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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莫雲漢博士為珠海書院副教授，此篇《水塘山下–尋找童年的故事》是莫博士在2002年5月4日”珠海書院校友會”舉辦《香港的故事（2）座談會》的講稿。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此文日後將會連同其他文稿由珠海校友會結集成書，作為該會同人對發掘香港故事的貢獻。此文稿版權屬莫雲漢博士及珠海書院校友會所有。 月前, 財爺梁錦松一曲, 掀起一片懷舊潮, 電視借機重播這部舊劇, 當年的社區, 人物等舊貌, 再現眼前。這不禁勾起我的童年故事, 時維上世紀之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 我是在水塘山下成長的。如果獅子山下是象徵七、八十年代的香港, 則水塘山下, 便象徵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了。所謂水塘山, 位處油麻地的京士柏, 山上不見水塘, 只有氣象台的貯水池。放學或假日, 我都會與同學或鄰居, 走到山上打球, 捉金絲貓, 煨番薯, 摘樹葉標本等。從這裏可俯覽油麻地, 而油麻地一帶, 是低下層集居地。此處有生果批發欄, 蔬菜批發欄, 大笪地, 避風塘等。淩晨四時左右, 區內外小販便到菜欄果欄入貨, 準備一天的工作。而我現在只想介紹一所專播影二輪粵語片戲院的裏裏外外, 從而一睹當年的社區風貌。 這座戲院, 名為「廣智」, 位在現今油麻地圖書館後之停車場處, 即廟街與甘肅街之交界。戲院的面積不大, 但座位分有前座 中座, 後座及樓座, 票價依次為兩角, 四角, 六角及七角。我童年就在廣智戲院的裏裏外外渡過。每逢上影黃飛鴻片或曹達華的武打片, 例必捧場, 一張票有時還可以兩個人進場, 而兩張票三人或三張票四人進場, 則視為「奉旨」, 守門的少有囉唆。院內座椅, 都是木板硬凳, 時有木蝨為患, 又沒有冷氣, 幾把大牛角風扇弔在行人通道頂, 如果坐近風扇位, 除了聽到虎虎風聲外, 還吹得一頭亂蓬, 散場後要梳理一番。至於銀幕, 只是一張白布, 影片就投射在白布上。左側另有一個白布小銀幕, 用來播影宣傳或廣告的文字。看戲的人, […]

廣東省長盧瑞華在深圳、東莞市領導陪同，及香港水務局官員參與下，主持了東江供水系統第4期擴建工程的金湖以北33.5公里密封式輸水管道啟用儀式。在盧省長按下旗嶺泵站中心控制的泵組啟動鍵之際，大量清潔水源即由巨大管道中沖向香港方面去。 7千多人8百天日夜趕工完成 這一部份工程由7,000多名員工，在800多個工作天里，日以繼夜奮戰之下，提早7個月完成，其餘18.2公里的C段工程，亦可在今年8月全部完成。 促使東江供水系統進行第4期擴建工程，乃由於東江供水系統所經之地，人口日多，工業及農業廢料污染，其原有主要河道石馬河日趨嚴重。在要確保香港及東莞、深圳沿線居民食水質素下，乃有此項工程的啟動。 工程共耗資49億元人民幣，其中25.3億元由香港預付水費支付，其餘23.7億元則廣東省政府或相關地方共籌。 水頭充足，仍要買水流入大海，港人均有微詞 由於香港須先行墊付25.3億元水費，加上粵港簽署供水協議後，儘管香港經常因兩水充足，而水塘滿溢，但礙於協定，不得不接收協定規定之水量，而被迫將不少用錢買來的水放諸大海，造成大量浪費，不少市民及輿論界，均認為政府未能與廣東當局減少供水而頗有微詞。 但另一方面，以廣東省立場而言，建造東江供水系統，無論在建設、擴建及維修方面均所費不貲，其成本有賴供水收入來抵銷。加上兩水充足或水旱嚴重，香港及東莞深圳地區情況亦屬相同，在水旱之時，廣東都會維持對香港供水承諾，若是水頭充足便要求減少供應，未免說不過去。 東江之水越山來，既屬經濟也是政治 其實，”東江之水越山來”，對於粵港關係，既有經濟上的因素，也有情感上的因素。 在經濟上，當中有各自的算盤，另一方面也有互利的因素。 