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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赫魯曉夫與布里茲尼夫時代的蘇聯極盛時期 赫魯曉夫在史太林去世後，取得領導地位，但由於原來史太林的周圍，有著多名實力人物，所以先行經過了一個短暫的集體領導的過渡階段，待時機成熟，才獨攬大權。 一、赫魯曉夫獨攬大權與清算史太林 史太林是在1953年3月5日上午9時30分心臟停止跳動而辭世的，僅僅在幾日前的2月28日晚上，他還和馬倫可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等一起看電影。但到3月1日中午，由於他所住的別墅工作人員見他沒有按時起床，瞭解之下才發現他倒在地上。此後他便一直不能再講得清楚任何東西，是嚴重的腦溢血，不到4天便魂歸天國。 由於他去的太快，事前並無象徵，因此死後難免在繼承權上有一番龍爭虎鬥。 雖然掌管內政（秘密警察及批鬥大權）的貝利亞最具實力，不少高層也懷疑史太林之死與貝利亞有關，但各領袖到底還是選擇了過渡性的集體領導方式，由赫魯曉夫出任總書記，馬倫可夫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 集體領導過渡期後，開始集體整肅 集體領導只是一個極不得已的臨時妥協局面。實際上，領導集團內的勾心鬥角以至你死我活的鬥爭，隨著史太林的3月9日的葬禮便告展開。 史太林是安葬在列寧墓裏的列寧之旁，遺體經過防腐處理，而列寧墓亦改稱為”列寧——史太林墓”。不過，在其後不到幾年，他的屍體便被移葬到別處，因其繼承者對他實行”鞭屍”。 至於在蘇聯的領導層的鬥爭中，最先落馬的是曾經權傾一時的掌管全國秘密警察及批鬥大權的原內政部長貝利亞。 特務頭子貝利亞首先落馬 不少人都認為史太林之死有可疑。因為史太林發病來得突然，在發病時，貝利亞阻止立即召喚醫務人員前來急救。在史太林死前，貝利亞又將所有史氏侍從及熟悉其身體狀況的醫生調走。其中一名蘇聯高層、擔任外長的莫洛托夫更直言史太林被人毒死事屬有可能，只是無人可以作證。 貝利亞以手段兇殘見稱，當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政治局委員沃茲涅先斯基和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庫茲涅佐夫等人提出了一些發展商品經濟、地方分權和多發展一些輕工業等的主張，不為史太林所喜歡時，貝利亞立即以”結成反蘇集團”和”在黨內進行破壞活動”的罪名將其交付”法庭”並予處死，完全不理會其過去曾對國家作過多少重要貢獻。 （庫茲涅佐夫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我過去是布爾什維克，今後我還是布爾什維克；無論給我什麼判決，歷史將宣佈我無罪”。） 而在史太林臨終彌留昏迷之際，貝利亞一直在咒罵史太林。但在史暫時蘇醒時，他又忙不迭地親吻這名垂死老人——但仍是蘇聯近2億人民的主宰與其他十億共黨國家人民的領袖的手。在史回復昏迷時，貝又再詛咒及唾口水，其不滿及自以為權傾天下、在史去世後一定會由他接掌政權的信心、可見一班。而其種種醜態，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等人的記載中均有生動描述。 至於貝利亞的罪名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身為帝國主義的間諜”，他在史太林去世後僅僅3個多月，便被他過去不放在眼內的其他同志所逮捕，並在不久後便被槍斃。 被鬥失敗者，只被褫奪政治生命 以赫魯曉夫為首的集體領導在1955年便宣佈結束，馬倫可夫宣佈辭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職務，其後他被貶去了西伯利亞當一個電力站的部長。史太林時代的重臣——莫洛托夫也被迫辭去外交部長職位，這時赫魯曉夫已獨攬大權。布爾加寧雖然被委任為總理，但他的地位顯然難與集體領導時代的馬倫可夫相比而只能聽命於赫魯曉夫行事。 至於名為國家元首（最高蘇維埃主席）的伏羅希洛夫，實際上只是聊備一格，毫無實權與發言權。 其後，馬倫可夫、莫洛托夫和另外一名史太林時代的重臣卡岡洛維奇於1957年被赫魯曉夫打為”反黨集團”而被清除出權力中心，正式完成了赫魯曉夫獨霸天下的局面。 不過，赫魯曉夫清除馬、莫、卡等人，並沒有像史太林時期清除異己或史氏去世後、新領導層對付共同敵人及危險份子的貝利亞一樣，一定要取其生命。 赫魯曉夫也只是褫奪了他們的政治生命，將其”貶”為平民。這種改變了蘇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下場的命運，也為他帶來了一點”積福”，使他在幾年之後被鬥翻時，也不致於要以生命抵償，仍然可以領取其”退休金”而”頤養天年”。 批判史太林，舉世震驚 1956年2月，在史太林死後還不到3年的日子，蘇聯共產黨舉行第20次代表大會。在會議的最後一天——2月14日晚上，身為蘇共總書記的赫魯曉夫突然向大會提出了一個驚人的秘密報告，全面而尖銳地對史太林進行批判。 赫魯曉夫批判史太林的罪名包括： （1） 大搞個人崇拜； （2） 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背集體領導的原則； （3） 在肅反問題上過份擴大（注一）； （4） 在反法斯前夕缺乏應有警惕，造成國家重大創傷（注二）； （5） 在民族問題上的錯誤； （6） 在共產主義運動上的錯誤（注三） 報告中沒有檢討史太林錯誤的根源，也沒有指出蘇共的領導曾應負的責任，而是將一切責任歸咎史太林一人。怪不得報告一出，無論是整個共黨集團，還是西方世界，都為之大吃一驚。 批判史太林過份擴大肅反，濫殺無辜 注一：在蘇聯的歷史上，一直都存在著對外打擊敵人、對內清算不同陣線的異己份子。其中在1936年至38年間的四次大審判，對大批高級老幹部及將領的審判最為重要，包括： （1） 1936年8月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洛夫等16名領導層人員的審判，指他們與托落茨基有聯繫，企圖發動反革命。 （2） 1937年1月，對皮達可夫等17人審判，罪名大致相同。 （3） 1937年6月，對總參謀長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列寧格勒軍區司令雅基爾將軍等一批紅軍高級將領的審判，指他們和納粹德國勾結，企圖發動軍事政變（此事實際上是中了希特拉與其謀臣所策劃的反間之計，希氏製造虛為文件，然後故意泄露給蘇聯情報人員。） （4） 1938年3月，對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人進行審判，罪名則是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 每一次審訊的結果，不管證據有力的程度如何，結果都只有一個，就是判處死刑。但這些人事後都被證明是無辜的，而且都由蘇共正式恢復了他們的名譽和黨藉。不過，他們卻都已命喪九泉、無法還陽了。 除了這批高層黨員外，當時史太林將有關肅反之大權交給了”內務人民委員會”，其先後幾名負責人雅哥達、葉若夫等更在全國捲起大逮捕。期間，葉若夫更向各州攤派數字，據莫洛托夫回憶稱：葉若夫下令一個州最少要殺的人數不少於2,000人，一個區則至少50人以上，情況簡直到了瘋狂狀態。 批史氏與希特拉協議瓜分波蘭東歐，卻對德不予提防 注二：1939年8月23日，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奉希特拉命，就8月20日希氏向史太林所提的建議，與史及外長莫洛托夫會面，並簽訂了有效期10年、共有7點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以及其瓜分波蘭與在東歐劃定勢力範圍的秘密協議。 德與蘇簽訂條約後，隨即於9月1日向波蘭推進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這時，史太林卻沒有加強國防。在1941年1月底蘇聯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其實這時蘇軍的弱點經已暴露無遺。 而在1941年春，數月來已有連續不斷的情報，指希特拉可能會對蘇聯發動進攻，但史太林仍表示不必有所反應，以免給予德國以進攻的藉口，希望將戰爭拖延，以換取更多的準備時間。卻因此而造成德軍進攻蘇聯時，蘇聯軍民損傷慘重。 […]

