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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香港教育投入大，產出小的這種現象，個人認為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當政者目光短小 無論是港英時代或回歸以後，最高當局從未將教育視為應有營造整個社會精神、個人人格形成，與及發展社會的使命（無論在個人或社會，均要具有文化、技術、創意及懂得和諧合作）。 這時，教育當局，乃至整個政府，均只以分段達成小學、中學、以至高等教育的量的方面為指標，而一切資源的運用，純粹在於”掌櫃式”的經營之道，對於教育精神，百年大計的營造整體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功能方面，均全無念及。 （二）主管教育機構架床疊屋，權責不分 香港教育，一向政出多門，教育署只是政策執行部門，是管教育的部門，卻不是發展教育，為教育注入思維的部門。所有高級人員絕大多數均不是讀教育或從事教育出身的人，教育署長是政務官員，往往席不暇暖，便又可能要轉至房屋或衛生部門去。 教育署只管中小幼、成人教育，課程發展及考試半獨立，大學更非其職責範圍。其上面有教育統籌局，前稱政策科，荒謬的是教統局長過去很多時由勞工處或其他不相關部門升任，對教育既不通，又欠缺熱誠。 作為1984年國際顧問團訪港之後的產物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可說是”大而無當”，成員多屬門外漢。美其名為由更廣泛的角度看教育，為教育注入更多元素。事實上教統會對香港教育的實質貢獻不多，因各委員多是日理萬機，一切均出於有關部門之手（十多年來，完成了多份報告）。但完成報告後，亦不管執行部門有否執行，還是被”四兩撥千斤”？ (三)政府朝令夕改，家長、學生及教育工作者均無所適從 假如說教育主管部門沒有”有心人”，從沒有思所改進，那當然絕不是事實，這種說法也對他們不公平。但歷來的改革，都往往犯下一些毛病，如一些政策未作充分諮詢便出台。出了台後遭遇到反對便咨趄不前、鳴金收兵。同時，很多時候，一種政策或制度實行了一小段時間便改變，致使教育工作者及相關材料供應者均措手不及。 （四）教育部門管得太細太瑣碎 教育部門應該是不停檢討社會趨勢、教育動向，在大原則上為學校提供指引及幫助，而不是對於學校內一些細微的行政工作、教學設施，均予統一模式的嚴密監管。這既浪費教育部門的人力及資源，也使學校工作人員疲於奔命。學校既難營造本身特有校風及文化，亦使教育大大減低其發揮與積極性。 （五）教育上不同環節間脫節，各自為政 由於本港教育在歷史上一直的做法，都是在不同階段裏為適齡學童提供教育，但由於當中存在著嚴重的各自為政，以致不同階段間的教育，出現嚴重的脫節。 在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間沒有相應的銜接，各自功能的發揮也未能互相配合。中學和大學之間，更欠缺課程及學制的銜接，形成出現問題時，大學賴中學，中學賴小學的情形（如語言能力）。同時，中學與大學之間不能直接銜接，搞出一個”預料”來，不僅非驢非馬，而且造成眾多中五畢業而未能升讀中六的學生，無比再與高等教育連續。而大學又因只讀三年，她們所接受的中六學生又均欠缺廣泛知識基礎，因而直接影響了香港大學生的宏觀視野。 （六）中小學教師工作負荷過大，疲於奔命 目前，香港中小學教師除了擔任二十多三十節的課節外，尚要擔任部份學生課外活動，德育輔導，加上備課及批改作業（特別是一些語文老師須批改作文），負荷之重，是世間少有，他們不是不想多些學生溝通，實行身教，但奈何精神時間均極度不足，加上教師不受社會、學生，以至官府尊重，欠缺適當支援，因此，香港的教育工作者相信是全世界最艱苦的一群。