由東江水的供應與擴建歷史，可以看出香港與廣東，以至整個中國，在不同時都有著不同的政經關係。 大家都知道：香港在南京條約中割讓予英國，又在1899年北京條約中，將新界租借予英國，一直以來，都是把香港視為對中國貿易的跳板，所以香港人口不多，也無工業可言。因此，在二次大戰前，港島的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與及九龍的城門水塘，石梨貝水塘等已足敷應用。 圖片說明：1963年香港水荒期中，居民取水的”水桶陣”。 戰後人口大量增加造成水荒日見嚴重 然而戰後香港湧現大量新移民，人口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一下子增加至300萬人，水塘大大不敷應用，不得不擴建大欖涌水塘，及大嶼山的石壁水塘。 由於香港受地理環境影響，無法建造太多水塘，因此香港市民一向飽受缺水之苦。每年夏天，幾乎都要制水，或每日縮短供水時間，如晚上10時以後，早上6時之前停止供水。最嚴重的，在1963年之時，曾經試過每隔4日才供水4小時。 由於當時香港樓宇多數只3、4層高，自來水自樓下向上輸送，因水力不足，若樓下開了，樓上住戶便無法取水，因而”樓下閂水喉”之聲不絕，成為香港一大奇景。 “街喉取水的水桶陣”與”樓下閂水喉”叫聲，成為香港奇景 這時，香港住戶不求取得用水，都將鐵罐搬到街上公用水喉取水，以至取水水桶排成長龍的奇觀，處處可見，爭水打架，更是司空見慣。 對於用水大戶、如酒樓食肆、洗衣館等，往往雇用車輛，到新界河流抽水，（當時新界人少，河水清澈），香港政府，一方面禁止市民用食水洗車淋花；另一方面則派大船到鄰近地區買水，然後返運灌注在水塘內（大欖涌水塘）。 當時作為香港這殖民地的宗主國–英國，雖然新中國成立後，已基於政治及商業等因素的考慮，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因英國與美國極度友好，而美國自韓戰後，便一直與中國處於尖銳對立狀態，所以英國對中國絕非友善，港英殖民地政府也處處打壓，親中的左派人士。 周總理撥巨資興建東江供水系統 雖然如此，也雖然當時中國經濟仍然落後，財政也極度緊湊，但鑒於香港同胞血濃於水，所以在周恩來總理親自處理下，廣東當局與港英達成了由東江提供香港食水的協議。而周總理亦批出了3,584萬元人民幣的專款，作為東江水工程的建設費用。（當時申算港幣約1億元） 中國對香港提供東江水，雖然有”生意”的成份，但主要因素卻是幫助香港解決食水問題，但港英政府卻不欲讓這至為重要的的食水問題，受制於中國共產黨所管治的北京政府，故一方面加緊建設船灣淡水湖及萬宜水庫，（二者均是依山嶺，海峽形勢，在海邊將一些島嶼用堤壩連接起來，形成一個龐大的人工湖。故最初之時，兩個淡水湖的水質，均略帶鹹味），另一方面則耗巨資建造了一個世界最大的海水化淡廠。 為防受制於”中共”，寧耗巨資建成”大白象” 當時海水化淡廠的建造費用達3億多元，是整個東江水工程的數倍。化淡廠每年均須龐大的維修費用，並由日本人管理，故所化出來的水的成本，較江江水貴百數十倍。但港英政府仍然不惜工本，建設了這頭”大白象”，以至化淡廠落成後，根本未正式投入，生產過淡水，供應市民使用。至90年代初期，港英終以不勝負荷其維修費用而將其拆卸。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英關係改善，特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日趨密切，所以中英之間，粵港之間，亦有較多對話。從而改善彼此政經關係，東江之水供應香港者也日多。 江江供水系統自1964年2月動工，至1965年3月1日起正式供水。 屢經擴建，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 嗣後，輸水系統工程，經過70年代、80年代，以至90年的擴建，擴建規模一次比一次大，廣東當局投入資金，總計達20億元人民幣。（當時約申算為30億港元） 每年輸水量，也由最初的600多萬噸增加至17.43億噸；46年來累計供水量200億噸，當中130多億噸是供予香港的。