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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從來就是政制上最重要的課題，因它基本是奠定了政制的模式及實際政治的運作，從而影響了政治決策的所屬及效應，也影響了政治權力的分配。 這個本應給予高度關注的問題，惜乎在制定基本法之時，卻被大多數人所忽視，因為那時大家所注意的，儘是”直選”、”間選”，及有多少個直選議席等，亦即是多數人只關心”霸橙仔”的問題。 果然，在基本法頒佈後的後過渡期，由於政制需要發展並要與基本法銜接，加上實行直選以後所產生的政治形勢上的變化，使行政局的組織，與及誰可以，誰應該進入行政局，逐漸被大家所關注，甚而成為了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 由於這個問題，需要很迫切地處理，故相信彭定康總督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將無可避免地要觸及這個問題，本文刊出之日，彭督經已在立法局宣讀其施政報告，也已分別在大會堂及沙田大會堂公開簽覆市民的質詢，本文似已明日黃花，但有關本港應如何處理行政局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仍是極具討論價值。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過去一百多年來，英國在香港實施的是殖民地的統治，故其政府組織，完全是殖民地政府的模式，港督作為英皇的代表，根據”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在港組織政府及種種施政，進而成立由過去以迄現在模式的行政局及立法局，完全合乎殖民政府的邏輯及需要。儘管加入了直選成份的立法局，在實際政治的形勢上已起了根本的變化，但在憲政體制上，卻仍然沒有改變–仍然是港督的顧問。 明乎此，我們就不必在討論過去的香港政制問題時，以西方世界所通行的什么”總統制”、”內閣制”或”委員會制”來套入香港政制，因為殖民地就是殖民地，無所謂合理，無所謂邏輯，權力就是一切。 由於行政局議員及立法局議員，在過去都同屬港督顧問，分別就只是職責上的不同，而且全部是委任，則誰被任命，立法及行政是合一抑或分家，均不成問題。 但當中英聯合聲明公佈，香港回歸問題開始放在日程表之上以後，英國人便刻意要在香港推行民主化及代議政制，（那時英國或許不理解中方對”現有”政制一往情深，竟至於此，也不理解中英對”民主”一詞的闡釋竟有如此大的分別，更料不到任何由英方單方面推動的”民主”，都會被懷疑為英方的”陰謀”。因而在一九八六年的”代議政制錄皮書”中，開宗明議，就說要建立一個立根於香港，為香港人所接受的代議政制，同時亦提議未來的行政局，有一定的比例由立法局選出。 姑不論英人提出此一模式有無陰謀，但在邏輯上乃是絕不可行的。因香港立法局不是全面民選，港督也不是由立法局推選出來。則作為港督之”內閣”或”顧問”的行政局成員，若其中一些由立法局選出來而與港督意見相左時，如何處理？豈非面臨憲政危機或政潮？故所以在以後公佈的”白皮書”中，便不再提及實非偶然。 及至制定基本法之時，由於大多數人只關注立法局的組織及議員的產生方法，（這是理所當然的，由於政團的競逐，只能以此為對象），對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與及行政長官的權力，均未予足夠的重視；加以當時大多數人的心理，是惟恐未來有太大的改變，以致影響安定繁榮。故甚基本法中，絕大多數其實是將當時已有的，只不過是用文字加以明確化，其中行政局，即以後的行政會議，也大致如此。 