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香港教育投入大,產出小的這種現象,個人認為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當政者目光短小 無論是港英時代或回歸以後,最高當局從未將教育視為應有營造整個社會精神、個人人格形成,與及發展社會的使命(無論在個人或社會,均要具有文化、技術、創意及懂得和諧合作)。 這時,教育當局,乃至整個政府,均只以分段達成小學、中學、以至高等教育的量的方面為指標,而一切資源的運用,純粹在於”掌櫃式”的經營之道,對於教育精神,百年大計的營造整體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功能方面,均全無念及。 (二)主管教育機構架床疊屋,權責不分 香港教育,一向政出多門,教育署只是政策執行部門,是管教育的部門,卻不是發展教育,為教育注入思維的部門。所有高級人員絕大多數均不是讀教育或從事教育出身的人,教育署長是政務官員,往往席不暇暖,便又可能要轉至房屋或衛生部門去。 教育署只管中小幼、成人教育,課程發展及考試半獨立,大學更非其職責範圍。其上面有教育統籌局,前稱政策科,荒謬的是教統局長過去很多時由勞工處或其他不相關部門升任,對教育既不通,又欠缺熱誠。 作為1984年國際顧問團訪港之後的產物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可說是”大而無當”,成員多屬門外漢。美其名為由更廣泛的角度看教育,為教育注入更多元素。事實上教統會對香港教育的實質貢獻不多,因各委員多是日理萬機,一切均出於有關部門之手(十多年來,完成了多份報告)。但完成報告後,亦不管執行部門有否執行,還是被”四兩撥千斤”? (三)政府朝令夕改,家長、學生及教育工作者均無所適從 假如說教育主管部門沒有”有心人”,從沒有思所改進,那當然絕不是事實,這種說法也對他們不公平。但歷來的改革,都往往犯下一些毛病,如一些政策未作充分諮詢便出台。出了台後遭遇到反對便咨趄不前、鳴金收兵。同時,很多時候,一種政策或制度實行了一小段時間便改變,致使教育工作者及相關材料供應者均措手不及。 (四)教育部門管得太細太瑣碎 教育部門應該是不停檢討社會趨勢、教育動向,在大原則上為學校提供指引及幫助,而不是對於學校內一些細微的行政工作、教學設施,均予統一模式的嚴密監管。這既浪費教育部門的人力及資源,也使學校工作人員疲於奔命。學校既難營造本身特有校風及文化,亦使教育大大減低其發揮與積極性。 (五)教育上不同環節間脫節,各自為政 由於本港教育在歷史上一直的做法,都是在不同階段裏為適齡學童提供教育,但由於當中存在著嚴重的各自為政,以致不同階段間的教育,出現嚴重的脫節。 在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間沒有相應的銜接,各自功能的發揮也未能互相配合。中學和大學之間,更欠缺課程及學制的銜接,形成出現問題時,大學賴中學,中學賴小學的情形(如語言能力)。同時,中學與大學之間不能直接銜接,搞出一個”預料”來,不僅非驢非馬,而且造成眾多中五畢業而未能升讀中六的學生,無比再與高等教育連續。而大學又因只讀三年,她們所接受的中六學生又均欠缺廣泛知識基礎,因而直接影響了香港大學生的宏觀視野。 (六)中小學教師工作負荷過大,疲於奔命 目前,香港中小學教師除了擔任二十多三十節的課節外,尚要擔任部份學生課外活動,德育輔導,加上備課及批改作業(特別是一些語文老師須批改作文),負荷之重,是世間少有,他們不是不想多些學生溝通,實行身教,但奈何精神時間均極度不足,加上教師不受社會、學生,以至官府尊重,欠缺適當支援,因此,香港的教育工作者相信是全世界最艱苦的一群。這批前線工作人員所面對的情況,肯定會使他們在屢遭挫折之下,影響教育效果。 (七)教學語言政策錯誤,導致學歷效果低下 一直以來,由於大學只看重香港作為國際都市,需要大量具有良好英語能力的人才這一事實。而事實上,如果學生在英語能力好的話,則無論是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抑或學生本身的就業及升學都是較為有利。