而3次工程所挖掘出來的土石，達4千多萬立方米，足可由深圳堆起一條寬10米，厚1米的道路，直至北京。 債務重組，注入粵海集團 東江供水系統，原屬廣東省的”國有資產”，但在20世紀最後10年，廣東省主要企業之一的”廣東信託投資公司”及”粵海集團”先後擴充過速，無法應付亞洲金融風暴後的打擊，前者宣佈破產，後者則在龐大資產撇帳後，資不抵債及無法支付到期利息，不得不進行債務重組。 由於粵海總負債達200多億港元，廣東省政府委任原建設銀行行長王岐山為常務副省長，專責整頓粵海集團，並委任美國”高盛投資”為重整債務的顧問。 在眾多債權銀行當中，雖然知道難免要將頗大比例債務撇銷，但為表達誠意，挽救粵海集團，廣東省政府也得要向粵海注入有真正實質收益的資產，使各銀行能有所收益，向股東交代。 廣東省政府為爭取各債權銀行對重整債務的計劃，乃將東江供水項目注入粵海，作價近50億元。 所以，今日東江供水項目，是粵海集團的主要資產，而廣東省政府，只是間接持有工程項目。因此粵海集團是一間由廣東省政府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即一般所謂”紅籌股”。 水質污染堪虞，改全封閉式供水 對於這次東江供水進行第4擴建工程，主要在於深圳自成為經濟特區後，迅速成為華南的一個大城市，人口近300萬，而東莞亦因外來投資眾多，已成為了一個龐大的加工市；外來人口比本身人口還要多幾倍。因此，不少工業、農業以至生活污水，污染河道，使香港市民飲用之水質，有劣化之虞，因而有此4期擴建的工程。 此密封供水系統工程，耗資49億元，由於香港是主要的受供應者，在粵港協議與及中央計委會批准下，乃有此一港方預付水費及廣東籌措其餘部份的融資計劃。 全部工程完成後，供水規模將達到每年24.23億噸，其中11億噸供應香港，其餘則供應深圳8.73億噸及東莞沿線4億噸。 國際同類工程中，具有3項”世界第1″ 新系統抽水量達每秒100立方米，淨揚程25米，渡糟規模累計全長5,811米，且每日可處理400萬噸源水，均屬世界同類工程中之第一。 對於此一偉大工程之造福香港及附近人民，溫故知新，是蘊含著千絲萬縷的粵港政經關係的。

在香港回歸後，經濟下滑、失業率高企、港人生活遭受到嚴重困難，在國內經濟日漸好轉而又大力支持香港之下，中央決定開放國內一些主要城市居民，可以以個人身份到香港旅遊探親，對香港經濟大大鼓舞。 單以今年8月份計，訪港內地人士便多達90多萬人，而香港旅遊業的零售商，對這些內地遊客無不笑臉相迎。據統計，單是這一個月，以每名遊客消費5,000港元計，香港就可以得到40餘億港元的收入。 一個月內90萬內地客，帶來40多億元消費 怪不得油麻地一間以做內地遊客生意為主的國貨公司，挂出了鬥大個字的“熱烈歡迎來自祖國內地的親人”的巨大條幅了。 不過，在僅僅23年前，香港對於數量龐大的法入境的大陸來客卻採取了即捕即解的嚴厲措施。 這一措施是在1980年的今日（10月23日）由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宣佈的。 由於由大陸以非法方式來港的人越來越多，故不得不採取此史無前例的措施。 中港關係從來密切 本來，香港與中國、特別是廣東省關係密切，當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而將廣東南面的新安縣（寶安縣在滿清時代的名稱）南端的一個小島——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以至後來英法聯軍之役後割讓九龍公司（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與及1898年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而將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租借予英國時，中國人都可以自由進入港九新界。 