問題在於九一直選以後，由於號稱”民主派”的港同盟囊括了大多數直選席位，他們覺得在實力上，在代表性上應有部份成員可以進入行政局，但另一方面，他們卻不願接受”保密”及”集體負責”的守則。 這問題可複雜了，由於港同盟的要員，大多數也是”支聯會”的成員，而支聯會仍被中方定性為反對中國政府及支援反革命活動，中方萬萬不願支聯會成員進入港府決策的核心當中，港同盟成員五方面覺得自己的代表性被任命為行政局成員是理所當然的，否則，已具政黨性質的為聯資源中心成員，卻仍擔任行政局議員，豈不是極度不公平？ 這實在是彭督上任後，在政制問題上最棘手的問題，此所以有此一說，有謂彭督將實行”兩局分家”的模式，但這一來又被港同盟所反對，認為這是有意排擠他們，向中方屈服，但另一方面港英卻難免又被懷疑是否又是另一種”陰謀”。 本來，理智一些來看，過去行政局的模式及其與立法局的關係，實在是不倫不類，只是由於過去兩局都全由港督委任，具可說俱無實權，則是否分家，完全無關宏旨，當立法局引入直選，並取消官守議員以後，在立法局中委任一些”心服”兼任行政局，俾政府議案能順利通，既有利溝通，又能發揮”護航”作用。只是形勢比人強，一方面是港同盟口口聲聲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委任議員督在未來肯定要大幅度減少，則分家應是最佳選擇。 況且為港督的”內閣”或 “顧問團”，無論其為顧問的角色抑或共同決策者，我們實難想像行政局成員既不”保密”，也不”集體負責”，試想，開完會後，各說各的，或在一些重大決策，在研究或醞釀之前，便各自先向自己的政團或選民諮詢，將會變成怎樣子？ 這即在如何民主的國家，也屬不可能，除非是”聯合政府”，但香港會產生”聯合政府”的模式嗎？ 所以依現有體制，不遵守”保密”及”集體負責制”者，便不應該成為行政局成員，要講話，要發揮監督政府的責任，應該在立法局而非行政局。 何況，依現有體制，行政局可以有無上尊榮與權威，也可以完全無足輕重，一切視乎總督怎樣看你，用你！他可以將一切決策權交給你，也可以另行成立什么”智囊團”，也可以在內閣中再有內閣，重大問題由自己與政治顧問布政司，甚或自己”攪掂”。 故聰明而有實力的政治人物，不必要求成為行政局議員。 行政立法局分家，行政局完全變回港督或行政長官的幕僚、智囊、或閣員，是最合邏輯的方式，因立法局及未來行政長官，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來源，沒有理由再”溝工亂”。 只是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卻來了，因為：今日的政制必須與九七年後的互相銜接。任何政制不能不符合基本法，而基本法在制定之時，大家的內心，以各地方在實際的條文上，大都是按照當時的既有模式為藍本的，故若有任何改變，最多只能夠做些基本法內沒有明文禁止的；若與其規定有明顯抵觸，則絕不應該，也不可以。 同時，一切改變，除了因應港人的意願外，還須要中英雙方取得諒解、默契。任何爭論，都會對香港的安定繁榮，造成負面的影響，這誠我們所關注及殷切期望的。

香港自回歸後已整整七年多，但這七年來的發展，卻是當初大多數人所沒有預料得到。 由於金融風暴的影響，香港發生了經濟大滑坡。不過，香港沒有在金融風暴過去後恢復過來，更不是一如大多數人所預期的較毗鄰國家恢復得更快，而是一沉再沉，失業率高企，財赤史無前例的嚴重，最令人擔憂的是原底極度豐富，高達4,800億元的儲備，迄今只餘下2,000多億元，這就不是單單金融風暴的問題了。 筆者一早在1998年5月在向特區政府呈遞的《如何解決香港失業及經濟問題》的建議書中，就已經懇切指出：香港經濟是“三毒俱發”，金融風暴只是其一，另外兩項是泡沫經濟行將爆破，以及經濟結構無法適應未來的情勢。 