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高家裕發表文稿匯

四﹒改革開放 顯露生機 至於城市的經濟體制，主要集中在企業所有權的結構改革、管理方式、管理階層的角色的調整，與及企業內職工權責的明確化等。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與經濟有關的法規或暫行條例次第出籠，職工也打破了舊有鐵飯碗的保障，由分派工作改為招聘及求職，而雙方關係則以勞動合同來規範。職工權益獲得保障之餘，也必須交足功課，否則有被解雇的可能；這對不同的企業，特別是中外合資或外資企業更為重要。 不同所有制的不同發展 至於企業本身的所有權及營運形式，也作了重大的改革。 在過去，中國企業的所有制主要分為三大類，即「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及「個體所有制」，在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至八十年代經濟改革開放之前，由於大力推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及統制經濟，故全國絕大部份的事業單位，由大至鋼鐵、化工、石油、煤炭、糧油等巨型企業，小至城鄉零售、餐飲，甚至旅遊景點的為遊客拍攝等，都是國營單位。「集體所有制」主要在一些農村或鄉鎮的小事業，在全國經濟中所占份量輕微得多。至於「個體所有制」則更是微不足道，最多是一些理髮、補鞋或包包餃子、煮煮麵條之類，這些個體單位也不能雇用太多人，因為恐怕被認為有「剝削」之嫌。 隨著城市體制度改革，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並且所占比重及效益越來越彰顯之外，個體經濟也得到較大發展，這種原意是減輕國家負擔、讓個別人士自行集資經營的新生事物，經營專案越來越多，部份單位的資金更是越來越大，雇用的員工，不少甚至上千上百。事實證明，在利已心的驅使下，不少個體戶都有很好的經營效益，民間經濟越來越活躍，而其所經營的行業，已不僅限於早期的餐飲服務，而遍及於交通運輸、工貿製造、甚而五金交電、化工、建材業等。 當然，到了這個時候，原有結構簡單的個體戶形式已不切需要，獨資合夥等組合，無法適應資金、人才等結合的要求，於是產生了有限責任的公司組織。 本來，在世界各國、獨資、合夥、有限公司、股份制有限公司，以至上市的公眾公司，都是非常普通的組合；但長期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政經不分，及由國家各級機構一把抓的中國而言，卻是需要經過很多的摸索、驗證，及逐漸出籠有關法規配套、人事及組織關係的調整等，才能予以配合。 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在國企的改造運動中，即企業的所有權，仍歸其原有所屬的部委或省市單位，但在經營上，卻須要開始政企分家；政府單位不能硬向企業單為塞人，也不能向企業予取予攜地需索資源。 政企分家 專才管理 在管理營運上，管理階層須為該行業的專業或業內有經驗人士，要採取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責任制。效益良好的，讓其組成股份制，在國內或國外股票市場上市，以方便集資；效益不良的，通過引進外資、加強管理、增加資金、提高效益，或讓員工們與及一些有能力、有信心、願意付出辛勞，以冀得到報酬的人來承包。要不然，就讓其通過收購合併，融入一些管理素質好，盈利能力高的企業中，去蕪存菁，繼續其剩餘的生命。若真的差勁，改無可改、並無可並，惟有讓其破產，管理者及一般員工，亦惟有自食苦果，被迫下崗。這雖然會造成一些社會問題，但總不能要國家將這包袱長期背下去，這種改組、集資，或承包、破產，可說是近年老大難的國企的不同出路。 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不覺已經二十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中國確實是走對了路子，不僅定出了正確的大方向，就以改革的過程，也是審慎而適當的。當然，當中也遭遇過不少的波折，但一方面是摸著石子過河，一方面又排除了重重險阻。 首先，由於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經濟底子實在太虛弱，這固然由於長期閉關自守，勵行「自力更生」，致與世界經濟體系脫節。