所以，香港人口除原有寶安縣（民國以後，新安縣改稱寶安縣）的客家人外，每多廣府及所謂4府人（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等縣），或珠江右岸的東莞、寶安、惠州一帶移居香港的人，再遠一點就是五邑（臺山、新會、恩平、開平、鶴山）以及潮汕、海陸豐一帶人士。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邊境開始關閉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由國內移居香港的人口大量急劇增加，香港人口由戰後的200萬人一下子增至300多萬人，而這些新增的人口都是在短短一兩年間南移到來的，當中也包括不少江、浙及上海一帶的人士。他們帶來資金、技術，在香港建立了當時對香港極為重要的紡織業。 在這個時候，中國及香港均仍然開放邊境，直至1950年2、3月間，中國才關閉邊境，所以出境者均須獲得批准，領取通行證﹐而居住在香港的人，也須在入境時領取“介紹信”。到達其“鄉下”、或要到的地方時，要向當地公安機構申報，並從而獲得“糧票”，才可以購買米糧或在食肆用膳。否則，親友家人也無法招待。 62年發生大逃亡潮 由於當時國內經濟落後，加以在政治上屢屢發生運動，在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加以特大天然災害，國內發生嚴重災荒，所以國內雖然嚴禁未經批准者出國，但仍經常有大量鄰近地區人民由陸路或泅水進入香港和澳門﹐其中尤以香港的人數最多。在1962年時更是到達高潮，由內地非法進入香港的人，越梧桐山、泅過深圳河，可以說是漫山遍野。 香港初時對來港者持歡迎態度 當時不少香港人都到新界尋親，香港市民也對這一數量龐大的祖國來客無任歡迎，給予他們熱烈接待與支援。而事實上，這批人成為了香港工業正要發展時的生力軍，為香港經濟起飛提供了重大貢獻。當中也有不少人經過努力，創立了自己的事業，成為香港經濟當中重要的構成部份。 由於後來由國內非法來港的人越來越多，故港府在70年代採取“抵壘政策”，即在邊境採取即捕即解，但如達到了市區，則可以到移民局申領身份證。 此一政策實行多年，但後來由於香港社會不勝負擔人口增加的壓力，也不欲“抵壘政策”對非法入境者產生鼓勵作用，因此在1980年10月23日，由麥理浩總督宣佈這一在市區也實行即捕即解的政策。 這時，中英還未就香港回歸問題展開談判，中國實行經濟改革亦只在初始階段，尚未看到有重大成效，故香港當時宣佈新措施，實有其不得不爾的因素。 即捕即解，市民均須帶身份證出街 當時的措施包括：任何非法入境者無論在什麼地方被拘捕，便實行即捕即解，不再給予時間讓其自行離境。政府並給予非法入境者以三日持赦時間，讓其自首。 當局會搜查可疑的地方，並在街上隨時進行抽查，市民須要帶備身份證出街，任何人在被查問時若未能出示身份證便會被檢控。 對於收留非法入境親友的將會被控協助及教唆非法居留本港，而雇用非法入境者工作的雇主，也會受到嚴厲處罰。 在邊境架起高高鐵絲網，阻止非法入境 為了阻止非法入境者，港府更尚深圳及邊境建立了十余英呎高的鐵絲網，並經常派出英軍“穿山甲”部隊巡邏。 不少外國遊客欲一窺他們所認為的中國的“神秘”國度，都會登上勒馬洲（今稱落馬洲）旁邊山崗公園，遠眺及俯瞰鐵絲網彼方的田野。蓋當時深圳特區還未設立，現今已成高廈林立的現代化大都會的深圳，當時仍是一片農田。 中港兩地20多年來，此消彼長，情況變化之大實在驚人。 20多年來，此消彼長令人唏噓 六、七十年代港人肩挑背負，在尖沙咀火車站排長龍，將衣物糧食送回國內親友，又怎會料得到踏入21世紀，回歸以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籌莫展之下要有賴於中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施以援手，盈千累萬的大陸來客成為刺激香港經濟走出穀底的豪客呢！