同時，筆者更預期香港將會出現大量財政赤字，失業率將會達到7.5%，連開工不足率的5%,總計失業或半失業者，將達12.5%以上，而且高失業率將會是香港未來的常態，經濟略為好轉時，最多只是略為降低一些而已，因此，筆者當時提出了長期、中期及短期的解決之道。 上述這些見解，今日看來，當然要眾所周知與大家所認同，但要知道，1998年時，香港正在欣欣向榮，失業率雖略有增加，卻仍只是2.9%，財政儲備仍然有4,800億之多，怪不得在一次新聞行政人員的餐會上，筆者向當時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提出上述觀點時，他認為筆者未免過慮，因為香港形勢大好也。 如今，六年過去，情況的發展比筆者所估計者壞得多。幾年之間，儲備耗了40%，而且仍高速地消耗下去，稅收只有支出的三分之二，而支出當中近四分之三，是用於公務員的支出，但政府多年來仍然視若等閒，虛耗公帑如故，直至近月，才要節省11%支出，但占政府幾出絕大部份，而且高至全世界均無法企及的公務員薪金，卻在公務員團體反對下屈服，分兩年才一共減低6%與削減公援等之“一刀切”，顯然是雙重標準。 由於大部份支出均非投資性，對未來不會有回報，當儲備耗盡，情況伊於胡底？ 賣機場、賣隧道、賣大橋、賣得幾多？賣了之後，收益不是更為減少？ 幸好中央對港愛護有加，自由行、首位太空人楊利偉到訪、以至最緊密經貿關係，所謂“想乜有乜”，但這些能根本可對香港起死回生嗎？ 中央對香港可以做的都做了，但特區政府本身做過什么可以令香港脫胎換骨，適應未來的根本之道？ 香港公民協會秘書長 高家裕 香港公民協會49周年會刊

麗新集團擁有的尖沙咀星光行其中廿萬方尺寫字樓面積，已委由仲量行及魏理士物業顧問代理出售，由於新推出的寫字樓樓面，是以分拆方式出售，單位面積有小至只有五、六百尺，也有大至全層三萬尺，除部份以交吉形式出售外，大多數是以連租約方式；而部份租約，則將于短期內滿約，故購入的業主，將具較大的自由度。基於此，業界預料每方尺售價可達八千五百元至九千元左右。 星光行占地利優勢 換言之，如全部均能以預料中價格售出，麗新集團將可套現廿二、三億元，使這個以制衣業務起家，但卻能成功地在地產發展及置業中，獲致豐厚利潤的集團，又一次在這次地產狂潮中，贏取漂亮的一伏，並又一次獲得近十億元的獎金。 提起星光行，相信香港人都不會陌生，因為它的位置，正正就在會陌生，因為它的位置，正正就在尖沙咀碼頭及巴士總站旁邊，所有由天星碼過海往返香港及九龍的，或由尖沙咀步行至巴士總站乘車的，都必然經過星炮光行，再加上大廈內有面積不小的中藝公司，以高級國產工藝品為主，吸引不少本地及外地遊客參觀購買；又有北京樓，翠園酒家、金舵島燕窩酒家及麥當奴等著名集團所經營的高級酒樓及速食店。臨街部份，有高級音響器材公司；商場地下，又有不少著名旅遊公司所開設的營業地鋪，該大廈地庫的麥當奴速食店，還是最好、賺錢最多的三間店鋪之二，（另兩間是沙田新城市廣場及北京王府井大街近長安西街處的分店），大廈兩邊頂部巨幅牆壁（廣東道一面及向西面海的一面），一向都由著名商品，如名牌手錶等所租用，天臺巨型的Motorola光管招牌，更是遠至港島也一覽無遺，取得此一（鑽石）廣告位置而付出代價之勁，價之勁，也可以想像得出來。 對於此一位處九龍最南端（新世界中心也處更”南”位置，但地點略為偏東），廣告目標最大的名廈，成為在九龍開設寫字樓或投資置業的焦點，大家自然可以理解，但讀者諸君是否知道，這座巍峨穩重的名廈的原始籌劃人，不但無法因此廈而賺大錢，相反的，卻是煩惱透頂，最後，不能不以”賺價”沽出，整座大廈的售價約是今日麗新集團所沽售的五個每單位六百尺寫字樓的價錢，或是其中一層樓的十分一面積的價錢。