這批前線工作人員所面對的情況，肯定會使他們在屢遭挫折之下，影響教育效果。 （七）教學語言政策錯誤，導致學歷效果低下 一直以來，由於大學只看重香港作為國際都市，需要大量具有良好英語能力的人才這一事實。而事實上，如果學生在英語能力好的話，則無論是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抑或學生本身的就業及升學都是較為有利。不過，大家就忽略了英語只是工具，並非目標。 一些同學誠然較具語文天份，可以有良好的英語能力，也可以透過英語來吸收知識、學習課程。但大多數同學以本身母語系統以外的其他語文，作為學習工具，實在是有困難的，如果勉強採用，這大部份的同學會降低其學習效果，減低學習興趣，甚至無法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因此，對這些大部份同學來說，用英語學習歷史、地理、經濟、生物等科目，結果就是使他們知識不足，充滿挫折。 而在這種情形下，接觸英語雖然多了，但效果卻並不一定好，老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困難。 最重要的，是學生的思考能力遭到靳喪。長遠而言，使學生的邏輯思維及創造能力，均大受到影響。 （八） 教育資源的不當分配 香港教育的資源真不少，歷年來由最少的佔政府支出的16%，遞增至接近五分之一。在香港沒有國防軍費負擔之下，這個數額就顯得較其他國家為大。但香港的教育經費，卻絕大部分是用在薪金方面（約佔達80%）。 （1） 經費主要用在薪金支出 這樣就極不利教育的發展，因為大部分經費都往薪金方面用去，設備及用以培養學生人格及能力的課外活動就會相對減少。 （2） 大學佔用過大比例資源 另一方面，香港大學教育迅速發展，高等教育在整個教育資源的比例上，都顯得過分龐大，因此有調整的必要。包括：其架構及教師行政人員的薪給待遇。以及資源運用上的方式。 當然，大學會認為要吸引世界一流人才，非要提高待遇不可，這雖然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吸引人才，待遇只是其中之一，如果一些真正一流人才，若他不想前來，則再提高待遇也無法辦到。現時本港大學中已有不少一流學者擔任教授或主持行政，但他們來港顯然都不是因香港大學的待遇優厚。 再而且，外國大學除政府公帑外，會有不少捐款。對於這一點，香港的大學應該在這方面多點想辦法。 （九） 壓抑私人與學是最嚴重的錯誤 香港政府在教育領域上最大的錯誤，是限制甚至壓抑私人的辦學。 香港早期以至戰後初期，香港教育主要由私人辦理（私人董事會或教會、社會）但自從當局擴展小學及中學教育，自己承擔教育主要責任後，便採取措施，使私人辦學再無生存空間（部份私立小學因與著名中學挂鉤，因而不受影響），而且誤導社會，將私人辦學與牟利劃上等號，使私人辦學者竟淪於被誤解為”過街老鼠”，其不公義之情，莫此為甚。 在大學階段，亦同樣限制私立專上院校的發展，只容許官辦大學的存在，私立大專，一概不予承認。這除了私立大專在設備、資源、學生成績上稍遜外，最主要是在不獲承認下，欠缺了生存空間。 實際上，外國不少知名大學都是私立的，她們透過師生的努力，與社會及企業廣泛聯繫，因而成為培養大量人才的學府。當然，她們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著沒有一如香港般受到政策性的壓抑與歧視。 （十） 大學三年制的不足 世界絕大多數大學均是四年制，其所以有此雷同，乃因四年才能在專業及通識上有所兼顧。