《大公報》為加強與香港教育界及學校方面的聯繫，除近期推出了一些如加強報道學校訊息、為訂閱之學校提供半版的介紹學校的特刊專欄，以及在“通識教育”科等編寫資料，協助同學們對這新設的科目能有多點幫助。 此外，該報並在 9 月 22 日週六的中秋節前幾天，舉行了一個名為“賀國慶迎中秋”的午餐會，除由該報眾主腦、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董翠娣和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副常任秘書長葉曾翠卿等主禮外，並請來了“阿叻”（陳伯祥）等多位歌、藝員助興。 教育界精英、知名人士濟濟一堂 至於被邀請出席的，包括各主要教育團體的負責人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如資助小學校長協會幾位前任、現任主席梁紹川校長、林湘雲校長、張志鴻校長；九龍區校長會主席范錦平校長；香港教師會會長、中知書院校長高家裕教授；中國知識學會主席陳華裕校長；身兼初等教育研究會主席的香港教師會教育及社會政策主任李紹鶴校長等一百多位。這除了《大公報》在香港教育界中的形象，一向屬於正面及關注教育問題外，此活動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合辦，也是一個因素，所以，該會會長楊耀忠校長和主席黃均瑜校長親臨會場外，亦號召到不少教育界知名人士到場。 是項活動，除由宏豐創意機構協辦外，並有多個贊助商贊助，因而在中環麗嘉酒店舉行，氣氛倍覺熱鬧與鼎盛。 會上，除各方面首長致詞對教育界加以鼓勵外，還有相當豐富的抽獎禮品。 不過，筆者所最感到喜悅及勾起無限慨思的，卻是《大公報》用以裝載禮品的紙手抽。 紙手抽設計古雅，深具歷史意義 這紙手抽用有《大公報》版頭托底的淡啡色字、黃色地圖案做襯，中央印上該報100多年前發行的深啡色版頭，無論是圖案形式抑或顏色配搭，均予人以雅緻、調和、古意盎然，以及深具歷史意義之感。因為該報頭寫明了其創辦日期——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西曆一千九百二年六月十七日；並附有“上海圖書館藏”及“丹徒縣藏書館書單”的朱紅陽文印章。 筆者除了喜歡這紙手抽的設計，用此裝載物品，倍增文化氣息外，對於《大公報》的歷史更是引起無限的縈思、感慨與敬仰。 該報創刊版頭上，書明“本館開設天津法租界”，正反映出一百多年來，中國在列強交侵中的苦難的國運。 《大公報》歷史，與中國近現代史息息相關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滿清政府先後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予英國。中英、中法間的不平等條約，將九龍司割讓予英國，中法安南之戰後，《中法條約》將藩邦安南斷送予法國；甲午之戰（光緒20 年，公元 1894 年）之後，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及遼東半島割讓予日本。 在德法俄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後，中國損失更大：除分別租借膠州灣和廣州灣予德法兩國外，更大手筆地將烏蘇里江以東廣達40萬平方公里的江東六十四屯（包括庫頁島在內）割讓予俄國（俄國自 1689年《尼布楚條約》以後，經由不同的條約，共掠奪了中國土地超過百萬平方公里），而英國亦強迫滿清與之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強迫其將新界租借予英國。 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以後，列強更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在不少重要城市劃定租界，中國幾“國不成國”，孫中山先生稱之為“次殖民地”，即是其所獲待遇，比殖民地還有所不如。 《大公報》就是在這一個時刻——光緒二十八年（ 1902 年）在天津租界創立，直至今日，已有105年歷史，是中國早期最具歷史及對中國文化、新聞的傳揚最具貢獻的報紙之一。