當然，不同時候，不同時勢，有不同價錢，還要計及”紙水”（某時期的銀紙購買力），但無論如何，當時，（廿七年前）以總價三千萬元出售，真是（堿欖甘既價錢）！ 另一方面，尖沙咀的面貌，尤其是天星碼頭附近，今日與過去確也有很大的分別。五六十年代，尖沙咀雖已是遊客區，但還未改建成今日的高樓大廈的樣子，那時還未有也鐵及海底隧道，過海要乘坐油麻地小輪（中環至油麻地、旺角及深水步）或天星小輪。小輪晚上停航後，便要在尖沙咀天星小輪碼頭旁即火車總站旁邊的碼頭，乘坐”哇喇哇拿”（以電船仔發出的海浪形容）過海至分域碼頭（灣仔分域街海旁，即今日大東電報局及演藝學院處），所以晚上火車站旁有如趁墟，（大量”夜鬼”等候乘坐”哇喇哇拿”，就如過年時節，香港市民在晚上輪候購買火車票回鄉一親。） 霍英東出售星光行予置地 六十年代的尖沙咀南端，新世界中心仍是藍煙的輪船鹵輪船公司貨倉及碼頭，彌敦道一帶是三四層高的樓房，除美侖美奐、高貴優雅、古色古香的著名半島酒店外，喜來發酒店處還是空地；此外，就是天文臺的訊號山及廣東道旁小山崗上水警總部，今日星光行現址，就是巴士部站旁的小平房，專門售賣雪糕、草帽、菲林、茶水及紀念品的小店鋪，主要營業的物件是遊客，過海市民、乘火車往新界施行者，或返鄉探親的市民。 六十年代，在香港地產建築界中很早便極具江湖地位的霍英東先生，購得星光行現址，並以極具魄力的理念，將一塊原以平房為主的地皮，建成今日大家所見到的星光行（另一座也是由霍先生的公司所建造、九龍地區最高的大廈，是佐敦道及彌敦道口的”立信大廈”–早期那是分層出售的）但當星光行建成後，正值香港連續數年政經動湯（六五年銀行擠提、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暴動，六七年左派暴動），人心惶惶，加以星光行落成後，遲遲未能裝妥電話，以一座商業大廈而沒有足夠電話使用，就是如此這般，所以霍先生決定將星光行出售，接手的人，就是與隔鄰九龍倉同層一個集團–怡和王國的置地公司，代價是港幣三千萬元，（當時九倉仍是怡和集團的”皇牌公司”之一）。 說也奇怪，置地購入星光行後，電話問題很快便”搞掂”，也許是”巧合”，當然，五、六十年代，電話公司的業務及管理，與今日的”效率”有很大差距，器材缺乏，未能即時配合也許真有其事，便因電話問題而影響出租卻也是事實（可能還有因政經局勢動湯而受影響），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可能很簡單，也可能”好唔簡單”。 關於霍英東的傳說 有人認為，港府中人一直對霍先生有”意見”，這當然只是猜測，實在並無憑據。不過，霍先生在香港做了不少公益、慈善、體育推動及同業公層的事，貢獻不少，但始終未獲得過英皇頌贈的”荷蘭水蓋”，當然，霍先生一向愛至貴為”人大副主席”，等同國會副議長，當然名份較什么”荷蘭水蓋”更為尊榮。不過，無論如何，港英一直對霍先生吝于賞賜，實在也是好生奇怪的。 正因如此，有很多傳說及揣測，其中一種是當韓戰時，英國執行聯合國對中共禁運，使中共在物資供應上甚感”壓力”，而霍先生則在這時出盡”辦法”，加以援手，對國家”有功”，使霍先生大受國家”器重”，亦因此而被港英政府列入”黑名單”，情形是否真的如此，那就要當局者才瞭解。不過，若真是如此，則不同立場自有將星光行遲遲未獲電話供應，與霍先生跟港英的關係混為一談，那就只能說是：”姑妄言之姑聽之”了。 置地買星光行得益非淺 在星光行身上，賺錢最多的，應該算是置地公司，她以三千萬元買入，在80年代初期地產旺市時，以十億元代價賣給了以長江實業為首所組成的一個財團，其中包括會德豐（當時未被九倉的包玉剛所收購）屬下的聯邦地產，（聯邦地產將中環聯邦大廈賣給以長實為首的財團集團後，又與長實及其他財團聯手購買星光行及發展新界沙田火車站的商用樓宇），此一組合從來又將星光行分拆賣出去，雖賺了點錢，但因該時地產還未達裂口性的加速上升，故還不算太多；在這一浪潮中，真正獲得最大利潤的，還是在近數年或年前才買入，而守候了兩、三年的投資者。 