故鄧小平設計改革方案時，便決定先讓部份人富起來，讓一些地方先發展起來。先是局部地開放一些城市，部份成為單列城市，又成立特區，並引進外資、給予優惠；一方面製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又能夠出口創匯。然後將開放及優惠地區逐步向內陸擴散，並設立更多保稅區、開發區。 幸運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以後，香港及臺灣的製造業因成本日高、市場競爭激烈，必須另覓成本底廉的生產基地，在國內政治氣氛緩和，擁有同文同種、容易溝通的優勢，就成為了港、台廠商的首選。而且這時國際資金充裕，不少跨國企業都欲運用中國的低廉生產成本及垂涎中國的龐大潛在市場，紛紛銜命東來。在外來資金較充裕，而本身經過改革調整，獲有成效，使各級政府或企業能有較多資金的情形下，若干基本建設，如交通運輸、海空航運、原料開採、能源動力等，都有長足發展。這種硬體的配套，不僅為國家建設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也為人民生活的提升，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社會改變 引發爭論 不過，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出現過不少波折；由於經濟發展，引致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的改變，因而產生了不少問題：治安不如過往平靜，物質化使人際關係、道德觀念扭曲，貧富開始有差距，部份意志薄弱的官員，更受不住引誘，「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想法普遍存在。於是激發起部份人的不滿，甚或勉懷過去大家雖然清苦，但社會卻是更公平、道德水平更為高尚的時代。 八十年代未期，這種變化產生了不少回響，一方面是物價提升，使拿取固定收入的一般員工及政府人員生活素質下降，一方面是物資與物價失調，已到達了樽頸地帶，局勢嚴峻；此物價關要闖也難，不闖也難。 另一方面，青年學生，社會人士高呼加快改革、打擊貪汙，另一方面一些保守人士，卻大叫反精神污染，並提出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為質疑鄧小平為化解由社會主義經濟改變到市場經濟時，因出現矛盾所提出的「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講法。 幸好這種質疑，在鄧小平堅定不移的支援下，終於無疾而終。而經歷八九年六四事件，再加上以後因擔心經濟過熱而一度收緊腳步的改革，亦因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肯定改革開放，使改革再次向前邁進，而且更為深化。

五﹒融入國際經濟的新形勢 由九二年至九九年這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年代，中國無疑更加發展迅速，而且開始融入國際社會，雖然在這期間的前半部份曾經因經濟過熱，投機倒把之風前所未有；不少企業盲目擴充投資，甚至金融機構，也忘記了本身有著管好客戶存款、為需要資金的企業融資的責任，卻胡亂動用客戶的存款去炒賣投機，或是賣人情、互相勾結，使當年主管財經的副總理朱鎔基不得不緊急煞車，大聲叫停；厲行收緊放款的「宏觀調控」的結果，不少盲目投資、效果不佳的專案，應聲下馬。部份企業在融資困難之下，無以為繼，苦不堪言，經濟一時有如「雪上加霜」。這種情形，無疑使大家感受到無限痛苦，但卻逃過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 如今，亞洲各國經濟相繼有所改善，「一士鍔鍔」的中國,在最困難的時候，仍然堅持人民幣不貶值， 中國雖然遇到前所未見的新生事物–通縮，但尚幸仍有七至八個百分點的增長，這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無疑已是極為難得。 不過，話得說回來，目前中國城鄉人民存款充足，這是過去人民注重儲蓄及地下經濟（不受政府規範的環節）興旺所有以致之。但民眾消費的意欲不強，普通企業若非提出評價甚高的融資計劃，亦不容易借到錢；所以以萬億計的存款，就只好呆在銀行的銀庫中。