今日人類上探太空，下潛深海，破解遺傳基因，漫遊虛擬網路世界。 但僅僅300多年前，哥白尼，迦利略卻因為提出地動說，指出：地球繞太陽旋轉而非肉眼所感覺的太陽繞地運行。迦利略更因發明了望遠鏡，卻證明他那太空是龐大無垠、由數以億萬計的碩大無比的“太陽”所組成的“邪說”，付出了代價，被教廷定為異端而判處死刑。 另一方面，6,000年前的埃及人實際上已掌握了地球及園形，並已計算出它的直徑及園周；數千年前的阿拉伯人，對數學運算已掌握得非常透徹。 # 而我們中華民族，在三千年前，也已對天文、曆法、以至水利工程，地質探討及農牧業等，非常先進。 進步國度也有貧窮落後 一些國家非常進步——知識的取得、生活的所需、貿易的活動，以至各類手續的辦理，都已是電子化；但不少國家卻仍是貧窮落後。最諷刺的，就是在很多先進國家中，有不少人仍在貧窮線上掙扎，甚至仍有不少文盲或半文盲。 在現代化城市裏，外表先進富裕，卻仍充滿悲情與無知，很多涉及前途、健康的，還寄望用求神、問蔔、風水、問米、“打小人”等來解決。 可見人類社會之進化，並非單一地由蒙昧而開化，由落後而進步。 從上述例子，可知一些民族在數千年前就已很文明進步；有些民族則千萬年來，停滯不前。他們只是作為人類這種繁衍進步的靈長目人科動物大家庭的一“房”（血緣關係上的宗族中的一支），但卻因隔膜而無法承受分享到其他民族文明進步的福蔭。 而在同一民族中，也並不是一口氣的由落後，而以平穩的步閥向上爬升。相反的，其線條往往起伏跌宕。 一些民族有倒退現象 過去進步，並不是以後一定比前更進步。中國在春秋戰國及隋唐盛世，都有過輝煌的時代，主因是學術自由，胸襟廣闊，能容得下整個天下，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故能百川彙洋、壯闊無比。 由歐洲歷史上，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基督文明與及文藝復興以至啟蒙運動。就可知進步並非單向地隨時間遷移。 而一種文明，或者一種思想、一種宗教，也不一定是全好或是全壞。 基督教無疑對人的精神生活有其無可比擬的偉大貢獻，但其發展過程，與及其對歐洲政治社會的發展，無可否認也有過重大的缺失。 同理，曾經興起但已走進歷史裏去的，甚或現在仍然存在，主導著政經、社會、生活的，也可以作如是觀。 人類社會之進化既然如此不規則，則我們何妨跳出蘆山之上，鳥瞰整個蘆山形勢，因為“身在蘆山之中，不知蘆山真面目”。 故高行網站在與大家探討人類文明之時，固然會從縱橫兩個方面，探討論述人類不同時期、縱貫的文化上的推移，與及從橫切面的探討同一時期的不同文化體系。但最先切入的，則會由最早期的不同種族，不同文化體系萌芽階段開始，然後才進入近古的四大文明，亦即佛教所謂這一“教”中的文明，再然後是近代不同文化體系的特色與交融。

國立政治大學 一、 前言 辛亥革命中的三個名詞：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皆源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九十年來，已成為家喻戶曉、耳熟能詳最流行的觀念。但此三個名詞的產生，並非一躍而就，而是有其複雜的過程與背景，與中國傳統、時代潮流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對辛亥革命運動之作用與影響，至為深遠。本文將以微觀的角度，來檢視這三個名詞產生的過程和背景，藉以透視辛亥革命的意義和性質。 二、 中華民國 自八0年代兩岸三地學者頻繁交流以來，對於學術研究，也帶來新的刺激。使之過去許多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討論或爭論，便有了問題而須重新思考了。而此三個名詞，亦正如此。即以”中華民國”一詞而言，一九八一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日本學者為倡起兩岸學者交流，發起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希望兩岸學者參加，此盛事也。其時臺灣方面尚未”開放”，既怕”統戰”，但又不甘”示弱”，乃在日本演了”對臺戲”。大陸學者會於東京，來自臺灣中華民國學者會於橫濱。其時日本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有的學者對”中華民國”國號不免質疑。會中有一日本學者提問：中華民國國號創自何時、何地、何人？此乃不成問題之問題也。但來自中華民國的學者不免為之一楞。幸筆者對《孫文學說》第八章有深刻之印象，乃即席答之曰：一九0五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創之於東京也。其文曰： “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按即一九0五年八月二十日），吾（孫中山自稱）始信革命大業可成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此答案精確否？如用微觀透視之，即有問題了。經遍查一九0五年孫中山之著述及同盟會有關文獻，以及當時報刊如《民報》之文字，找不出《中華民國》這一名詞。一直到一九0六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在《民報》周年紀念會的演講詞中，始三次提到”中華民國憲法”。章炳麟慶祝詞中亦有”中華民國萬歲”之口號。稍後，孫中山制訂《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中有雲”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並謂”奉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中華民國”名詞之確立，乃是經過長時期的演進。早在一九0三年孫中山在東京青山成立軍事學校時，學生入學誓詞有”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詞句，一九0五年的同盟會會員入會誓詞因之。這是”中華”和”民國”的出現，連在一起，便是”中華民國”了。惟的多年來流行的”中華民國”英文名詞（Republic of China, ROC）則先于中文名詞的出現。一九0四年秋孫中山在紐約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dstion)英文本中，即提到”把這個不合時宜的韃靼帝國，要改造?中華民國”，其英文原文為：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of date Tartar Monarchy into a Republic of China 。早期的譯本，譯為”改良滿州往日專制政體，變為支那共和之政體”則較失真。