麗新是賺了錢，何鴻燊也賺了一筆，他所購入的是地庫部份，年前已以一個”合理價”，將物業注入”信德集團”，據說是要”壯大”集團經常性收益的物業組合，有時真很難計清楚大集團與大富豪的一買一賣之間是賺了多不，或是誰賺了誰。 總之，如以麗新集團最近的標售價計算，星光行近六十萬尺的樓面總計，全幢約值五十億元，那是霍先生當初出售的一百六十餘倍，地產真是無底深潭，其吸引人之處也正在於此。 百姓半月刊 新四十四期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五月二日，中國銀行首次發鈔，成為了匯豐及渣打以外的第三間香港發鈔銀行（除香港開埠早期的不計外，被匯豐收購前的有利銀行亦有鈔票發行）。 未邀港督有違常理 中國銀行行長主持發鈔儀式時表示，中銀沒有邀請港督出席而只邀請金融管理局任志剛（理論上的香港中國銀行頂爺），是因為港督政務繁忙，因此就”不必喇！”（布政司陳方安生及財政司麥高樂分別去了美國訪問及回老家受勳而免去了尷尬）。 儘管如此，無論出於什么原因，都是有違一般禮節。尤其是港澳辦主任魯平，來香港參加了儀式，也在”周身唔得閑”的情況下會見了眾多團體，卻”冇時間”會見港督，難道真的”費事啥氣”？ 話說回來，王啟人行長致詞時說，中銀能與匯豐及渣打一起發鈔，是表示對香港的安定繁榮及平穩過渡有信心及願意為此而作貢獻。而從另一方面，有關人士亦口口聲聲表示，中銀髮鈔，絕不會影響匯豐及渣打的原有地位。 這邊廂，匯豐銀行董事施偉富一方面表示在九七年前，中銀都不會出任外匯銀行公會主席，另一方面又說中銀髮鈔，目前只占全港發行量百分之五，該行發行約占百分之八十，若中銀增加發行量，則匯豐所受的影響，將會比渣打較大云云。 姑無論將來匯豐及中銀的地位，會不會相對地起變化？但無論如何，在德輔道中及大道中一號起，一連三座建築物，卻確確實實地控制著香港的財經命脈，這三間建築物就是由東至西數起的中國銀行大廈、匯豐銀行及渣打銀行大廈。 匯豐中銀本港金融體系 中國銀行五十年代初期公開拍賣時，每尺地價三百多元，已被當時報紙大字標題稱為”不止寸金尺土，而是寸土尺金”。六十年代又因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港共要向北看齊，而使中國銀行與對百的拱北行、政府新聞處大打對台，實行文鬥，其趣致情況已於上期述及。在大廈本身，中銀雖然並無改建，卻已在花園道中另建六十多層的新中銀大廈。 至於匯豐方面，亦於八十年代初期開始改建，花了數年時間，改建成一座儘管不夠新中銀大廈那么高，但論”貴重”，卻號稱是全世界之最的。 故匯豐（包括恒生）及中銀集團（中國銀行加上十多家中資銀行）這香港兩大銀行體系，佔據了香港金融體系最大的比重，匯豐與中國兩大銀行之重要性及彼此的互動形勢，也不妨以其總行的情況來作個譬喻。 首先，新中銀爭取向上，銀光耀眼，成為香港標誌之一，匯豐銀行大廈不欲爭鋒，卻整座建築物表現出名貴，質感，充滿尖端科技般的，且其盤根錯節，具有雄厚實力，凝重無比。 匯豐大班的自豪 記得以前匯豐大班沈弼就曾經常將新建的匯豐大廈引以為榮，（連同當時匯豐大班在山頂的億元豪華府邸，真是顧盼自豪，其自豪感可能只有科技大學才能與之一比），認為只有建成如此一座總行大廈，才能與匯豐的雄厚實力相匹配。 