大學是進入高等教育領域後的個人人格、思考與辦事能力，以至知識基礎的培育階段，故將四年改為三年，而將部份課程，安排在中六、中七，無論是對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均是一種傷害。 早期香港大學隨英倫改為三年制，當時大學教育在香港而言是精英教育，目的只是培養殖民地管治班子，那本也無可厚非，但其後科大、理大及城大卻採用三年制，並利誘會及嶺南實行”2、2、1″制，以迫使中大由4改3，實在是極大的錯誤。 雖謂大學四年非一成不變，有些學系就可能多於4年。但少於4年的則是明顯是不足，致命香港的高等教育，未能良好地達成培育完全人格與才能的使命。

因應上述香港的教育上的缺失，為了使香港面對21世紀的中國、世界，特別是本港的新形勢，筆者僅提出下列建議： （一） 改組教育部門 為了避免部門架床疊屋，以及將整個教育問題視為一整體來進行改革，除已有計劃實行的局署合並之外，教育部門應重組為： （1） 高等教育處 （2） 中等教育處 （3） 初等教育處（包括幼稚教育、社會福利署不再辦理幼兒教育服務）。 （4） 特殊教育處：包括成人教育、特殊（特優或學習障礙者）、職業教育、及與政府各部門配合的社會教育。 （5） 規劃處：掌管建校、遷校、工程監督與審查。 （6） 政策處：包括教育政策的擬定、制定的改革及各類調查研究。 （7） 財政資源處：掌管大中小學的資源撥付及運用的檢討（大學資助委員會可以功成身退）。 （8） 人事及行政處：掌管內部行政、人事及教師學校的註冊問題。 （9） 課程及考試評審處: 須注意的是成立高等教育處，並非干涉大學的自主，但政府應制定統一的”大學法”，讓有條件的院校可以自行輸而不倚仗公帑。 對於一些私立大學（未來）或超乎院校本身的大學教育問題，如聯招、協調穩中有降大學間的某些措施，應由高等教育處出面協助。 其餘不同部門的職責，可以顧名思議，不贅。 （二） 根本改變大、中學學制 現時中學5年，預科2年及大學3年，明顯存在缺失，絕大多數大學的教育行政及工作者均知之甚詳，現在是將3年改為4年的適當時間，實無再猶豫的必要，改制後，中學重新改回6年，（或3年初中、3年高中）只舉行一次高中會考，大學憑會考成績、課外活動表現來錄取。 （三） 大學要進行重大改革 （1） 大學之合併問題： 目前大學數量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最近有論及大學合併的問題。關於這問題，筆者認為：節省資源、爭取成為名牌大學，這都是理由，但也不完全是理由。因為名牌大學的成立，並非由合併便可促成。合併有很多好處，有利於成為名牌只是其中之一。而成為名牌，合併也只不過是極多因素中之一個而已。 不過，大學進行合併，現時正在好些地區流行，那是基於資源分享、互相支援的因素，而不是要成為名牌。 大學合併可以通過”聯邦制”進行，這樣便不會使”諸候”有失其封國的感覺，或產生被吃掉的心理。 發動大學合併可由政府發動，亦可由院校之間達成。 香港人慣常自由批評，政府也從沒有表達過對大學有”話事權”的做法，故最好是經由院校達成協定而由政府支持（批准），如由政府發動，便必須由院校師生同意。以香港文化，暫不宜盲婚啞嫁。 （2）政府應制定”大學法”，讓私立大學有生存空間: 政府應制定大學法，而不必像過往為每一所院校制定單行法。政府應該鼓勵私人辦學，不必全由公帑支援。 （3）檢討大學經費的運用: 現在撥付給大學的經費，已成為財政的一大負擔。這固然是政府應該負起的責任，但私立大學完全缺乏，也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大學行政及教員的數量是否過多？薪金是否過厚？也有其檢討的必要。 又如資深的大學教師（包括中、小學）的公積金為什麼會比其他公務員要多？教授及講座教授的待遇，與其他地區的比較如何？是否會變成”學閥”？研究費用的運用怎樣？