在同盟會正式成立的一周之前，即一九0五年八月十三日孫中山對東京留學生演講詞中，尚用”大共和國”名詞也。 “中華民國”一詞，依章炳麟（太炎）在《民報》發表<中華民國解>，極富中國傳統意義，其文雲： “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雲、夏雲、漢雲，隨牽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 中華民國一詞之意義，依《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所列”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兩網之說明，則具傳統與現代之雙重性。其文曰： “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依前之說明，”中華”意義，寶貝”漢賊不兩立”之傳統性；”民國”意義，則具現代性，行民主而反傳統帝制。 三、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初稱三大主義，首次公諸於世，見稱孫中山所撰<民報發刑詞>，載於一九0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東京出刊的同盟會《民報》第一號。其文有雲： “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 繼述三者在歐美進化之過程與世界之潮流，遂即指出中國之迫切的需要：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稱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稱重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 至於何時習稱三民主義？馮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中指出是在《民報》出版後，在其主持之香港《中國日報》刊登廣告，介紹《民報》，以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冗長不便，乃簡略之為三民民主義。孫中山亦以為適合而採用之。 今按孫中山有關著述，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的演講詞中，始用三民主義一詞。在此之前，皆用三大主義也。 三大主義的提出，是以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之解決，不能自外於世界。這一進步的概念，則是就其十年以上在外觀察研究所得，構成此一結論。但如進一步的去考察，仍以中國傳統為基礎。例如講到民族主義，中山曾謂：”餘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講到民權主義，則雲：”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開誅一夫紂，未聞為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於歐美。就民生主義言，則曰：”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遠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就三大主義之各別名詞產生的過程而言，民族主義名詞出現最早，流行最為普遍；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兩名詞在後，流行則較稀少。孫中山自<民報發刊詞>始，雖已使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名詞，但同時使用革命誓詞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代民族主義；”創立民國”以代民權主義；”平均地權”以代民生主義。例如一九0六年冬制定之《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所列之四綱，標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詞，維列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次序。而無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字樣。雖提”中華民國”，則是輕描淡寫。此實美中之不足也。 此外，《方略》及宣言的制定，並未經過黨內會議的討論，乃孫中山個人之”創作”。自稱得到同志普遍的認同和支持。故其效果就會大為減低了。如胡漢民在其《自傳》中所雲：”先生（稱孫中山）更為革命方略，以授黨人”；”此具體之方案，惟先生能創之。傾覆滿清，實祗為先生半部方略之作用，亦正恨吾人不全依先生之方略，以致不能收其成功耳。” 一九二三到二四年間，擔任孫中山顧問的俄人鮑羅廷”M.M.Borodin)在研究孫中山革命屢遭挫敗的原因，認為孫之革命党缺乏（健全的）綱領、章程及組織機構，它偶爾發佈由孫中山簽暑的諸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一般性的宣言，根本不涉及當前的事件，不對它們作出解釋，也不利用這些事件來發展和鞏固黨。這些宣言作趣聞被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後國民黨又沈睡一年又一年。鮑之批評，雖嫌過火，但也並非事實。 四、 國民革命 辛亥革命究竟是甚么革命？多年來兩岸學者的觀點頗有分歧。一九八二年春，兩岸三地學者在芝加哥舉行的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中，大陸學者章開沅和臺灣學者張玉法各有針鋒相對論文的提出，前者認為辛亥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後者認為是”全民革命”。以後兩人續有論文就此問題有所爭論。筆者當年雖未參與此一盛會，事後細讀兩人論文，留有深刻印象。忽然想起”余致力”，不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乎，此乃孫中山遺囑之”開場白”也。孫中山遺囑撰於一九二五年，上推四十年，當為一八八五年。是年為乙酉中法戰爭中國戰敗之年，《孫文學說》第八章有雲：”予自乙酉（一八八五）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霸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云云。故辛亥革命，亦應名為”國民革命”也。此一名詞之確立，見於《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其文曰： “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祗以馳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處，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 國民革命與英雄革命的性質及區別，革命党人陳天華曾在《民報》發表<中國革命史論>一文，認?國民革命是屬西方現代式的自由革命；英雄革命屬是中國傳統的專制革命。他說：所謂國民革命者，”革命而出於國民也，革命之後，宣佈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之前增進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所謂英雄革命者，”革命而出於英雄也，一專制去，而一專制來，雖或有去舊更新之實，究之出於權謀者多，出於真自由者少；或則群雄角逐，戰爭無已，相持至數十百年，而後始得定於一。幸福之得，不是以償其痛苦，中國歷來之革命是也”，但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亦並非一無是處；而泰西之革命，亦並非一無非處。陳認為：”中國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間，於平民革命較近之。革命以後，雖無自由之享受，而亦無特別奴制。彼泰西因革命而得自由者，次等之貴族團體也，與多數之奴隸何興！” […]

