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學者論文及節錄 >

綜括孫中山一生的思想與活動，其晚年受俄國人的影響最為顯著。但如果追根朔源，此一影響實始於辛亥革命前十多年，即孫中山的政治生涯剛剛開始時。一個是對中國虎視眈眈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俄國，一個是與中國一樣，處於社會大變革前夜的俄國。兩個俄國均給孫中山的政治觀念以深刻的影響，也影響了辛亥革命的過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在歐洲和日本與流亡國外的俄國革命黨交往，他欽佩俄國革命党的遠大目標和雄偉氣魄，希望錯助俄國革命的經驗，推動中國革命。 孫中山熟諳沙俄侵華史，特別對1905年後日俄協商瓜分滿蒙的動向憂心忡忡，希望加快革命的進程，遏止瓜分陰謀。 辛亥革命爆發後，俄國乘機策動外蒙古”獨立”，加上日本、英國在滿蒙、西藏的侵略活動，中國面臨著領土分裂和大規模民族仇殺的巨大危機。孫中山堅決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他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戰略調整。五族共和的政網代替了片面的”革命排滿”，象徵五族團結的五色旗取代了十八星旗和青天白日旗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旗。南北和談成功，清帝宣佈退位，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終於保持了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的連續性。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對俄國的認識一直影響到他晚年的政治取向，成了聯俄與防俄兩種政策並進的先導。

蘇俄和共產國際從其東方戰略出發，積極在中國尋求盟友，最後決定面向孫中山。孫中山則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和尋求列強對他支持的失敗，轉而尋求蘇俄的支持。這樣，蘇俄、共產國際與孫中山從各自不同的利益出發，相互接近。蘇俄、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促使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並且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二是借鑒蘇俄革命的經驗，調整革命方略；三是促使孫中山在廣東實施政治、軍事和教育改革。不過，蘇俄、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影響還是有限的，孫中山所接受的，僅限於蘇俄革命的經驗，組織和方法。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和革命目標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希望相去甚遠，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如是否實施土地革命以及如何對待帝國主義等問題上，孫中山與蘇俄及共產國際存在明顯的分歧。

孫中山與鮑羅廷的交往，是20世紀30年代前期，中俄兩國、聯共（布）和共產國際與中國共兩黨一段縱橫交錯複雜關係縮影。 破解孫鮑交往，對於合理解說國民革命的成敗，至關重要。孫中山盡瘁國事，在生命的最後18個月中，給予鮑羅廷以信任，要求同志們誠意地學習鮑羅廷辦黨的方法，對他所作出的貢獻予以高度評價。孫中山對鮑羅廷計策方略的采信，一方面體現了主張以俄?師的新變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蘇俄模式的排拒。鮑羅廷自踏上中國南方的土地以後，打孫中山牌、打三民主義牌、打中俄合作牌。 雖居客鄉之位，仍能縱橫捭闔，因勢利導，既注意堅定孫中山思想中最左傾的東西，又不忘堅持有利於正確推進國共作和國民革命的原則。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了孫中山的支持和信賴，再加上鮑羅廷卓有成效的努力，國民革命出現了新進展。國民黨的成功改組，不僅重申聯俄政策，而且成功地增加了國共合作和扶助農工兩大因素，國民黨的面貌得以改變，共產黨的舞臺亦因之得到有效拓展。 黃博軍校的創立，不僅使國民黨從此有了黨軍，也使共產黨的軍事工作得到了最初的訓練。農工政策促進了工人運動、農工運動在廣東的興起，並逐步影響全國，國民革命由此得到了必需的物質力量。孫中山逝世，國民黨頓失最高領袖權威的震懾和魅力的親和，使得黨內分化陡然加劇，鮑羅廷又囿於俄國經驗和模式，此後，他在國民革命中再也不能像進去那樣遊刃有餘了。

從1927年中國國民黨鎮壓共產黨後到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不斷分化組合，在國民黨中央大致形成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反蔣集團）。他們為了爭取國民黨的正統地位，都聲稱自己為孫中山遺囑、遺教的真正執行者，自己的所作所為符合孫中山建國思想。 為此，他們對孫中山的建國思想進行各自解釋，在召開國民會議、頒佈約法、喚起民眾、以党建國與以党治國、建立民意機關、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中國與外國的關係等問題上攻擊對方是違反孫中山的建國思想，是孫中山的叛徒，國民黨的罪人，全國人民的公敵，而自己則是嚴格按照孫中山的《孫文學說》、《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的要求去做的，且可以”使黨的真面目、真精神得以實現，以競總理之志，而慰全國人民之望”。從他們的解釋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內部建國理論的混亂和以後國民黨在大陸統治失敗的部分根源。

民族文化創造力與民族文化自信心是孫中山先生在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初期提出來的一個高展遠矚、富有洞察力、切中當時政治文化肯綮的重要問題。 此一時期正是中國新的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開為的時期。一方面，近百年西方文化霸權隨著列強的軍事經濟實力而東漸，使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受到很大損傷。另一方面，此時又是新的政治文化亟待建設的時期，舉國上下都盼民族復興。民族要振興就必須恢復民族文化自信心，只有恢復民族文化自信心，才能在外來文化浪潮面前辨別是非，決定取捨。只有這樣，民族的生命才能健康地發展。 文化與民族振興、國家命運關係至重。關鍵是如何對待民族文化自信力與創造力的問題。清末以來引起不少爭論的所謂”三保”（保國、保種、保教），在孫中山先生是合一的，振興中華就必須保持和恢復民族文化自信力與創造力，而民族文化自信力和創造力的恢復又曾促進國家的發展，加速民族的振興，提高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 孫中山先生的上述文化思想對於21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我們今天在全球化浪潮中注意培養和保護民族學術文化獨立性具有重要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