有無存在有些不足，而另一些又過多的情況？ （4）大學應開發技術及轉為商業用途 大學所獲撥付費用，除一應與其教學及研究成果挂鉤外，更應以其是否能為經濟或文化作出貢獻為其發展的條件。大學不僅應要求其研究部門在某些階段要有可作商用的成果（科技研究之中心），並應儘量吸引企業捐助及投資於研究工作，所得成果，可以大學與企業共同享用。 （四） 明確母語教學的語言政策 正如國際顧問團所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如香港般，採用非母語作為教學媒介。事實證明，這方式對香港學生傷害至大，得益者只是部份語言天份較佳的學生，一般學生無法通過較多的接觸來提升他們的英語程度，因為他們的其他科目老師，也不擅長英語，學生反而多花了時間在其他科目，效果奇劣，並從而減少了專心學習英語的時間。 故當局應該明確在大多數學校中推行母語教學，只在小部份傳統上及學生能力上，能夠勝用英語作媒介的學校中用英語教學。 實際上，一個國家基地區之進步與經濟發展，與其是否採用英語並無直接關係，最重要是思維能力與創造能力。筆者這樣說並不表示不同意英語的重要，相反的是在認同英語重要之餘，要找出一個有效的辦法。 在母語教學推出後，遭遇到不少家長及社會人士反對，特別是策推出來之時，若沒有人反對才怪呢？教育當局假如不堅決認同一個政策，便不應推出來，若認為正確無訛，便應義無反顧地推行到底。 筆者也認同可以保留一些英語教學的學校，俾那些適應這種教學的人就讀。只是不應因有人反對而改變，而是認真透過客觀的評核制度去堅決執行。 （五） 減輕前線教師工作量，增加與學生接觸時間 由於教師是教育工作的最前線人員，其工作情形關係於教育成敗。但現時教師的工作量，實在多得驚人，因此當局應該變管齊下，包括： （1） […]

每一們社會或國家的興旺發達，雖然關係於很多因素，但教育的成敗，則肯定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香港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一直都處於增長狀態，香港的教育，是其中一個因素之一。然而，香港過去在教育上投入的龐大資源，不可謂不多，同工們之辛勤努力，亦不可謂不大，但其產出的效益，本來是應該還可以更好的，但是現實上，卻是投入與產出的不相稱。 造成這種情形，乃在觀念上、制度上、管治文化上、以至課程設計、評核方法等，都存在著很大的缺失。 自90年代中期金融風暴之後，香港雖然在回電子錶後帶來不少有利條件，卻礙於大形勢的轉變，香港面臨結構性調整而未能夠適應，這與過去教育不完善有著密切關係。 展望未來，香港能否適應，甚或渡過危機，超越未來，很大程度上需要香港教育作一根本改革，以與之配合。 本篇謹就個人管見，提供予有關方面及關心香港教育者參考。 希望所有有心人，均為改進香港教育而付出一些心力，提出意見，以建立一個更適合於我們子弟及子孫生存的社會。 高家裕 2002年10月18日

– 前 言 – 香港近期經濟呈急劇衰退現象，不少人都歸咎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 這固然是不能忽視與極為重要的因素，但假如將一切責任都一股腦兒的推在這次東南亞危機上，未免太過卸膊。 特別是若未能使社會徹底認識香港過去長期以來實在太自我麻醉，政府當局又自詡”高效率”之餘。卻從來未好好地為香港未來經濟建立強力穩固基礎而做點事，以致長久以來，由政府以至工商各界，都在”假、大、虛”之下，”夜郎自大”。使本港經濟基礎虛弱不堪，根本無法適應香港所面臨無可避免的轉型；過去只是危機未到，各毒仍然隱藏著，未發出來而已。 