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學者論文及節錄 >

庚子孫中山上書港督卜力，是其以弱勢應付亂局並力圖有所作為的重要謀略。關於此事的原委過程，雖經國內外學人多年努力，仍然意見紛紜，疑點頗多。 仔細檢討前人研究成果，並與各種新舊史料相互比勘，可見孫中山為了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發揮作用，與各種勢力交涉周旋，同時試圖與保皇會在兩廣聯合行動，支持長江流域的中原大舉，與江浙人士互通信息，與李鴻章、劉學詢洽商合組獨立政府，向英、法政府及其殖民當局求援，向列強提出改造中國的全盤計劃，以及依靠日本的援助發動惠州起義，以開闢更多的途徑，創造更多的機會和可能，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避免陷入孤注一擲或受制於人的困境。儘管最終無一成功，增加了行動能力。他簽署平治章程，既想換取列強尤其是英國的支持，又有助於防止日方的操縱。 上書過程和時間的細微變化，反映出孫中山在複難形勢和不利局面下善於把握利用各種機會。只是政壇角逐憑實力取勝，技巧再高，終究無法取代力量決定輸贏。隨著此事的進展，可以透視相關各方的利益態度分歧以及彼此的明暗權謀。

馮自由曾以”香港總督的美意”來評論港督卜力（Sir Henry A. Blake）在1900年的李（鴻章）、孫（中山）合作與”兩廣獨立”事件中所作的努力。卜力積極拉攏李、孫結盟，並遊說英廷對李、孫聯盟及兩廣獨立的支持，把孫中山塑造成親英、開明的改革黨人。1900年10月惠州起義，廣東水師提督何長清奉命彈壓，要求部隊取道香港，但為卜力所拒。惠州之役失敗後，不少革命黨人逃至香港避難，卜力也沒有對他們給予留難。及後楊衛雲的遇刺，以及洪全福的頂包案，卜力鍥而不捨，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緝凶，最後查悉兩案乃兩廣總督德壽所策劃，卜力乃要求英國政府向北京施壓，嚴懲涉案者。從以上事例，我們可見卜力對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存有好感，事事加以關照和支持。 卜力並不是唯一一個香港總督，向孫中山致以”美意”，協助他改造中國的大業。二十三年後，孫中山于廣東建立政權，當時的港督司徒拔（Sir Reginaid E. Stubbs）亦向孫中山示好，欲貸款給他與建鐵路，並且在收回監政與”截用關係”兩事上，大力支持孫中山，並出面為孫中山向列強遊說。司徒拔此舉令英國外交部及其駐華公使大表不滿，要求殖民地部將司徒拔撤職。 英國外交部一貫不支持任何企圖推翻北京”正統”政權的革命力量。他們認為維持北京政權的統治，有利於英國繼續享有不平等條約的利益和特權；同時，革命份子的革命網頁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色彩，革命政府亦可能在建國後廢除不平等條約。因此，英國外交部及其駐華的外交人員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一向不予支持，並時常要求香港政府全面封殺孫中山的活動。然而，主管香港內部事務的殖民地部卻有不同的見解。殖民地部外理問題大都以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利益為考慮，常與外交部有不同的立場和意見。外交部與殖民地部在政策上的不協調，根源於彼此對中國整體利益與香港局部利益有不同的理解。 卜力與司徒拔于港督任內，更把這問題白熱化，他們兩人對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支持純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他們希望協助孫中山建立一個穩定、親英的華南地方政府，以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發展，亦可乘機擴大香港的管轄地域。對孫中山而言，港英政府的態度卻為其革命運動締造了一個獨特的政治空間。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在過去研究中，海軍在其中的重要性備受忽略。然而，海軍中的革命思潮何來？他們是受什么因素的影響？他們之間的各種力量對比如何？他們一旦面臨效忠清廷與支持革命需要作出抉擇時，各人會如何取捨？ 本文嘗試利用宏觀的社會分析和微觀的個案研究，去解釋上述的疑問，分析了海軍提督薩鎮冰和其他海軍官兵在這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中，所受的影響和所作的抉擇。 對海軍提督薩鎮冰來說，作者指出，他處身在理想和現實，在種族認同、政權效忠和民主思想之間，面對列強的強大海軍和維護所統率的艦隊安全等因素之間，他經過一番的掙扎，以致這位海軍統帥在作戰時顯得消極、猶豫、忍讓，最後還以年老有病為理由，悄然引退，使海軍艦隊的指揮權落入革命黨人的影響下。 作者發現海軍內的官兵，支持革命的主要地來自中下屬官兵和留日海軍官員；並且首次以實證方式，透過比較海陸軍的薪俸收入，說明海軍收入遠高於陸軍，在高薪厚祿的影響下，使海軍高級官員較傾向于維持現狀。海軍高層官員後來支持革命，只是順應革命的潮流。作者還首次披露國父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曾向外國金融家說過，”海軍中大部份軍官和水兵都是革命党人”，但作者質疑孫中山先生此種說法之準確性。本文透過調查證明，發現參與辛亥革命的海軍官兵中，確有革命黨人，包括同盟會、與中會和後來成為中華革命党人的成員，但人數有限。 清廷經過三、四十年的經營，一度倚重為穩定政權的海軍，在短短不足兩個月內，便徹底易幟，反過來成為革命軍政府的重要武裝力量。