其一百多年中，有過不少的傑出人才、新聞工作者、作者以及對國家民族的讜言高論，及百折不撓的發揮新聞工作的崇高精神。當然，其最初若不是設在天津租界，也就無法以獨立運作、免受滿清的干預的情形下成長、茁壯和發揮新聞機構的“以筆建國”的績效。 新聞工作在中國而言，是一個資歷較淺的行業。不像歐洲及英美等的一些大小規模或影響深遠的報章，動不動就有一、二百年的歷史。 有“百年報紙”而少有“百年雜誌” 有一句話，說“有百年報紙易，百年雜誌難”，可見雜誌多因讀者群較為狹窄，只在一定時間內出版一次，較難維持其持續性。而報紙因是連續性地出版，且有其較固定的讀者群，故即使出版費驚人（有謂“想害一個人，要他破產，最好是叫他辦報”的講法），但卻是更能維持長時期的出版。 《大公報》在中國報業史上雖比不上如《申報》等的出版得早，但卻是現有報紙中持續出版得最悠長者之一。在這 105 年來，《大公報》經歷了中國的革命運動（興中會以至同盟會的推翻滿清為目標的革命）；滿清政府被推翻；北洋政府以至軍閥割據的時期。此後，又經過國民黨南京主政時期、國共內戰、抗日，以至抗日“慘勝”後的再次國共內戰。最後是國民黨敗走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大公報》主辦，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協辦“教育界賀國慶，迎中秋餐會”主人（《大公報》副社長（前排左四）與主禮嘉賓教育局副常任秘書長葉曾翠卿（前左五）及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董翠娣（前左六）及眾贊助商合照。 《大公報》一直秉承新聞工作者的立場與精神，反映社會、引導社會，她的歷史就是中國近、現代的歷史。 戰後香港報紙每份賣一角 戰後，《大公報》在港發行，成為香港報業百花齊放的蓬勃生態中的一員。早年香港的報紙賣一毫紙（港幣一角錢）一份，一般只出紙一張或一張半，只有大報如《工商日報》出紙三張，《星島》及《華僑》各出六張。但無論大報、小報均賣 1 角，至晚上改為“一毫兩份”，稱為“拍拖報”。 由於早期電視新聞未有如今日的迅速廣泛，且當時未有地下鐵，填海亦未有現時那麼多，因此市民往返香港島與九龍上班，均乘坐渡輪。輪行接近30分鐘（中環統一碼頭至深水埔北河街），故大家習慣在輪上閱讀晚報，因而晚報銷路鼎盛，《星島晚報》、《工商晚報》、《華僑晚報》鼎足而立，《新晚報》（《大公報》的晚報）也不弱，曾有一個時期《星島晚報》是全港銷路最大的報紙，其餘《新晚報》也曾經取得晚報銷路的“次席”。 五十年來報業版圖屢有變更 在銷路上，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報業版圖上，日報始終以《成報》銷路最多，達到接近20萬份（在地鐵通車後，晚報銷路一落千丈，以至幾大晚報先後萎縮甚至結束，最後就連“晚報之王”的《星島晚報》也被迫停刊），其後《東方日報》以“有東方、冇窮人”號召，並以馬經為主打，逐漸取得銷量總冠軍的地位。 至於大報方面，三大報章均先後萎縮，《星島日報》因小廣告及賣樓廣告得以維持，《華僑日報》以社團訊息及教育新聞與廣告為主打，艱苦經營下去，《工商日報》這份由何東家族經營、並以鮮明擁護臺灣立場及反共的報章，最先無法維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宣佈結業（該報待遇差，員工流動性大，因此被稱為“校友”的最多，因而每年“校友會聚會”，歷年服務的員工，都盡量抽空參加，故一向陣容鼎盛）。《華僑早報》其後賣給了英文《南華日報》，不過最終連累南早，使其盈利大受影響，股票 P/E 不能高爬，最後只得“壯士斷臂”，將其結束。《華僑》之所以無法維持，純因過份重視社團及商界，忽視一般讀者，致讀者數量萎縮，無法維持廣告戶的興趣。而《華僑》另一弊端，是編輯各自為政，各自“賺錢”，同屬一社團的“鱔稿”（宣傳的“人情稿”）竟會在同一日的報章中在兩或三版中同時刊出的怪現象。 