來自十多個國家的近百位學者專家，由2001年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日起，一連三天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研討會。獎會學者共提出了數十篇就上述問題的論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章開沅教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蔣永敬及澳洲阿德雷德大學教授歷史研究所分別作主題演講。 該研討會由香港大學歷史學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聯合主辦。 茲將”主題演講”登錄如下： 珍惜辛亥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 章開沅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世紀和時代一樣，都屬於近代外來詞彙。中國傳統語言中的”世”、”代”，帶有濃厚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並且與王朝世系更為緊密相聯繫。正如1903年劉師培所言：”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穆汗漠德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 19世紀末，較早也較多公開採用西方紀年的中國人，孫中山當數其中之佼佼者。這不僅因為他曾直接接受西方系統教育，而且還經常居留於海外。如與中會為募集革命經費而印製的”中國商務公會股券”，其頒發時間即用西元1895年；,而他親自撰寫的”《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譯序，也書明寫於1897年。 但是，較早把世紀與時代結合起來論析歷史發展趨勢的卻是梁啟超。他在1901年發表《過渡時代論》，把各國歷史發展過程區分為停頓與過渡兩種時代。歐洲各國自18世紀以來兩百年間皆處於過渡時代，中國數千年以來皆處於停頓時代，而現今已進入過渡時代。”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過渡時代乃是許多民族由死而生、有剝而複、由奴而主、由瘦而肥的必由之路，大是希望之所在。 梁啟超對過渡時代的表述，體現出敏銳的歷史感觸，但缺乏對歷史實質的確切把握。較之前進一步的是同年發表于《清議報》的另一篇《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此文明確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減之時代也，”並從科技發展、經濟發達與市場擴張的角度探究其根源。作者還結合美、英、德等列強的歷史與現狀，斷言帝國主義必將加強對於亞洲的爭奪，八國聯軍之役”雖曾稍演於十九世紀之末，而實為二十世紀之先導也。” 與些同時，《國民報》也發表《二十世紀之中國》一文，更為密地把世紀、時代與中國的命運結合起來考察。作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認?”二十世紀將為支那人之世界”之類論調，實?歐美、日本列強”忌我中國之言”。決不能輕信而沾沾自喜。中國人民如果仍然是只知有朝廷而無國家，而且”馴服柔順安之若素”，任由列強對清政府”擒之縱之威之協之”，加強掠奪其領土、主權、資源、財富，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將成為數重之奴隸矣”。這篇短文再三向中國人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 此後，世紀、20世紀、20世紀之國民等詞語遂不脛而走，成為進步青年的流行話語。作為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前身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其發刊詞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二十世紀之支那，仍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國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愛之，不能不決此疑問也。” 由此可之，辛亥那一代人世紀意識的萌生，從一開始就與深沉的憂患意識結合在一起，即所謂”天下與亡，匹夫有責”是也。但是這種憂患意識不再屬於陳舊的忠君愛國範疇，因為他們已經將國家與朝廷區別開來。他們具有近代國家觀念，亦有近代公民意識，企盼成?人格獨立的國民，不願繼續扮演奴隸主義的臣民。 正是這種新的自我認定，促使他們清醒地審視時代潮流與世界局勢，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日以繼夜地求索救國之道。對於20世紀時代潮流的判斷大體有兩類： 一類府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浙江潮》第1、2期連載的《民族主義論》一文即認?：”互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歐靡，而及於美，而及於澳，而及於非，猶以為未足，乃乘風破浪以入於亞。”這個”大怪物”就是民族主義。民族競爭將更加激化於20世紀，面民族之生死存亡又取決於”國種”之優劣。所以，”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沖。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一類認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開智錄》發表的《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一文即認為：”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紀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紀乃精神文明之時代，全是自由與公義之世界也；又戰爭之事，雖或不能絕跡，而亦必幾希。此不過夢擬之想耳！