《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一文，發表在辛亥革命的烽煙尚未散盡之時。它代表了生活在新大陸的中國人對這場革命的頌贊和祝福，也充滿了宋慶齡這位青年女學生對祖國革命的響往。在辛亥革命90周年紀念的今天，我們重讀此文將會是饒有興趣的。 宋慶齡”來自一個東方文化與西方教育相融合的家庭。”這一特殊的家庭狀況，使其幼年已孕育著樸素的關注祖國命運的愛國之情，在留美期間又進一步接受民主主義的洗禮，產生了振與國家、挽救危局的志氣和理想。起初，是專注在改革社會弊端，沒有超越改良主義的藩籬；1911年辛亥革命的勝利，大大改變其思想發展的軌跡，開始清除改良主義思想，民主革命的幼芽得以茁壯成長。該文成為宋慶齡政治思想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標誌。 這篇文章以明確的見解，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看法：（1）高度評價辛亥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和作用；（2）深刻分析了專制制度的罪惡與辛亥革命產生的社會原因；（3）對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充滿信心和希望；（4）推崇中國燦爛文化，讚頌中華祖國，倡導世界和平。 文章中，主要反映宋慶齡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她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也僅是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為標準，對於民主主義尚缺乏理性的認識。

17世紀中葉以後，歐美一些國家完成了工業革命，迅速強大起來。此時的清王朝還沉醉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僅200年，頹廢的局面便不可收拾。其後欲振與中華者，總是在實業建設和政治革命方面煞費苦心，前者有洋務、維新派，後者有太平天國、義和團等，但目的終未達到。 孫中山是革命家、政治家，又是20世紀初中國經濟建設的設計師。他在革命和建設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論，有的還付諸於實踐。在革命和建設關係上，他做出了自己的抉擇。 海外學習，萌發建設的藍圖。 建設難成，政治革命的發動。 革命失意，建設便淪為空想。 三民主義為網領，民主主義為歸宿。 時代決定了孫中山主要是一個革命家。 孫中山的抉擇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由孫中山的思想和活動可以看出：革命和建設是近現代中國社會不斷出現的兩個主題，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矛盾之處表現在：革命更多的是破壞，建設則是創造；革命是轟轟烈烈的事業，而建設是踏踏實實的事業；革命是短促的突變，建設是長久的漸變。二者的統一表現在：一定的條件下，沒有革命，不掃清障礙，就不可能建設；革命如果離開了建設，就得不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就難於持久和成功。一味的革命和一味的建設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不可能的。 革命和建設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採取和諧的形式，相互促進共同實現的。革命最終是要達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的目的，這是檢驗革命成功與否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