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社會分化及青年認識誤區該怎麼辦？
有傳來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郭武平教授就台灣近期“反課綱”議題採取激烈行動，論及台灣部份政治人物「數典忘祖，置入性洗腦」情況，與近期香港一些泛民人士及其鼓動的熱血學生，情形有極大相似，並慨歎有些人目光如豆，國民互相攻訐，讓外敵隔岸觀火竊笑，個人覺得深有同感。
港台學運表面相似，卻有本質上的不同
不過，在港台之間，雖然相似，但亦有本質上的不同，同時對於香港回歸後一些人的做法，尤其難以理解。當中包括愚蠢與惡毒，也有自以為主動、替天行道，但其實卻是受人利用所兼而有之者。
事實上，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六十多年來的兩岸分治，有些人對內地存在疑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大陸自從改革開放，兩岸交流日形密切，特別是在內地經濟突飛猛進，而台灣經濟因發展至高原地帶，國際市場難以再有突破之時，則大陸是其唯一可以發展的出路。故台灣雖有學生的欠缺理解而流於盲動，以及綠營的煽動族群矛盾，但所有台灣政界人物，大家都知道，一切問題均根源於兩黨「爭櫈仔」，奪取議席及政權（只學生們蒙在鼓裡）。而大家都心知肚明：大陸的因素，今日已成為台灣的生存命脈，無論如何表態，誰人當選，都不能逆轉及要與大陸既鬥爭又依存的關係。而且，今日在台灣，抹黑大陸已沒有市場，因為資訊發達，雖然隔了個台灣海峽，大陸的進步與實力，大家還是一清二楚的。
香港卻有顯著的不同，而且相當奇怪，因為香港與國內一向關係密切，即使在英治時代，香港人也經常回大陸探親旅遊，東江水及副食品也均來自大陸。內地較早期的不太理想時期，以至經濟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開放及經濟實力之突飛猛進，大家都是清楚的。而在回歸日程上，制定《基本法》之時，基於港人對於一些既有及已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及制度，恐怕在回歸後會失去而不厭其煩地作詳細的“不變”的規定，這自亦可以理解。
但回歸後，除對於絕大部份的憲政體制上的主權象徵的事務外，均可讓香港高度自治，而一國兩制的實踐成功，是無可辯駁的現實情況。加上回歸之後，剛好碰到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以至金融海嘯，本來過於單元化及脆弱的香港經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可幸賴內地國力日趨強大，使香港得以在中央的支持下，先後實施“最緊密經貿關係”、自由行，以至大量國企民企來港上市，加上離岸人民幣業務，支持著香港金融業及社會經濟於不墜。這除了尚在求學、認識未及的學生外，香港人——特別是在政界、專業界的人士，絕無不清楚之理。但卻偏偏利用《23條》立法、政改等問題（包括住房及民生上的一些問題），挑動市民及學生們反政府、反特首（其實誰做特首也會反的，從而更反中央、反國內……），利用「拉布」阻延施政，更利用當初爲了恐懼泛民勢力過大而設下的“關鍵的少數”的機制，調轉來使已佔大多數席位的泛建制派陷於半身不遂。
放棄「以鬥爭為綱」才能達至「雙贏」、「眾贏」
造成這種情形，個人認為基於兩個原因，就是這批「有識有見」的人士（其實也是「真正無知」、「沒有智慧」），不懂得如何與權力打交道，發揮「政治是一種藝術」，必須「有取有予」，先行“Good水”，然後在逐步建立互信後，逐漸推進，以達到「雙贏」、「眾贏」的道理。但他們只恐懼失去光茫，以為一味反對，「你奈我何！？」便有安全感、便可以覺得「自我的存在」。一如法國哲學家笛卡兒之「我思故我在」，他們是「我反故我在」，陷於一種集體的、自我催眠的恐懼症之中。所以他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宣誓，永不離隊，要捆綁式投反對票。因為他們認為若不「永遠鬥爭」下去，稍不團結，便是其政治生命的結束。他們除了團結起來，「一票也不能少」之外，就是利用學生、利用同學們的滿腔熱情、滿腦子改革社會、向不義制度宣戰的“黃衛兵”，向他們鼓動。因為學生們眼裡沒有官府，沒有法律，只知要向不義宣戰！