當局一再減低息率，儲蓄存款利息已降到不足一厘，且尚要徵收利息稅，仍然無法將存款趕離銀行，引導到消費市場或股票市場，好讓上市公司較容易集資，及使股市上漲，產生財富效應而帶動經濟暢旺。原因就是大家對前景感到不明朗，很多人都深恐一旦下崗而生活無著，故寧願存在銀行，即使利息極微，也樂得有個保障。 上述的現象，筆者認為問題不大，這只不過是經濟發展上的階段性現象，經濟體制改革、國企改革、及政企關係改革引致的下崗憂慮，雖然是社會主義的中國的特有現象，但在更多與國際接軌，更多採取經濟規律的遊戲規則辦事時，這種經濟上的起伏現象，是必然會發生的。 必須調整制度以適應新時勢 筆者倒更注意的是：中國在進一步發展並與國際接軌之時，其原有「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一時之間尚未能調整至與變化步伐相適， 國內雖然強調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但很多時候，很多決策及措施，卻與市場經濟並不吻合；特別是在不少制度上，仍然未能適當地調整過來，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少窒礙。 銀行制度必須改革 筆者認為在中國經濟改革及發展中，最重要及首先要改革的環節，就是銀行體系。目前中國除人民銀行為國家的中央銀行，管理及調控貨幣政策與及作為一般銀行的管理者外，其他各類銀行都經營著存放款、融資及押彙業務。較為特殊的就是工商業單位元需要在工商銀行開設「基本戶」，以便作繳納稅項之用。若企業選擇在其他銀行開立「基本戶」，則須在工商銀行另行開設納稅專戶。 問題就在於「基本戶」的制度。根據規定，各企業單位在各銀行的戶口，除基本戶外，均不能支取現金， 而每一企業又只能選定在一間銀行中開設「基本戶」，如果支取現金，則除工資、傭金、花紅、差旅費外，就只能以「備用金」方式支取。 個別企業單位每次能支取備用金多少，由銀行視情況而決定，此外，差旅費的數量，花紅、傭金，銀行也可提出意見，甚或決定；銀行內沒有「計劃科」、審核企業牽涉用錢的一切業務計劃。這樣，銀行便成為了等同企業單位的主管機構。這種措施及企業與銀行關係，在過去勵行計劃經濟，絕大多數企業均屬國營企業時，銀行對企業的這種關係及職權，也許有其一定的需要，但當經濟發展到今日的階段，私營企業所占體積越來越大時，銀行內人員對企業存有這樣的權力，無疑會對企業發展及運作，構成極不合理的妨礙，除開部份銀行人員可能隨著個人好惡、識見而作出不正確的決定外，其對不同企業的專業及運作，是否具有確切及最新的認識，也是不能不令人懷疑的。 須知存款是屬於個別企業單位的，這些資源應如何運用，應該是企業本身的權力，企業董事會當局與及管理層，自應及自可對這些資源的運用效益及安全性自負其責。 銀行對企業的關係，是確保企業存款的安全、審慎放款，並對申請貸款者的業務、資金及營運情況，充分掌握，但不應存在賬項之審查，因這些是會計師、核數師及稅務當局的事。 營商受到太大限制 此外，目前中國對商業營運的限制過嚴，除了不少專案限制外資、或合資企業經營外，就算國內人士本身經營的，也有種種不同的限制。例如資本額、經營範圍及用人制度等。前者如有限公司的資本額，此外，經營不同專案也有不同的規定。 企業只能經營在執照上有列舉的專案，而不少專案，在獲准經營之前，都必須經過「前置審批」；不少在國外根本沒有限制的，在中國也視為特殊的領域去認真審查，手續的繁複，時間的延宕，無以復加。而每一次審批，都可能被一些經辦的個人或是一些枝節所阻礙。 在用人方面：上崗的人要有不同類別的資格證。資格證的本身，又要每年年審。除專業資格證外，尚有戶口名簿，上崗證、就業證、健康證、未婚證、或計劃生育證等。用人的機構，聘用職員時，又要因應不同人員，如外來人士、本地戶口或臨時戶口，到不同級別的勞動局登記及申請，而某種業務，又必須聘用多少個具有某種專業的人員。像這些一切由官府安排，規定資金數目、驗資、及事業單位負責人的資質核定。政府對經營專案及人員的規限，避免出皮漏，表面上是很合理，但實際上，卻對事業的建立及經營設置了不必要的障礙，把一些本應由市場決定及企業經營上的效益考慮，統統都抓到政府頭上來，以至政府不得不雇用了大批的公務人員，這又進一步增加了企業經營者費用的負擔。 所以，要使未來經濟更活躍，如何減少經營上的限制，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簡化稅制、以稅代利 另一方面要改革的問題是稅收問題。