說來，沈大班這番講法也不無道理，因為這間原稱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機構，開始雖然同時以”香港”及”上海”相稱（事實上，當上海已是十裏洋場、燈紅酒綠的東亞大都市時，香港不過是一個小小轉口港，而香港舊匯豐銀行，正就是依照上海外灘銀行區中巍峨的匯豐大廈面貌而建的，一九五四年後，該大廈被沒收，據說將於不久會招標出讓），在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後，匯豐在上海業務被迫結束，轉而將香港成為總行所在，這與渣打或後來合併的標準渣打以英國為總行不同。 就是由於匯豐以香港為大本營，並取得了非正式的中央銀行地位（作為結算銀行，利率厘定的主要者，兼具發行鈔票–百分百儲備，但本身卻是私營的商業銀行，也只是將本求利），擁有若干特權–譬如是政府的往來銀行，故業務一百千里，每逢有金融危機發生，大部份銀行都需要匯豐出面聲明支援，（另一些則由渣打聲明支援），否則，沒有”兩大”支援的，便一定”釘梗”。一九六五年，香港因前一年（六四）地產狂潮而引致銀行危機，華資銀行紛紛要找靠山，恒生銀行便在這年”易手”，由匯豐取得其控制權，以後，廣東信託及海外信託等”信得過就托（水龍）”的銀行（不是今日的海外信託），匯豐不予支援，政府惟有下令前者”執笠”，後者則予以接管及”治理整頓”。 自此以後，匯豐業務更全面大擴展，除政府及大企業必是其往來客戶外，匯豐也往往成為最大客戶的股東，如投資于《南華早報》及國泰航空等，事後都證明是獲得最大利潤的投資。此外，匯豐一面在香港大力擴展零售業務（連恒生計，分行近千間）又在世界各地開設分行，大量放款或收購各地銀行，所以八十年代，匯豐已成為世界五百家最大企業之一，而且其名次在每年的名單中都持續地直線往上爬升。 金蟬脫殼收購海外銀行 七十年代初期，匯豐是首間盈利超過一億元的機構，但其後，其在全世界各地的業務，比重日漸增加，但整體盈利卻仍然以香港為最大比重。 可見香港仍是最賺錢的地方，匯豐將由香港所賺的錢，逐漸建立起跨國的網路，使自己變成跨國的大銀行。 要知道：國際性的銀行，由於盈利能力不強（息差小、費用大），加以壞帳多，一般PE（市盈率）多隻在五六倍至七八倍之間，但匯豐的PE，一向都在十倍以上，所有香港屬保障性及穩健性的基金或退休人士，都視匯豐為必然的投資組合，可見對其捧場及信心。 匯豐股票原有倫敦登記及香港登記（倫敦登記買賣不用付印花，故聯合交易所成立前的四會時代， 九龍會一度以經紀會員間自行買賣，增大交易額以取得政府承認其地位），後來匯豐取消倫敦登記，一心以香港為家，卻不料爆出個九七問題，使匯豐決定重組結構，將匯豐銀行本身隸屬於”?豐控股”之下，並將”匯豐控股”的註冊位址外移，同時加速收購外地銀行，美其名為加強國際業務，實則”金蟬退殼”，最大宗的收購是美國海豐銀行及英國米特蘭銀行。 匯豐雖藉此而大大加強了其體積，成為世界十大銀行體系之一，但卻付出了沈重代價，使匯豐長期將資金由港外流，也遏抑了每股盈利的增長，當然，香港業務已達飽和，也是原因之一。故整個八十年代，投資於匯豐都是所得無多，直至因其收購海豐及米特蘭銀行，依英美法例，須將內部儲備公開，造成”利好”因素，以後”基金佬”又說那些海外銀行盈利大增（其實是爛帳撇清後不再提存呆帳準備），而將匯豐股價推至一百卅多元，使股民如癡如醉，然後大量派發，到執筆時已跌回八十多元，真是”喊都無謂”！ 鉅資建成總行大廈 回頭說匯豐引以為榮的總行大廈：過去，匯豐從未供股，但八十年代，卻為了建造這座大廈而供股二十多億元。這在當時而言，是一個龐大的數目，而這座大廈，是否”名貴”或”珍貴”，各有各的想法，但她很”貴”卻是事實，因為整座大廈，建築費達六十億元之巨。 看官，不是今日的六十億，而是十年前的六十億，以其近一百萬方尺計，平均每尺建築成本達六千元，試以環球大廈為例，當時新落成的環球大廈每尺才賣二千元（已包括了發展商的利潤，財務成本及通常占最大比例的地價），匯豐大廈不計地價，竟然每尺建貴六千元，這條數點計？