實際二十世紀之末之自由與公益之腐敗，必過於十九世紀之末。何則？十九世紀立狄塔偏主義(Dock Turpin指帝國主義──引者)，未如二十世紀之盛，所以自由與公義，二十世紀不及十九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末又不如其前半期也。然則經二十世紀之後，不反退化耶？是又不然。自由與公義之腐益盛，則人之想望也益渴，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權之專壓，實是以開近世之民權而已。故二十世紀末之自由與公義之發達，必與十九世紀之民權等矣。” 這兩類看法都能從不同側面，看出20世紀民族、民權運動兩大發展趨勢，甚至還深入探悉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然而卻未能更為全面地把握新世紀發展趨勢的總體，更未能說明社會主義運動必將在這又一個百年中蓬勃發展。當然在這方面又不乏少數有識之士。《浙江潮》從第3期開始連載的《最近三世紀之勢變遷史》一文，已經頗有前瞻性地指出：”物質的進步，乃轟出平民主義之爆烈藥線也。試問近世社會黨蔓布列國，忽而同盟罷工，忽而集會演說，每年秘密出版之勞動雜誌百萬冊，抗貴族求平等自由之血淚數百斛，非有昔日之壓制，安有今日火炸烈？吾視19世紀之未，20世紀之初，純乎社會主義之世界矣！”並且預言：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其猛烈必百十倍於歐洲列國之革命”；而20世紀之大戰場即在、”亞非二洲之大陸”。當年辛亥志士的心與亞非各國人民的心是相逼的，出自章太炎手筆的《亞洲和親會約章》明確說明自己的宗旨，乃是”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形成於１９世紀之末倫敦蒙難以後，正式開發於２０世紀之初並成為同盟會的網領，可以看作是當時先進中國人對新世紀體認的綜合與昇華。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歸結成為一句話：”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產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他對中國革命充滿信心，因而向全世界宣告：”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不屈不撓的真誠的革命者，他和辛亥那一代人在本世紀初創造的不朽功績，乃是一舉摧毀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並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個真實的共和國雖然只是短暫的存在，然而它卻全面開為了中國現代化的閘門，從此任何力量也難以阻止這股前進的潮流。 正如任何其他的偉大歷史人物一樣，孫中山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實現自己的抱負，他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全取得革命的預期結果。”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人們對於民國初年政局紊亂的悲憤與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革命的道路又是曲折而艱難的，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善良願望。辛亥革命是一次早熟的速成型的革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並非沒有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孫中山的偉大不僅表現于成功，而且也表現於失敗，甚至可以說是在失敗時更加表現出他的偉大。他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富強艱苦奮鬥40年，臨終前留下的遺言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辛亥那一代人的思想，經過幾代人的繼續奮鬥終於得到了實現。中國已經以一個獨立並且漸趨富強的大國屹立於今日世界。中國即將參加世貿組織，這就是孫中山所預言的：”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運動而敞開。”中國將與世界共享文明福祉，世界將因中國而更加繁榮。但是，新世紀仍然是平與發展的吉祥旋律，而且還有戰爭與恐怖等兇險警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所為之奮鬥終身的三大任務仍然有待於繼續完成。 民族革命雖然完全實現了民族獨立，然而還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促進和平統一與反對分裂陰謀，仍然是長期極?複雜而又艱苦的任務。全球化不會馬上帶來世界大同，個別超級大國利用全球化以實現獨霸世界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少數西方國家動軋指責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然而他們卻可以當而皇之地宣揚自己的”國家利益”、”××第一”。因此，維護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增強中華民族整體的凝聚力，仍然需要繼續努力。只有在各國之間真正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基礎上，世界上者會最終走向大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丟掉幼稚的幻想。 政治革命的核心是政治體制的變革，君主專制制度早已壽終正寢，但君臨天下的潛在意識卻很難斷子絕孫。與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威權統治時代相比，我們雖然已經享有較多的民主，但作為真正堪稱完美的民主制度尚有待于逐步健全。東西方國情和價值觀誠然有許多差異，但是民有、民治、民享卻是無可爭議的終極追求，我們應該繼續為之努力奮鬥。 至於社會革命，我們的土地制度改革早已完成，國民經濟已經起飛，而且以較快的速度繼續增長，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也有明顯提高。但是，孫中山當年所擔心並希望避免的可能引發新的社會激烈衝突的貧富懸殊，正在日漸浮現。如何正確處理分配問題，在發展與穩定之間尋求合理的契合，仍然有待於我們繼續探索以尋求妥善解決。 我們這一代人，大半生是在20世紀度過的，有幸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有較真切的認識，更有幸能夠與年輕朋友一起送別舊世紀並迎接新世紀到來。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此時此刻，我仿佛又聽見辛亥那一代人的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而我們與此相應和的心聲則是，”嗚呼！