若我們不能認識此點，徹底改變過去的錯誤觀念，以及徹底改變過去的做法，則當東南亞金融風暴過去（或遲或早必然會過去），香港經濟不僅不會如某些人所想象，會比其他國家恢復得早；相反地，當被認為結構十分差的其他國家都已恢復過來時，本港仍然是一蹶不振。 這不是筆者危言聳聽，事實上，筆者也希望不會如此。但若我們不認識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不痛下決心，在心理上、做法上、結構上作徹底的改變，則香港經濟之衰退，社會局勢之不安，將會不知伊于胡底！ 關於香港經濟所面對的危機，過去本人亦面陳于財政司司長，記得在年前的一次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的晚宴上，作為當晚主講嘉賓的曾蔭權司長發表完一番極為樂觀、本港經濟如何穩固，財政如何健全及豐富的演詞之後，本人即向曾司長表示：曾司長所據以推測未來經濟走勢的只是過去的資料，事實上當時筆者即已指出：香港已面臨由經濟以至政治、社會各方面整個結構性之轉變；但政府以至社會，均欠缺心理準備及預為規劃。特別是香港其實已處於泡沫經濟的後期，隨時有”爆煲”可能。 最嚴重的，就是政府根據泡沫經濟假像預估未來收入，甚至以一些短期及不穩定的收入，作為恒久收益，並據以編列一些長期性，但屬消費性（起碼不是有生產效益或投資回報）的支出，將來一旦經濟衰退，預算歲入未如預期，而支出卻無法收縮時，則大家雖無所預測，但卻出現無可避免的赤字時，將會是極大震撼。 當時筆者特別提出”水落石出”的預言，所謂”水落”，就是收入回落，”石出”就是支出所突顯的赤字，當時曾司長不同意在如此強勁的經濟下，會出現如筆者所言的情況。但當時筆者即已強調，企業的盈利不會年年增加，其所交稅款也不會永遠一如過去的大幅增長，高峰之後會放緩、倒退，如情況惡劣，甚至可能要退稅給各大企業。 此外，如賣地收益、買賣樓宇以至證券交易的印花稅，也可能會大為萎縮，這樣一來，如政府為因應政客的一些好心的要求而不斷增加各式各樣的支出，將會成為無法回降的長期負擔。 過去筆者所指出將會出現的情況，今日已陸續出現。由於現時大家都有目共睹，感覺上已變得平平無奇，但筆者要進一步指出的，就是香港的危機，不僅僅是東南亞金融風暴，而是缺乏實質基礎，無法應付當香港某些過去本來是優點，但現在經已褪色之下，又面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還有，就是未來將會長期困擾香港的就業問題如何解決？ 假如以為香港失業率提升，只是短期現象，金融風暴過去，就雨過天青，那就大錯特錯。 以下，筆者將提出解決本港失業問題的方法，方案分短期， 中期及長期。 短期性主要是增加工作職位，也只能是局部的做及局部的效果，香港現在是三毒俱發 （1、東南亞金融風暴，2、泡沫經濟爆煲期，3、長期自我麻醉、基礎虛弱，無法適應政治、經濟、社會的結構性轉變）。 中期性的是要教育香港市民政改變觀念，認識未來香港不是過去的香港，要識得”馬死落地行”。 香港政府大小官員，特別是決策階層，更要自我教育：要開始識得社會同進退，不能再有過客心態，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鍾。 此外，政府及花費公帑的機構，要徹底改變用錢的方式，尤期是職位結構及薪級制度要全面大革新。 長期性方面：則要充分認識香港過去過分自我麻醉，欠缺危機感，以致由政府到工商各界，都未有為香港作長期規劃，埋下今日的危機。 政府必須打破過去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其實是偷懶、塞責、加上無能、不識）認清形勢，要主導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不用擔心防礙其他經濟環節的發展。 同時要認清我們的大後方中國腹地，雖然會繼續成為支援我們的有利因素，但同時我們對國內改革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日後將會有若干改變。 國內利用香港的地方，部份會繼續或加強，但很大部份將會褪色。過去國內為本港廠商生產的情況，在方式上將會有所改變，在互相依存之外，容或會出現競爭局面。香港人必須自我改變，適應未來，自求多福。 我所提出的許許多多的方法，免不了會觸動一些人的利益，無可避免地會遭受到抨擊，但在做好人與做好事之間，筆者寧願選擇後者。