不過,大家就忽略了英語只是工具,並非目標。 一些同學誠然較具語文天份,可以有良好的英語能力,也可以透過英語來吸收知識、學習課程。但大多數同學以本身母語系統以外的其他語文,作為學習工具,實在是有困難的,如果勉強採用,這大部份的同學會降低其學習效果,減低學習興趣,甚至無法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因此,對這些大部份同學來說,用英語學習歷史、地理、經濟、生物等科目,結果就是使他們知識不足,充滿挫折。 而在這種情形下,接觸英語雖然多了,但效果卻並不一定好,老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困難。 最重要的,是學生的思考能力遭到靳喪。長遠而言,使學生的邏輯思維及創造能力,均大受到影響。 (八) 教育資源的不當分配 香港教育的資源真不少,歷年來由最少的佔政府支出的16%,遞增至接近五分之一。在香港沒有國防軍費負擔之下,這個數額就顯得較其他國家為大。但香港的教育經費,卻絕大部分是用在薪金方面(約佔達80%)。 (1) 經費主要用在薪金支出 這樣就極不利教育的發展,因為大部分經費都往薪金方面用去,設備及用以培養學生人格及能力的課外活動就會相對減少。 (2) 大學佔用過大比例資源 另一方面,香港大學教育迅速發展,高等教育在整個教育資源的比例上,都顯得過分龐大,因此有調整的必要。包括:其架構及教師行政人員的薪給待遇。以及資源運用上的方式。 當然,大學會認為要吸引世界一流人才,非要提高待遇不可,這雖然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吸引人才,待遇只是其中之一,如果一些真正一流人才,若他不想前來,則再提高待遇也無法辦到。現時本港大學中已有不少一流學者擔任教授或主持行政,但他們來港顯然都不是因香港大學的待遇優厚。 再而且,外國大學除政府公帑外,會有不少捐款。對於這一點,香港的大學應該在這方面多點想辦法。 (九) 壓抑私人與學是最嚴重的錯誤 香港政府在教育領域上最大的錯誤,是限制甚至壓抑私人的辦學。 香港早期以至戰後初期,香港教育主要由私人辦理(私人董事會或教會、社會)但自從當局擴展小學及中學教育,自己承擔教育主要責任後,便採取措施,使私人辦學再無生存空間(部份私立小學因與著名中學挂鉤,因而不受影響),而且誤導社會,將私人辦學與牟利劃上等號,使私人辦學者竟淪於被誤解為”過街老鼠”,其不公義之情,莫此為甚。 在大學階段,亦同樣限制私立專上院校的發展,只容許官辦大學的存在,私立大專,一概不予承認。這除了私立大專在設備、資源、學生成績上稍遜外,最主要是在不獲承認下,欠缺了生存空間。 實際上,外國不少知名大學都是私立的,她們透過師生的努力,與社會及企業廣泛聯繫,因而成為培養大量人才的學府。當然,她們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著沒有一如香港般受到政策性的壓抑與歧視。 (十) 大學三年制的不足 世界絕大多數大學均是四年制,其所以有此雷同,乃因四年才能在專業及通識上有所兼顧。大學是進入高等教育領域後的個人人格、思考與辦事能力,以至知識基礎的培育階段,故將四年改為三年,而將部份課程,安排在中六、中七,無論是對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均是一種傷害。 早期香港大學隨英倫改為三年制,當時大學教育在香港而言是精英教育,目的只是培養殖民地管治班子,那本也無可厚非,但其後科大、理大及城大卻採用三年制,並利誘會及嶺南實行”2、2、1″制,以迫使中大由4改3,實在是極大的錯誤。 雖謂大學四年非一成不變,有些學系就可能多於4年。但少於4年的則是明顯是不足,致命香港的高等教育,未能良好地達成培育完全人格與才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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