今日已二十一世紀，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我們應該向辛亥那一代先輩學習，認真思考21世紀將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中國在這個時代將處於什么地位並起什么作用？我們應該如何履行自己的時代使命與歷史指責？正如《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詞所言，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停留於”思索”，應該通過”實行”以謀求解決。 也許我們今天對世紀的了解比前人更多，而由於大為傳媒的發達世紀一詞早已是家喻戶曉。大約從1999年以來，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彌漫著日益高昂的世紀鼓吹，當然其中大多是對新世紀美好未來的企盼，但也夾雜著不少政治權謀與商業炒作。於是出現了”世紀熱”，出現了世紀話語權威，甚至形成了世紀迷思（myth），時間量度轉化成為價值標準，這種淺薄的狂熱及甚影響之深遠，又是百年前那一代首先在中國宣揚世紀意識者所難以想象的。今昔相比，我總覺得現今流行的世紀話語缺少幾分當年的真誠，更缺少當年那么深沉的憂患意識與強烈的自我鞭策。不過事實是最好的教師，正當許多人紛紛把新世紀挂在嘴上，寫在紙上，映在熒屏上，塗在招牌時，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都出現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當代八國聯軍侵佔科索活沃，以高科技為手段的狂轟濫炸殃及我駐南使館，法輪功坐在南海居然靠網路交流資訊。最近紐約世貿大樓的轟崩塌更象徵著恐怖主義浪潮嚴重地威脅著全球。人類心煩的事兒還多著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愛滋病蔓延、吸毒與犯罪率升，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陰影……。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分享現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們必須分擔現代文明的災難，任何一個國家都與世界連成一體，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我們在考慮21世紀中的命運時，還必須同時考慮全人類的命運。 綜上所述，僅以世界意識為例，已可理解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珍惜，至少是能夠引發我們一系列有關世界與中國前途的深沉思考。而對於歷史學家，辛亥革命更是一處豐富的礦藏。正如我所說的，只要稍加發掘，還題俯拾皆是，並不愁沒有收穫。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雖然已逐潮成熟並初步展望輝煌，但可以繼續往前發展的空間仍然很大。我在十多年前發表的《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提出的那些有待研究的課題，很多仍未能完成或未能圓滿完成。還有更多此文未曾提及的重要課題，以及此強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問題，更有待於一兩代人的繼續努力。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辛亥革命雖然以法國大革命為師，但其研究內容之豐富與複雜決不下於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已經延續兩百多年，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傳世之作與著名學者，特別是湧現了影響極大的歷史的鑒學派。我想，如果辛亥革命史研究繼續研究一百年、兩百年、其成就也不會稍有遜色。 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今天，我期待著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來自十多個國家的近百位學者專家，由2001年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日起，一連三天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研討會。獎會學者共提出了數十篇就上述問題的論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章開沅教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蔣永敬及澳洲阿德雷德大學教授歷史研究所分別作主題演講。 該研討會由香港大學歷史學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聯合主辦。 茲將”主題演講”登錄如下： 珍惜辛亥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 章開沅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世紀和時代一樣，都屬於近代外來詞彙。中國傳統語言中的”世”、”代”，帶有濃厚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並且與王朝世系更為緊密相聯繫。正如1903年劉師培所言：”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穆汗漠德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 19世紀末，較早也較多公開採用西方紀年的中國人，孫中山當數其中之佼佼者。這不僅因為他曾直接接受西方系統教育，而且還經常居留於海外。如與中會為募集革命經費而印製的”中國商務公會股券”，其頒發時間即用西元1895年；,而他親自撰寫的”《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譯序，也書明寫於1897年。 但是，較早把世紀與時代結合起來論析歷史發展趨勢的卻是梁啟超。他在1901年發表《過渡時代論》，把各國歷史發展過程區分為停頓與過渡兩種時代。歐洲各國自18世紀以來兩百年間皆處於過渡時代，中國數千年以來皆處於停頓時代，而現今已進入過渡時代。”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過渡時代乃是許多民族由死而生、有剝而複、由奴而主、由瘦而肥的必由之路，大是希望之所在。 梁啟超對過渡時代的表述，體現出敏銳的歷史感觸，但缺乏對歷史實質的確切把握。較之前進一步的是同年發表于《清議報》的另一篇《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此文明確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減之時代也，”並從科技發展、經濟發達與市場擴張的角度探究其根源。作者還結合美、英、德等列強的歷史與現狀，斷言帝國主義必將加強對於亞洲的爭奪，八國聯軍之役”雖曾稍演於十九世紀之末，而實為二十世紀之先導也。” 與些同時，《國民報》也發表《二十世紀之中國》一文，更為密地把世紀、時代與中國的命運結合起來考察。作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認?”