現時國內企業，在國營事業方面，一方面是受行政幹預太大，這體現在資金調度及用人方面，另一方面是企業利潤的上繳問題，這都是對企業造成極大的困擾及妨礙其發展的。 對於一般中小型企業，由於要辦的手續太多，每項又都要花費人力及收費，故使其不勝負擔。加上除一般正常的國稅及地方稅外，又有種類繁多的這樣那樣的稅捐及附加費。使中國成為除人工及租金外，全世界經營成本最高的地方之一。 在稅收上也有種種不公平現象，由於因應不同產業資金流向的調控的原因下，國家每每在一些地方或對一些特殊行業，給予優惠政策；這在早期為了吸引一些資本，到一些地方，從事某些經營，容或有其作用，但到了今日，這種不同待遇的差別，應該逐步減少，對屬於相同專案的不同企業，尤應一視同仁。 國企利潤的上繳問題，也應大幅度改革，國家雖然是國企的擁有者，但若過份予取予攜，則國企本身實難於累積發展資金，雖然若國企要發展，是可以提出計劃，經國家審批之後，可以再以專項形式撥付；但這又會很容易造成企業好大喜功、勇於發展，反正虧損了，只是國家的。 所以，未來稅務改革，應該朝向公平、簡單的方向，以稅收代替上繳，即使有所上繳，也應按一般情形納稅及保留一些發展基金以後，始作有類於股息分派般繳付給所屬部委或單位。 至於稅項類別及徵收程式，也必須簡單易行，現時納稅有所謂增值稅、營業稅、銷售稅，而銷售稅又因不同貨物品種而有不同稅率。尤有進者，小本經營的人，要去買些用以納稅的發票，往往也非常困難及手續繁複，所以很多個體戶根本就不去辦理購買，他們賣東西時也只發收據而不發發票，這樣便造成稅收的流失，也使一些企業單位出現困難，因為他們購買東西入帳時，都必須以發票作為原始憑證，沒有發票，根本不能入帳；故他們寧願加一些錢，央求那些個體戶設法找相熟的人搞來發票應用，像這類情況，雖然只出在中小型企業身上，但中小型企業的生存空間，經營順遂與否，對國家發展是影響重大的。 記得早年臺灣為防止商人漏稅，都鼓勵消費者要取回「統一發票」，因為可以參加抽獎，這個辦法，有一定效果。最近南京市當局，實行發票抽獎辦法，看來，其他各地，不妨學習學習。

六．未來發展的有利因素 中國經濟發展雖然起步較遲，但卻也有他的好處，首先是近二十年，甚至展望未來一個階段，國內外資金都非常充裕，任何基建專案，只要在商業上被計算過認為可行，都有人願意投資；任何巨大實業或服務行業，跨國企業都有興趣投入，中國只要不操諸過急，及持適度開放，則這些領域的國際企業，當可協助中國經濟發展，並對相關行業產生良性示範及競爭作用。 無需受歷史包袱負累 此外，中國無需經歷一如外國的過程，可以直接吸收當前的知識及購置最新的設備。在財資的使用上，都可以是最新及效益最大的，問題只是在於使用的人才而已。 尚幸中國對教育及人才培訓，近年不斷提升，文革時期雖然造成人才的斷層，文革後的一個階段，也未對教育給予適當的重視，如一九七八年建立上海寶山鋼鐵廠時，共花費人民幣八十億元之多，而當年全國教育經費，剛好也共只有八十億元；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越來越重視教育，高等、中學、以至基礎教育，都受到極度重視，最近統計，全國適齡兒童入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而初中入學率也達百分之八十七，是自一九九零年十個人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中，唯一能達到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諾的國家。 重視教育 人才輩出 至於高等教育方面：全國各省市建設了大量中專，本科、研究所及博士班學位，除文化、教育、藝術各科，有一定成就外，社會科學與理工科目，均有頗高度成就，其中在與國防有關的尖端科技及電腦方面，成績尤為驚人。 在國內稱為電腦的電腦的研究、發展及應用，其進展速度是驚人的，在硬體的研製上，暫時雖受到一定局限，但軟體的開發，其數量、多元化及先進程度，可謂蔚然大觀。中國人擅長邏輯思考，對各類應用軟體的設計，尤其得心應手。以中國國情，專業人員的工資成本相對仍然較低，在人力資源充分，開發成本低廉下，軟體事業大有可為；加以中國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除軟體銷售外，互聯網、網上交易、教育娛樂均大有可為。而在工商業的發展上，由於電腦的應用，無論在實業的生產、研究、以至物質的消耗上，都可以跳過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後的漫長道路，中國看來會是這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最大得益者。 