作為匯豐股東，有多少人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 承建商的歎息 獲得承建這座全世界最貴重大廈的建築商，是一間名為公和建築的公司（此公司後來與大新公司合併成為大新公和），其主持人是建築界名宿陸孝佩先生，也許今日沒有多少人認識陸翁（在行內卻是老前輩），但他的愛女卻在今日無人不識，那就是前觀察社台柱、智才機構董事、委任主法局議員、因提出新界土地豁免條例修正案而聲名大噪的陸恭蕙議員，儘管不少新界人士要用包青天的虎頭鍘對付她，但她的知名度已大大提高卻是事實。 匯豐大廈落成後，陸先生已淡出建築界及退休，不講不知，這位建築界老宿在退休時對人言：”只有傻仔才會做建築！” 這句話大有文章，作為建築界前輩怎會出此斯言，原來據一些內行人士指出，如果生意淡薄時，大家為維持工作人員及機械的有效使用，建築公司都會爭相出低價落標，但如建築好景，生意蓬勃之時，卻往往都是人工及材料都飛漲之時，原有成本接下的工程便會大大超出預算；所以，建築界往往是在地產業轉淡時賺錢，地產好景時賠本，真是有苦自己知。 樓下空地可商借 不少人問，為什么匯豐大廈樓下會空著，任令其在星期日成為菲傭大集會之所？ 原來依建築條例，一般商業區的大廈，地積比率是十五倍，但如業主願意將地下作為公眾用途，便可建築等於地盤面積十八倍的樓面，反正匯豐不會將樓下作為商鋪，而銀行大堂，可設計移至樓上，則可藉此而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樓面，何樂不為？此所以，匯豐空出樓下，並非”大”，實在是”打響算盤”的。理論上你與我只要是作公眾活動，都可以向匯豐商借，只是答應與否卻不在你與我。 各大公益團體，日後如有需用，不妨考慮在這世界最貴重的物業的龐大有蓋廣場上舉行，使活動身價不比尋常。

由於地產颼升，特別是貴重寫字樓格層創高峰，不少位處商業中心的酒店紛紛被收購拆建，改為高級寫字樓。 上期提及新中銀大廈，以友誼價格獲港府批地，建成後地產市道初起，故斷定租約屆期，除自用部份外，租金收入肯定大幅增加。 希爾頓酒店由來 與新中銀大廈一路之隔的希爾頓酒店，為長實集團屬下的物業，其原來本屬獨立上市的”永高酒店”有限公司，七十年代，由上市不久的長實底子不厚，土地資源及收租物業均不多，故收購永高酒店（由國際希爾頓酒店集團管理，故稱為希爾頓酒店）後，可以作為穩定入息的來源。由於當時香港五星級酒店不多，故希爾頓酒店可說是長實集團的貴重資產。 長實由世豐手中接入和黃的控制權，亦因置地為了江湖救急而將港元燈控制權售予和黃時，長實亦間接控制了港燈。 由於港燈有經常性大量現金收入，加上將北角發電廠出售，現金多到難以計數，為使祖母公司現金周轉方便，始作更具策略性的佈局，因而將希爾頓酒店售予港燈。 約十年前，長實、和黃、港燈集團改組，港燈將一切非發電業務售予其屬下嘉宏國際，並通過與母公司換股及改變從屬關係，使港燈原先控制嘉巨集，一改而變為和黃持有嘉巨集，嘉巨集持有港燈，長實與港燈由祖孫三代，變為祖孫四代。 改組之初，市場人士及集團本身，都給予嘉宏未來前景以較高評價（港燈剩餘單純的發電業務，收益卻屬穩定），但以後的發展，地不盡如人意，嘉宏的業務發展只屬普通，其所屬希爾頓業績，因受世界經濟環境影響而表現平平。 （先後受八七股災、六四及波斯灣戰爭、西方經濟不振所影響），與和黃合資收購的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更成為李嘉誠先生的最大敗筆。日後嘉宏頻頻要為赫斯基撇近於尾聲，酒店業開始複生，而其有份參與的海怡半島發展計劃步入收成期時，和黃乃決定將之私有化（美其名為避免業務重疊），這是唯一的一次，李先生對被看中的公司，而願意以高得令原股東滿意的一次收購。 為此，和黃”蘇”出來的成績表大有”進步”，於是”基金佬”齊齊大合唱謂”和黃複生”，”轉汙為盈”（數位遊戲），而長實也增加對和黃的持股量，真是”春江水暖鴨先知”！ 