寫,既落實課程目標和使目標更明確,也以外在的力量來塑造知識及控制知識。其中官方審定由私人機構出版的,或官方出版的教科書,更能呈現官方”認可”傳播知識的標準及被建構知識的內容,也可知官方怎樣利用知識媒介動員群眾。 尤以近代中國在東西文化接觸中,既不斷引入新學,也要吸收中國文化的精義,歷史教育便成為瞭解先民知識及中華民族如何更新知識的重要依據,也具培養學生認同民族國家及從”新民”到”國民”的重要工具,晚清政府在1905年成立學部,統籌教育發展,標舉”中國史學”科教學的要義是:”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統籌改革的重要人物張之洞也說教育改革的目的是:”通溫故知新妙用,謹邪說暴行之大防”,教育改革既具追求新知,貫輸傳統知識,也具控制知識的目的。另外,為配合中國史學科改革,官方及民間也編刊中國歷史教科書。 官方為了有效管理教本的內容,便審定學堂用中國歷史教科書,學部在1906年及1907年,先後發佈”審定書目”,並尋已刊的教科書,給予意見,欲藉去取教科書標準,進一步實行官方辦學的目的。在中國通史一門,更列柳詒徵《歷代史略》和陳慶年《中國歷史》等中國通史的編著,為學堂學生”指定”的教科書,官方更以陳氏《中國歷史》一書為”指導例子”,說明官方審批教科書的標準。本文提出的是: 第一、從晚清辦學的目的、學部審批教科書的標準及乾隆時官方禁書意見,檢視《尚書圖解》、《聖諭像解》等重編昔日說教的經籍,及被官方”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內容,可見晚清官方怎樣嘗試實審批教科書的標準,並希望藉此重建一套忠於清朝君子、愛大清帝國及尊孔的圖像? 第二、革命黨政攻擊清政府的口實是滿漢種族紛爭,但檢視以上官方”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內容,卻發現教科書尚未刪改,或避談這個敏感課題,可見教科書尚未全面執行官方辦學的目的。 由是推知官方確立的評審,標準課程指引與”審定”教科書內容之間,出現不少矛盾及緊張關係。近代主要分為 兩個部份: 一、介紹官方辦學及籌辦中國曆史學科課程的目標、審定教科書的標準; 二、以柳詒徵《歷代史略》、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陳慶年《中國歷史》、兩本翻譯自日本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要》的中文教科書,及《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檢視官方”審定”的中國通史教科書,是否貫徹官方辦學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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