若干年前，當歐美國家失業率動輒在8 ~ 9%，而本港只有不足2%時，官商人等莫不自鳴得意。 但今天零售業、飲食業、旅遊業，以至金融、服務行業等，紛紛出現倒閉、裁員，本港失業大軍陣容急劇增加，政府近期公佈數位已達3.9%,勞工團體的數位遠更超過政府資料。 本人則認為同今年暑假以後,本港失業人數實際會超過5%,加上半失業或吊鹽水狀態者,本港失業、待業、開工不足的，肯定超過8%。 這不是最壞的數位，本人預計未來兩至三年，情況最惡劣之時，本港失業人口將達7.5%，連同開工不足者合計，肯定超過12%。 別以為本港會很快復蘇，特別是不要以為亞洲金融風暴過去，香港會比其他國家更快恢復過來。 由於本港是”三毒俱發”，金融風暴只是其中一毒，另有二毒是”泡沫經濟”及”結構脆弱”；泡沫經濟勢必要香港人付出五年以上的休養生息期，加以過去使香港經濟發熱的條件已時移勢易，香港人生活勢難回復舊觀，香港經濟好轉時，失業率降低，但經常保持在家5%以上，會成為未來的正常狀態。 那么，如何幫助失業人士？ 有人主張發放”失業救濟金”，這提議獲得附和者不多，港府現時亦無意採取此議。本人認為此議乃為明智之舉，因失業者如有了救濟金的”安全網”，便會對其找工作的積極性降低，並會對服務條件之要求提高，反正目前已有”綜援金”的設立，已可作為輔助性的支援。 個人認為短期性解決失業問題，雖無效用龐大的靈方，但一點一滴的辦法，也該還是可以有累積的作用的，譬如： <壹>減少外來人口或外地勞工 （一）、停止輸入外勞：當香港處於經濟蓬勃期，為免本港生產成本高漲，引入外勞的方式不失為可行辦法；但在可預見的未來，香港將有一個長期的經濟低迷，則外來勞工應接近完全停止，除了一些極度專業而本港確無此類人才之外， 不應以任何理由輸入外勞（包括訓練，除非本港機構在國內成立單位，一些專業性或管理性職位人員，須來港接受中短期加強性的訓練則作別論）。 （二）、減緩新移民入境步伐，為家庭團聚或其他必須性原因，批准其入境，固為人道上的問題，但新移民增加了職位需求的壓力，而有些批准了數名子女來港，而母親未獲批准的，也使這些身為人父者放棄工作，在家照顧子女，因而增加了社會的負擔。因此，本人提議與國內有關當局協商，暫時性的減低單程證人士來港，為期約兩至三年，屈時再行檢討。 （三）、獎勵將家庭安置在國內者：對於那些有資格申請妻子、子女來港，或已來港而願意回國內居住者，港府不妨酌量發予津貼，一方面避免單親父親停止工作領取綜援金，另一方面要使香港人明白：未來本港及國內關係會更加密切，隨著國內的進步，仍要將子女家 人接來香港，對已、對家庭，以至社會，都不是明智選擇。事實上，在1949年前，本港居民的家人，在國內生活的極為普遍；未來中港關係，應使這種情況更大為增加。 （四）、逐步減低菲傭人數，由本地工取代： 另一個要檢討的外來勞工問題，就是菲傭問題：過去香港經濟蓬勃，為釋放家庭主婦的生產力，使之投入香港人力市場，利用外來雇工，實為一個具有效益的做法。 但日後情況將會改變，隨著失業問題的嚴重化，將會有更多婦女或男性，願意作為鐘點工或全職家庭雇工。 其次，過去有很多本身出外工作者，其所能賺得的，只比夠請菲傭多一些，但她們不願意留在家庭，這些人實在應留在家中，多點時間親自照料及教導子女，一方面避免香港經濟調整，加強家庭關係，間接亦有助紓解本港失業問題。 