個人在若干年前在往珠穆朗瑪峰路上遇到兩名青年伙子，晚上十點多鐘，滂沱大雨，在五、六千米高山地上，奇寒無比，一行三人朝往「大本營」前進。那時一點亮光也沒有，三個人只有一盞頭燈，燈光只照亮周圍方圓數尺之範圍，故誰也不能墮後，否則便會孤獨地被遺失於完全黑漆的嚴寒及不辨東南西北的不可知環境中。我以為今日泛民爲了自保，必須利用捆綁式「插血為盟」，以免被「各個擊破」而“一鑊熟”，也是同一道理。
外國勢力的意圖及作用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他們當中不少實際上是與外國勢力有著直接或間接關係，受著有關勢力所操控（有些是被操控著而不自知）。對於這一提法，香港絕大多數人可能連想也想像不到。事實上，國際上爾虞我詐，互相利用或互相行使陰謀詭詐。當前現實是自從蘇聯解體後，中國崛起，美日即以中國為假想敵，結成「反中國同盟」的新一波，對中國實施全球圍堵的策略。
香港人因長期處於和平樂土，對於香港數十年來其實是國際情報的中心、也是國際上欲破壞中國的跳板的實情缺乏了解。在此，個人舉一個例子：當年美國在“九一一”恐襲之後，呼籲各國共同反恐，當中國也表示支持之時，美總統喬治·布殊卻不僅沒有表示多謝，更且反而說了一句：「你唔好藉反恐來壓迫少數民族（指新疆維吾爾族）！」。又美國國務院中有一官員稱為「西藏專員」，你道美國怎會有此官職？又這官員過去七年，竟會見了達賴十二次，（2010年的數字，近期沒有這方面的數據）。又試想當年不同的藏族地區一齊大規模地暴動，又怎會那麼湊巧？可想而知其資源及組織力是如何了得！？且在看看今日香港某些掛著「推廣通識教育」名義而在本港各大學中設立中心的，其與美國外交及情報機構關係的密切，是如何將其工作對象在本港及學界中作怎樣廣泛的延伸？
正本清源，應協助同學們加深對歷史及國家現狀的認識
事實上，該國的這類機構的業務，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因為內地建立起共黨政權，某些國家基於歷史階段的全球性及全方位反共需要，因而在香港廣泛地支持香港的報章、雜誌及許多文教機構，與今日情況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個人認為近年某些學生的行為雖然過火，已跌破了作為學生的應有底線，但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一方面認識不深，以及受人煽動與蠱惑。所以要怪就怪那些「幕後黑手」，以及口口聲聲“開放”、“包容”而沒有好好地負起教育責任的學校和部份教師及家長們。
因此，釜底抽薪，個人認為當局、學校以至社會上的有心人，應好好通過說理及教育，讓同學們了解國家民族的過去與未來，今日國家的體制與發展，香港與國家及世界的關係，以及在這千載難逢的契機中，讓學生們透過研讀、討論、旅遊考察及講座等認識國家，去除同學們與國家民族的隔閡，培養起作為一名香港人、一名中國人的最有利的能力以及最正確的心態，使能發展最適切的抱負。
如何改善這一令人憂慮及已不可再惡劣下去的情況？
個人認為政府當局除了必須加強執法，檢控一切違法的或衝擊、破壞、霸佔路面，作挑釁的言詞及行動者外，對一切組織、煽動以至以金錢支援該等違法行動者必須加強執法及檢控，以維護社會安寧。大學及各級學校教師，更應負起正確教導學生的作用，不可縱容學生的違法或違反教育倫理的行為，以免學生習慣了錯誤及超越常規的錯誤行為及氣氛環境，誤將錯誤為正確，致形成錯誤的人格及行為判斷，成為日後到社會之後，變成一個破壞社會、只知追求一己之私或自以為是的目的而不惜違法及亂紀。