二十世紀將為支那人之世界”之類論調，實?歐美、日本列強”忌我中國之言”。決不能輕信而沾沾自喜。中國人民如果仍然是只知有朝廷而無國家，而且”馴服柔順安之若素”，任由列強對清政府”擒之縱之威之協之”，加強掠奪其領土、主權、資源、財富，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將成為數重之奴隸矣”。這篇短文再三向中國人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 此後，世紀、20世紀、20世紀之國民等詞語遂不脛而走，成為進步青年的流行話語。作為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前身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其發刊詞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二十世紀之支那，仍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國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愛之，不能不決此疑問也。” 由此可之，辛亥那一代人世紀意識的萌生，從一開始就與深沉的憂患意識結合在一起，即所謂”天下與亡，匹夫有責”是也。但是這種憂患意識不再屬於陳舊的忠君愛國範疇，因為他們已經將國家與朝廷區別開來。他們具有近代國家觀念，亦有近代公民意識，企盼成?人格獨立的國民，不願繼續扮演奴隸主義的臣民。 正是這種新的自我認定，促使他們清醒地審視時代潮流與世界局勢，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日以繼夜地求索救國之道。對於20世紀時代潮流的判斷大體有兩類： 一類府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浙江潮》第1、2期連載的《民族主義論》一文即認?：”互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歐靡，而及於美，而及於澳，而及於非，猶以為未足，乃乘風破浪以入於亞。”這個”大怪物”就是民族主義。民族競爭將更加激化於20世紀，面民族之生死存亡又取決於”國種”之優劣。所以，”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沖。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一類認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開智錄》發表的《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一文即認為：”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紀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紀乃精神文明之時代，全是自由與公義之世界也；又戰爭之事，雖或不能絕跡，而亦必幾希。此不過夢擬之想耳！實際二十世紀之末之自由與公益之腐敗，必過於十九世紀之末。何則？十九世紀立狄塔偏主義(Dock Turpin指帝國主義──引者)，未如二十世紀之盛，所以自由與公義，二十世紀不及十九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末又不如其前半期也。然則經二十世紀之後，不反退化耶？是又不然。自由與公義之腐益盛，則人之想望也益渴，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權之專壓，實是以開近世之民權而已。故二十世紀末之自由與公義之發達，必與十九世紀之民權等矣。” 這兩類看法都能從不同側面，看出20世紀民族、民權運動兩大發展趨勢，甚至還深入探悉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然而卻未能更為全面地把握新世紀發展趨勢的總體，更未能說明社會主義運動必將在這又一個百年中蓬勃發展。當然在這方面又不乏少數有識之士。《浙江潮》從第3期開始連載的《最近三世紀之勢變遷史》一文，已經頗有前瞻性地指出：”物質的進步，乃轟出平民主義之爆烈藥線也。試問近世社會黨蔓布列國，忽而同盟罷工，忽而集會演說，每年秘密出版之勞動雜誌百萬冊，抗貴族求平等自由之血淚數百斛，非有昔日之壓制，安有今日火炸烈？吾視19世紀之未，20世紀之初，純乎社會主義之世界矣！”並且預言：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其猛烈必百十倍於歐洲列國之革命”；而20世紀之大戰場即在、”亞非二洲之大陸”。當年辛亥志士的心與亞非各國人民的心是相逼的，出自章太炎手筆的《亞洲和親會約章》明確說明自己的宗旨，乃是”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形成於１９世紀之末倫敦蒙難以後，正式開發於２０世紀之初並成為同盟會的網領，可以看作是當時先進中國人對新世紀體認的綜合與昇華。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歸結成為一句話：”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產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他對中國革命充滿信心，因而向全世界宣告：”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不屈不撓的真誠的革命者，他和辛亥那一代人在本世紀初創造的不朽功績，乃是一舉摧毀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並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個真實的共和國雖然只是短暫的存在，然而它卻全面開為了中國現代化的閘門，從此任何力量也難以阻止這股前進的潮流。 正如任何其他的偉大歷史人物一樣，孫中山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實現自己的抱負，他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全取得革命的預期結果。”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人們對於民國初年政局紊亂的悲憤與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革命的道路又是曲折而艱難的，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善良願望。辛亥革命是一次早熟的速成型的革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並非沒有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孫中山的偉大不僅表現于成功，而且也表現於失敗，甚至可以說是在失敗時更加表現出他的偉大。他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富強艱苦奮鬥40年，臨終前留下的遺言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辛亥那一代人的思想，經過幾代人的繼續奮鬥終於得到了實現。