自由社會，報章各有立場，“百花齊放”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自由社會，表現在報業之中，最能反映這香港特色。 香港的報章，有走普羅大眾路線的，如《成報》《新報》；有走知識份子路線的，如《明報》《星島》及《華僑》；以內容豐富，新聞、馬經、副刊及軟性的聲色藝等方面的，則有《東方日報》及其後相繼出版的《蘋果日報》和《太陽報》等；以經濟掛帥，並取得廣大的高素質、具經濟實力讀者群和因而深具影響力的有《信報》和《經濟日報》，至於具有濃厚政治立場的則有右派的《香港時報》和左派的《大公報》《文匯報》和《商報》等。 報有左右，各為其主，致發展受到局限 她們由於政治立場的關係，各自為其所認為正確的政治體制及政府服務。不過，由於其先天性的使命，在立場上一定要有所表達，內容不能太“軟性”，不能太媚俗，致模式也有一定局限。偏偏香港人較只重視“賺錢”及對趣味性消閒性的較有興趣，故上述這些有固定立場，表現較為“硬性”的報章，便興趣不大。所以，始終無法爭取到廣大的具有不同層次的讀者群（雖然有一個講法：就是“想爭取所有人成為讀者，結果便是沒有讀者”）。 被視為臺灣國民黨政府代言人，並肩負起在港“反共”責任的《香港時報》首先“唔掂”，因為國民黨沒可能長期虧蝕去維持一間只有三幾千讀者的報章。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終於決定結束，將大廈出售。（臺灣的《中央日報》其實也遭遇相同的情形，黨報難於爭取讀者是鐵一般的無可改變的現實）。 由“左報”至“親中”，再而為“愛國報章” 在香港的“左報”，他們雖然一直肩負著報道祖國的情況，教育香港市民認識祖國，但在港英統治時期，以及香港市民中大多數對“社會主義祖國”欠缺認識，加以國內政局又確是在過去一段日子內，有過頗多的迂迴的路途，因而像《大公報》、《文匯報》及《香港商報》等一直堅持著她們的“愛國立場”報章，在爭取讀者及版面靈活性便始終受到一定的局限，也因而一向被稱為“左報”。 其後，隨著香港回歸放在日程上，“左報”逐漸被稱為“親中”報章，她們開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隨著中國內地經濟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勢頭一日千里，不少內地省市均來港招商，或舉行本港與內地合辦或交流的商業、文教活動，因而除了她們的功能有所加強外，廣告的收益也因而增加不少。而在九七之後，她們更被改稱為“愛國報章”，成為新的“官方”的喉舌，與特區政府政策配合，發揮“保駕護航”的功能。 《蘋果日報》出世，傳媒展現“新戰國”形勢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的傳媒生態發生很大的變化，主要是《蘋果日報》的出世。這份由製衣業巨子，並在《壹週刊》中取得成功（銷路）的黎智英所創辦的報章，由於其採取特別的“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方式，將一些本來只屬社會新聞的，以特大字型做標題、用語誇張嚇人，及圖文並茂的報道手法，加上大量軟性、甚至含有“鹽份”的欄目與內容，在版面美工及色彩方面，又大大地加強，使其一出世便取得超過20萬份的銷路，迫使大部份報章不得不增大投資、購置最新而最昂貴的設備，並以高薪挖角、聘請大量人手。 […]

香港教育問題千頭萬緒，投入資源多而收效少，雖一直自詡教育如何高質，成果如何偉大，但實際上卻是每下愈況，既未能對投入及期望均甚大的社會予以適切的回饋，對於香港面對結構轉型時，所需的人才也未能負起培養的責任。整個社會在面對結構轉型時，均未能有適當的配合，追源究始教育之失敗，要負起一個較大比例的責任。 筆者所指教育之失敗，乃就綜合而言。假如說香港教育一無是處，那當然不合乎事實，也對一直孜孜不倦的教育工作者不公平。只是失敗者多，好的成效者小，而且稍有成就的，都是些微末枝節，而大方向及大目標，都顯得軟弱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