重視守法、鼓勵專利 為了使中國經濟更能急速發展，與及在這個新形勢下得到最大的效益，筆者認為除上述提及的改革銀行制度、加強稅務管理，簡化納稅程式與及減少內外投資者在經營上的限制、降低營運成本外，更要強化人民守法意識，使人民知道守法、容易守法，不弄虛作假。 這除了要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掃除層層障礙，簡化行政步驟，使營商者容易經營，容易發揮；一方面加強國企改造，提高效益，另一方面則是保護、鼓勵私營環節，使更多的人將其聰明才智，投入工商業經營之中。 當局又應保護知識產權，使辛苦研究創造的人得到應有的報酬；鼓勵更多發明創造，以提升國家的生產力，及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美國自一八六零年南北戰爭以迄一九一四年歐戰期間，經濟一曰千里，可謂拜美國特別重視專利，保護知識產權之賜。近年經濟一再創高峰，高新技術不斷發展，也是發明家受到保護得享努力成果所促成。 中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需用物資自然會增多，難免會引發一些通貨膨脹。但只要通脹不太惡化，反而對經濟發展有良性作用，美國近年經濟增長達百分之四以上，但通脹卻只有百分之二左右。這是由於其經濟成長，主要是得力於服務行業，而服務業之比重，已占國民經濟體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且其成長因素，又主要得力于高新科技及資訊工業。 筆者不是說中國可以與美國比擬，但其發展模式對中國也很有啟發作用，雖然中國平均國民所得很低，但總體經濟實力，卻已是坐三望二，在高科技的日新月異及廣泛使用下，中國經濟加速前進，乃不言而喻的事。 提升公務員及企業人員報酬 剩下來的問題是，要讓握有權力、時刻可以受到引誘的官員，眼白白看到下海者財源廣進而自己只是領取微薄的薪俸；與及用盡聰明才智，將企業發展成大規模，一個決定可以影響數以億元計的企業領導人，除可在其任上享受到一些因公務而帶來的物質享受外，本身的職位報酬，與境外同任等職位的比較，有如天壤雲泥，這到底公不公平，合不合理？ 所以加強稅收，增加國家財富，提高公務員待遇，與及大幅度提高企業各級人員報酬，是未來發展經濟時的急務。我們很樂意看到國家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左右已提高了公務員的基本工資部份約百分之三十，雖然已有改善，但仍需繼續提高，因為其基數實在太低了。另一方面，國內少數大規模公司，亦實行了一如外國流行的高層人員認股權的辦法，讓他們可以分享他們努力及伴隨公司發展的成果。這對高層企業人員，肯定可以產生激勵作用。

七．結論 一個結論，中國雖然有中國國情，但多點向外學習，多點與世界接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最有利的。 中國加入世貿，在中短期間肯定對某些環節或群體產生衝擊，但長遠而言：在向外學習、科技文化交流，及逐漸撇除保護罩下，促使企業不得不自強及自我改善，提高效益、投入競爭戰場，使中國企業能夠成長茁壯，成為中國發展的一個有利因素。 展望二十一世紀，我們雖然不能說那是中國人的世紀，但只要中國循現時路徑前進，作更廣泛及更深入的經濟、政治及社會改革；加以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中國人及華裔人士，努力合作，則在二十一世紀， 中國肯定大有可為，中國人肯定可以揚眉吐氣，並使生活素質大大提升。

目錄 一、 前言 “福利國家論”與國家功能的變遷 政治理論的變遷 國家變遷的心理因素 二、 人類與社會 “人是社會的動物” 人類進化的真諦 三、 社會組成的因素 組成社會的先天因素——–人類的社會性 組成社會的後天因素——–人類的需求 人類與動物不同的原因 先天因素與後天因素的關係 四、 社會組織的發展 社會進化的原因——–人類追求理想 人類需求與社會組織演進的關係 五、 社會意識的發展 社會意識的形式 社會意識的內容 六、 社會與國家 社會與國家的關係 國家的發展趨勢 國家的要素 七、 全人類的福利國家———世界聯邦 社會演進與大同世界 大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