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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一文，發表在辛亥革命的烽煙尚未散盡之時。它代表了生活在新大陸的中國人對這場革命的頌贊和祝福，也充滿了宋慶齡這位青年女學生對祖國革命的響往。在辛亥革命90周年紀念的今天，我們重讀此文將會是饒有興趣的。 宋慶齡”來自一個東方文化與西方教育相融合的家庭。”這一特殊的家庭狀況，使其幼年已孕育著樸素的關注祖國命運的愛國之情，在留美期間又進一步接受民主主義的洗禮，產生了振與國家、挽救危局的志氣和理想。起初，是專注在改革社會弊端，沒有超越改良主義的藩籬；1911年辛亥革命的勝利，大大改變其思想發展的軌跡，開始清除改良主義思想，民主革命的幼芽得以茁壯成長。該文成為宋慶齡政治思想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標誌。 這篇文章以明確的見解，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看法：（1）高度評價辛亥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和作用；（2）深刻分析了專制制度的罪惡與辛亥革命產生的社會原因；（3）對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充滿信心和希望；（4）推崇中國燦爛文化，讚頌中華祖國，倡導世界和平。 文章中，主要反映宋慶齡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她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也僅是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為標準，對於民主主義尚缺乏理性的認識。

17世紀中葉以後，歐美一些國家完成了工業革命，迅速強大起來。此時的清王朝還沉醉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僅200年，頹廢的局面便不可收拾。其後欲振與中華者，總是在實業建設和政治革命方面煞費苦心，前者有洋務、維新派，後者有太平天國、義和團等，但目的終未達到。 孫中山是革命家、政治家，又是20世紀初中國經濟建設的設計師。他在革命和建設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論，有的還付諸於實踐。在革命和建設關係上，他做出了自己的抉擇。 海外學習，萌發建設的藍圖。 建設難成，政治革命的發動。 革命失意，建設便淪為空想。 三民主義為網領，民主主義為歸宿。 時代決定了孫中山主要是一個革命家。 孫中山的抉擇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由孫中山的思想和活動可以看出：革命和建設是近現代中國社會不斷出現的兩個主題，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矛盾之處表現在：革命更多的是破壞，建設則是創造；革命是轟轟烈烈的事業，而建設是踏踏實實的事業；革命是短促的突變，建設是長久的漸變。二者的統一表現在：一定的條件下，沒有革命，不掃清障礙，就不可能建設；革命如果離開了建設，就得不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就難於持久和成功。一味的革命和一味的建設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不可能的。 革命和建設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採取和諧的形式，相互促進共同實現的。革命最終是要達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的目的，這是檢驗革命成功與否的標誌。

綜括孫中山一生的思想與活動，其晚年受俄國人的影響最為顯著。但如果追根朔源，此一影響實始於辛亥革命前十多年，即孫中山的政治生涯剛剛開始時。一個是對中國虎視眈眈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俄國，一個是與中國一樣，處於社會大變革前夜的俄國。兩個俄國均給孫中山的政治觀念以深刻的影響，也影響了辛亥革命的過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在歐洲和日本與流亡國外的俄國革命黨交往，他欽佩俄國革命党的遠大目標和雄偉氣魄，希望錯助俄國革命的經驗，推動中國革命。 孫中山熟諳沙俄侵華史，特別對1905年後日俄協商瓜分滿蒙的動向憂心忡忡，希望加快革命的進程，遏止瓜分陰謀。 辛亥革命爆發後，俄國乘機策動外蒙古”獨立”，加上日本、英國在滿蒙、西藏的侵略活動，中國面臨著領土分裂和大規模民族仇殺的巨大危機。孫中山堅決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他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戰略調整。五族共和的政網代替了片面的”革命排滿”，象徵五族團結的五色旗取代了十八星旗和青天白日旗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旗。南北和談成功，清帝宣佈退位，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終於保持了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的連續性。 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對俄國的認識一直影響到他晚年的政治取向，成了聯俄與防俄兩種政策並進的先導。

蘇俄和共產國際從其東方戰略出發，積極在中國尋求盟友，最後決定面向孫中山。孫中山則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和尋求列強對他支持的失敗，轉而尋求蘇俄的支持。這樣，蘇俄、共產國際與孫中山從各自不同的利益出發，相互接近。蘇俄、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促使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並且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二是借鑒蘇俄革命的經驗，調整革命方略；三是促使孫中山在廣東實施政治、軍事和教育改革。不過，蘇俄、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影響還是有限的，孫中山所接受的，僅限於蘇俄革命的經驗，組織和方法。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和革命目標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希望相去甚遠，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如是否實施土地革命以及如何對待帝國主義等問題上，孫中山與蘇俄及共產國際存在明顯的分歧。

孫中山與鮑羅廷的交往，是20世紀30年代前期，中俄兩國、聯共（布）和共產國際與中國共兩黨一段縱橫交錯複雜關係縮影。 破解孫鮑交往，對於合理解說國民革命的成敗，至關重要。孫中山盡瘁國事，在生命的最後18個月中，給予鮑羅廷以信任，要求同志們誠意地學習鮑羅廷辦黨的方法，對他所作出的貢獻予以高度評價。孫中山對鮑羅廷計策方略的采信，一方面體現了主張以俄?師的新變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蘇俄模式的排拒。鮑羅廷自踏上中國南方的土地以後，打孫中山牌、打三民主義牌、打中俄合作牌。 雖居客鄉之位，仍能縱橫捭闔，因勢利導，既注意堅定孫中山思想中最左傾的東西，又不忘堅持有利於正確推進國共作和國民革命的原則。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了孫中山的支持和信賴，再加上鮑羅廷卓有成效的努力，國民革命出現了新進展。國民黨的成功改組，不僅重申聯俄政策，而且成功地增加了國共合作和扶助農工兩大因素，國民黨的面貌得以改變，共產黨的舞臺亦因之得到有效拓展。 黃博軍校的創立，不僅使國民黨從此有了黨軍，也使共產黨的軍事工作得到了最初的訓練。農工政策促進了工人運動、農工運動在廣東的興起，並逐步影響全國，國民革命由此得到了必需的物質力量。孫中山逝世，國民黨頓失最高領袖權威的震懾和魅力的親和，使得黨內分化陡然加劇，鮑羅廷又囿於俄國經驗和模式，此後，他在國民革命中再也不能像進去那樣遊刃有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