中國已經以一個獨立並且漸趨富強的大國屹立於今日世界。中國即將參加世貿組織，這就是孫中山所預言的：”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運動而敞開。”中國將與世界共享文明福祉，世界將因中國而更加繁榮。但是，新世紀仍然是平與發展的吉祥旋律，而且還有戰爭與恐怖等兇險警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所為之奮鬥終身的三大任務仍然有待於繼續完成。 民族革命雖然完全實現了民族獨立，然而還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促進和平統一與反對分裂陰謀，仍然是長期極?複雜而又艱苦的任務。全球化不會馬上帶來世界大同，個別超級大國利用全球化以實現獨霸世界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少數西方國家動軋指責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然而他們卻可以當而皇之地宣揚自己的”國家利益”、”××第一”。因此，維護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增強中華民族整體的凝聚力，仍然需要繼續努力。只有在各國之間真正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基礎上，世界上者會最終走向大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丟掉幼稚的幻想。 政治革命的核心是政治體制的變革，君主專制制度早已壽終正寢，但君臨天下的潛在意識卻很難斷子絕孫。與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威權統治時代相比，我們雖然已經享有較多的民主，但作為真正堪稱完美的民主制度尚有待于逐步健全。東西方國情和價值觀誠然有許多差異，但是民有、民治、民享卻是無可爭議的終極追求，我們應該繼續為之努力奮鬥。 至於社會革命，我們的土地制度改革早已完成，國民經濟已經起飛，而且以較快的速度繼續增長，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也有明顯提高。但是，孫中山當年所擔心並希望避免的可能引發新的社會激烈衝突的貧富懸殊，正在日漸浮現。如何正確處理分配問題，在發展與穩定之間尋求合理的契合，仍然有待於我們繼續探索以尋求妥善解決。 我們這一代人，大半生是在20世紀度過的，有幸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有較真切的認識，更有幸能夠與年輕朋友一起送別舊世紀並迎接新世紀到來。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此時此刻，我仿佛又聽見辛亥那一代人的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而我們與此相應和的心聲則是，”嗚呼！今日已二十一世紀，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我們應該向辛亥那一代先輩學習，認真思考21世紀將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中國在這個時代將處於什么地位並起什么作用？我們應該如何履行自己的時代使命與歷史指責？正如《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詞所言，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停留於”思索”，應該通過”實行”以謀求解決。 也許我們今天對世紀的了解比前人更多，而由於大為傳媒的發達世紀一詞早已是家喻戶曉。大約從1999年以來，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彌漫著日益高昂的世紀鼓吹，當然其中大多是對新世紀美好未來的企盼，但也夾雜著不少政治權謀與商業炒作。於是出現了”世紀熱”，出現了世紀話語權威，甚至形成了世紀迷思（myth），時間量度轉化成為價值標準，這種淺薄的狂熱及甚影響之深遠，又是百年前那一代首先在中國宣揚世紀意識者所難以想象的。今昔相比，我總覺得現今流行的世紀話語缺少幾分當年的真誠，更缺少當年那么深沉的憂患意識與強烈的自我鞭策。不過事實是最好的教師，正當許多人紛紛把新世紀挂在嘴上，寫在紙上，映在熒屏上，塗在招牌時，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都出現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當代八國聯軍侵佔科索活沃，以高科技為手段的狂轟濫炸殃及我駐南使館，法輪功坐在南海居然靠網路交流資訊。最近紐約世貿大樓的轟崩塌更象徵著恐怖主義浪潮嚴重地威脅著全球。人類心煩的事兒還多著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愛滋病蔓延、吸毒與犯罪率升，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陰影……。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分享現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們必須分擔現代文明的災難，任何一個國家都與世界連成一體，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我們在考慮21世紀中的命運時，還必須同時考慮全人類的命運。 綜上所述，僅以世界意識為例，已可理解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珍惜，至少是能夠引發我們一系列有關世界與中國前途的深沉思考。而對於歷史學家，辛亥革命更是一處豐富的礦藏。正如我所說的，只要稍加發掘，還題俯拾皆是，並不愁沒有收穫。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雖然已逐潮成熟並初步展望輝煌，但可以繼續往前發展的空間仍然很大。我在十多年前發表的《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提出的那些有待研究的課題，很多仍未能完成或未能圓滿完成。還有更多此文未曾提及的重要課題，以及此強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問題，更有待於一兩代人的繼續努力。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辛亥革命雖然以法國大革命為師，但其研究內容之豐富與複雜決不下於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已經延續兩百多年，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傳世之作與著名學者，特別是湧現了影響極大的歷史的鑒學派。我想，如果辛亥革命史研究繼續研究一百年、兩百年、其成就也不會稍有遜色。 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今天，我期待著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