提早解約有目的 今日，和黃宣佈以高價（九億余元）向希爾頓酒店管理集團，換取其提早解除管理合約，代價真真不少，和黃青出如此高價解約，自有其盤算之道；不過，可以斷言，”賺梗”，而且已肯定”大豐收”的，則是希爾頓國際管理公司。 和黃此舉是否著數，要由歷史去證明，以今時今日高級寫字樓的售價租價，其所帶來的充份運用資源潛力，與付出九億元之數相比，有關方面必然是除笨有精，但笨到哪個地步，精又精到什么地步，那還是要經過時間考驗的。 據江湖傳聞，和黃之所以肯付出如此高昂代價，乃是有一個密底算盤，就是希望能夠連同隔鄰的政府停車場，及作為政府新聞處本部，加上全香港最昂貴的公眾所在地的拱北行，一起重建，將使花園道至中一帶改觀，該處土地資源能夠更充份運用，除了和黃及長實可以資產增值外，政府也有大筆收入政府雖然不會向市民分花紅，港人愛港，香港庫房也即你我口袋，只是大家不能夠分，不能夠 用而已，未來特區政府，作為未來特區政府的候任政要諸公，也應該額手稱慶。 有著數港府勿跳草裙舞 不過，據政府放料，口口聲聲說還未有考慮，而和黃亦表示並無其事。當然，這個世界是慣於表面一套，實情一套，時機還未成熟，實在也不必張揚，只是常情而論，以長實和孖寶董事會諸公，若非已有腹稿，豈肯如此”大陣仗”？ 只是作為納稅人之一，作為包的一分子，筆者誠懇希望和黃的宏圖大計早日實現，政府有司，不可再跳什么”草裙舞”，發展所得，雖然不能入有司諸公口袋，但於當今政府，以至未來特區，也包括全港市民，均大有裨益，而且要手急眼快，最好是以高價一次過賣給和黃（其他財權因無”相連”之利，不易出得高價）收回”堿龍”，正所謂”話之你”，如屬合作，也要急急出售分錢，否則”蘇州過後無船搭”，到時地?回落，”喊都無謂”！ 筆者前曾提及顢頇官員，在當初力寶中心補地價時，真正是把納稅人的荷包倒吊，希望拱北行及停車場，不可再次歷史重演。 拱北行的欷歔 提到拱北行，趁這裏還有少少篇幅，向讀者說些既屬有趣，也實在令人欷歔的舊聞： 話說一九六七年，當時國內正值文化大革命，極左派得勢，武門如火如荼，影響所及，香港也發生暴動，港英傾全力對付頗有暴力傾向的一些鷹派中左派機關團體、公司行號。 而為了表示對國內當權派的絕對正確政策的擁護，香港左派工會、銀行等，都無不大字標題的標示出巨型標語，最常見的就是”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以至”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當時，作為左派機構大本營及”政治經濟腦神經中樞”的中國銀行大廈，也挂出了”毛主席萬歲”、”乜乜大團結萬歲”之類的巨型標語，由天臺直垂而下，港英陸空嚴密監視，中銀大廈本身也守衛森嚴，提防港英突擊，有謂在大廈天臺架上通電鐵網，以防英軍直升機降落。 武鬥不行有文鬥 而為了宣揚毛主席思想，鬥垮鬥臭港英，由中銀大廈不停地用巨大擴音器不斷重復的宣揚”偉大”，及力數港英之不是。當時作為港英喉舌的新聞處，正正就在與中銀一路之隔的拱北行，鑒於中銀擴音器每分每秒都在叫嚷，如”武鬥”非他們本行，於是乃實行”文鬥”，效法中共過出干擾美國之音的辦法，你不斷叫嚷”毛主席萬歲”，”鬥臭港英白皮豬”時，我則一路大播何非凡”情僧偷到瀟湘館”，”飄紅！飄紅！你快歸來呀！”……什么”風吹綠竹、腰抱小蠻”之聲，不絕於耳，煞是奇觀！ 今日，北京與港英，分分合合，由攬頭攬而又面左左、炮聲隆隆，九七隻餘下三年，而新中銀大廈已矗立於花園道旁，拱北行也有可能重行發展，二十多年前的趣怪烽煙，只變成香江掌故了。 百姓半月刊 新四十二期 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