過去本港中等或稍下家庭，其實是存在著濫用傭工的現象，原因是雇用菲傭的相對成本不高。 故本人主張開始檢討菲傭政策，減少菲傭入境，必要時實行定額制，長遠而言，不妨開徵菲傭稅，一方面增加雇用菲傭者的成本，另一方面可將稅收作為培訓，甚或階段性的津貼願當傭工的本地人之用。 本人深知此議之可行性，必然會受到眾多人士質疑，對於那些正在雇用菲傭的人，更會極力反對；在政府不會做為人反對之事的原則下，相信不會考慮此議。 但類似職工稅的做法，不是全無先例，如現時申請外勞入境也要附加一些培訓費用，紅勘海底隧道收費，加5元也不是隧道公司的收益，而是由政府收取，所謂寓”減”（減少由紅隧過海的車輛）於”加”（費）。 <貳>加強某些部門的人手: 過去政府或運用公帑的部門，長期以來出現結構性的謬誤，在上位者分工太細，職位太多，支出過於龐大，但在下位者人手不足，工作量大，但收入微薄，故在謀求解決失業問題之余，應趁機加強某些環節的基礎。 （一）、增加學校教師及職員的比例 香港學校的工作人員，不在於待遇不夠高，而在於工作太過繁重，無充裕時間在學業及品格上指導學生，自己亦存在著教育工作者的認識，與社會嚴重脫節的現象。故本人提議： （1） 逐步分期實施減低中小學每班人數至不多於三十人，而每一位教師教節初步減少至每周25節，最後則是20節為目標；另每校應增加兩名文員以協助教師文件性工作及推動課外活動等。 本人預料這個部份最終可增加雇用一萬名教師及五千名學校文員。 這一提議， 不僅是單為解決失業問題，最重要的是改正過去對教育的失誤及加強長期性的教育投資。此一計劃最終每年要多支出25億元，但就創造了13,000個工作，也為刺激香港經濟投入了新的資源。 經費來源，可由以下幾方面籌措： A、 放緩教育職系的加薪幅度，甚或降低新入職者之薪金（此議料會遭遇反對，一如現在擬在醫療職系中實施者一樣）。 B、 縮減同職系中不同職級的薪金距離。 C、 重新檢討及嚴格控制大學環節的資源運用，包括他們的研究費、開設科系，收生情況、教職員薪金等，這不是干預大學自由，而是長期以來大專教育成為了香港一個效益與投入不成比例的環節；近年各院校過份擴充的情況，已引起更廣泛的開注。 筆者相信，在不影響大學教育質素之下，應可撙節足夠資源，轉移加強基礎教育，（學前教育也應增加撥款資助，以提升教師的質與量）。 D、 仍有不足，應由政府增加撥款。 （二）、增加醫院環節的初中級人員。 香港醫療服務，說來較諸不少地方為優，但仍有不足之處。根源在於中初級人手不足，資源分配不平衡。當局應趁這個機會，加強招聘及訓練中初級人員，包括護理員，以至清潔工等。 筆者建議醫管局在現有人力體制基礎上，分三期增加議理人員1500名，各類技術輔助人員（包括配藥員）300人，文員300人及初級員工300人。 筆者估計政府會因此多支出超過四億元，但若重新檢討醫管局資源運用情況，政府可節省若干資源，故實行增加上述人手，也只需稍增撥款。 這樣，一方面可加強醫療服務，亦可提供部份工作崗位。 （三）、增加市政署、房屋及一些部門的部份人手。 筆者提議下列部門應趁機會加強服務。 （1）、市政事務署應加強人手檢查街市，食肆，港九新界約增加高級督察，督察200人。 （2）、消防事務處應加強工商業以至住宅樓宇之巡視，並加強有關防火教育。為此，該處應增加督察及聯絡員（不妨考慮新設立防火聯絡員並加強教育）約300人，加強人手巡查後，對違反防火條例者應加強檢控。 （3）、房屋署應增加各屋村清潔工人手，如清理垃圾已交由承辦商處理，則應提高要求，加強監督。務使居民生活得到改善。 上述各部門增加人手，只是舉例，基本觀念在於加強服務，提供職位，過去各部門之不同類型巡查工作，往往未見積極，除人手因素外，對要求及監督有時欠缺認真，亦是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