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時期中國圖書館事業的一大損失–莫理循圖書館遷日述略

莫理循(George Emest, 1862-1920年),英國人,生於澳大利亞,1887年畢業于愛丁堡醫科。來華後,1894年由上海動身循陸路到仰光。1896年從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橫過三省的旅行。1895-1912年任《泰晤士報》記者,先駐印度支那、暹羅、撣邦,1897年2月以後駐北京。 1912年袁世凱聘其為政治顧問,1917年辭職回國。在遠東的二十多年間,莫理循收集了大量珍貴的關於中國及周邊國家的中外文書籍、雜誌和報刊,並在北京建立了他的私人圖書館。 該圖書館被認為是同類圖書館中最完備的。莫氏回國前的幾年,即謀求將其出售,但中國學術界終因財力問題,錯失良機,以致最終被日人岩崎男爵以35,000英磅購去。圖書館逐遷往日本東京,後發展為東洋文庫。此不失為中國學術界的百年憾事! 拙文主要分以下部份:莫理循其人,莫氏的圖書館的構成和學術價值,出賣交涉的經過、遷日後該圖書館的發展,中國、日本、西方學術界的反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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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後(1885-1913)孫中山的民主思想

“自由、平等與博愛”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口號,而1912年辛亥革命孫中山所提的訴求則是”四萬萬人當皇帝”。本論文旨在探討孫中山於辛亥革命前後(1885-1913)所提出的民主思想與觀點,並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1) 同時期革命派與立憲派民主觀的異同。 (2) 孫中山晚年演講之三民主義與辛亥革命前後期之民主觀的比較。 (3) 從當代民主政治理論的爭論–古典、莆英與參與之觀點來分析比較孫中山的民主觀。 (4) 從二十世紀未興起之第三波民主化理論來加以探討比較孫中山的民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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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民主思想的意義–百年來中國民主思想的回顧

“如何思考民主”是我個人撰寫本文的中心關注,依此來觀看孫中山民主思想的問題,而觀看之道則是從百年來中國民主思想思考的特質來掌握。 第一部份、百年來中國民主思想的兩條線索 一、 高調與低調之爭 這是百年來中國民主思潮的主調。我打算從張灝的高調與低調論說起,結合黃克武、墨子刻、熊月之等人的評論,略說中國近代以來,以至於當代臺灣學界,如何面臨西方民主思想的回應,並提出其中可能的困境。 二、 同調與異調之爭 這是百年來中國民主思潮的支流。從大陸之章太炎、錢穆、梁漱溟,臺灣之鄒文海、蒲薜鳳、石之渝,新加坡之李光耀,以至於大陸香港之河清、崔之元等學人,都有一種想在西式民主之外,或是西方民主思想之外,找到適合華人思想觀念、制度傳統和生活習性的政治理則和政治制度,不過,由於理據單薄,附和者寡,此說仍未成氣候。 第二部份:孫中山民主思想的意義 從以上的思想背景,反觀中山先生民主思想的意義,就會看到他一方涉入”高調與低調”的是非;一方也扯進”同調與異調”的是非,對此本人將可以說明,並討論其得失。 結語: 最後,依據以上思考基礎,面對西方強大自由民主的體制和思潮,我嘗試”如何思考民主”的問題提出個人初步的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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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嚴複建國構想比較研究

孫中山與嚴複兩先生均是近代歷史上的關鍵人物,前者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國的政治偉績載入史冊,後者則以其對近代西方社會科學學說的系統譯介引進而名重於世。圍繞建國問題,兩位偉人在世期間既曾有過面對面地探討爭鳴。更曾有過多次間接的思想上的交鋒。但長期以來,卻很少有學者對孫、嚴兩先生建國思想的異同及相互關係進行過系統而深入的探討。這就不能不影響到對孫中山思想和嚴複思想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對整個近代中國建國思想的認識。 本文擬以孫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和嚴複先生的《政治講議》、《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及新發現的一戰期間嚴複佚文等論著為中心,在解讀文獻的基礎上,對孫、嚴兩先生的建國思想的特點、異同等進行對比研究,以期加深對近代中國建國思想發展進程的理解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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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析辛亥年間章太炎的政黨觀

武昌起義後,章太炎有《誅政黨》及”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言論,旋又發起組織統一黨捲入民初政黨政治。其間表現出的自相矛盾,尚未有充分的研究討論。本文擬在已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民初政清的演進,分析討論章太炎有關政黨政治的基本主張及其在實踐中的調整變化,並試圖通過此一個案的分析,以有助於對民初政黨政治的理念及實踐的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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