至於身為教育工作者的老師們，我們認定絕大多數都是懷抱善意，希望引導孩子們能認識事理，爭取社會合理的發展，但由於受其工作環境及認識所限，因而往往心雖善而做法卻流於偏頗。所以老師們除了首先自己必須對社會上各種問題或訴求要多了解其背景、底蘊和諸種可能性的解決方法外，更要讓自己有一全面及多元化的認識，才向學生們介紹。教師應讓同學們知道：社會是多元化的，我們必須充分尊重不同的意見，尋求出階段性的各方面可以接受的方式，然後循序漸進地去次第實現。
而政府當局及有成就的社會企業，亦應多資助不同的社會團體，舉辦多一些相關的資料展覽、講座、比賽、工作坊，以及一些實地考察，讓同學們多到內地交流，認識內地社會發展情況及不同階層（包括少數民族）的生活。感受自己與國家民族的關係，以及在國家發展、個人事業發展當中有何可以契合的機會？
「中國知識學會」及「中知書院」近十年對此做了什麽工作？
「中國知識學會」自十年前成立後，即一直以其僅有的弱小力量，推廣上述的工作。主要負責人高家裕教授及區議員陳華裕校長因其對社會之識見及對國家民族歷史的認識，深感必須在香港推動中國知識，使港人、特別是青年人能在回歸之後能加強對國家歷史的認識及國民身份的認同。
豐厚經歷及研究方向，有助宏觀地推廣中國知識
由於高家裕教授除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教育工作外，也曾涉獵銀行金融及文化藝術的推廣，其長期在院校擔任《國際關係》、《中山思想》（香港少有人教授此科者）、《中國通史》、《近代史》等，故在推動相關工作時能夠多方面運用各種知識、技巧及方法。
高家裕與陳華裕除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合作在主持「深水埗中學」時，已率先採行「專題考察研究」的教育方式外，亦已大力推行戲劇教育。高家裕校長在「學校聯絡委員會」（地區性的校長會）中，已以「校際社會專題採訪比賽」及透過訪問對該問題具資格人士的比賽形式，推動同學們對社會問題的認識。
此後，高教授擔任《亞洲電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編輯主任及節目監製時，除統籌及監製時事性資訊節目外，也曾為前港英政府布政司署公務員訓練處製作長達一小時的影視特輯《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供十八萬公務員認識中國經濟發展之用。是以在2005年高教授向「香港公民協會」建議，並負起籌組及製作責任，組織了一次史無前例的龐大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二十五年成果、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及鄧小平生平」的資料展覽、比賽（徵文比賽、中國常識問答及老師出題目比賽）、講座、專題研討及考察。該項活動，共邀請了香港教師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多個街坊團體、不同院校之校友會等共同協辦。高教授除為此特別成立了「中國知識學會」專司其事外，更邀請了「廣州工商聯」、「廣安（鄧小平出生地）工商聯」合辦。相關資料除在本港港鐵奧運站等多個公眾地方展出外，更在廣州「茶葉城」、「輕紡城」、「火車東站」及「廣州交易會」之開幕宴上展出（共二十多塊展板）。由於人流鼎盛，成果之大可謂空前。但全部費用不過八、九萬港元，可說是以極少費用而發揮極大功能的奇蹟上的典型。
聯合眾多團體，共同推廣「歷史教育」、「通識教育」和「國民教育」
其後，「中國知識學會」為有效推廣歷史教育、國民教育及香港人對祖國的認識，更成立了「中知書院」，以開設文化性、興趣性及職業導向性課程推廣相關知識外，更不時自行組織及聯合其他社團組織推動與歷史、通識及國民教育相關的活動，包括與香港公民協會、香港教師會、尖沙咀街坊會、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等舉辦各項比賽與展覽，如「辛亥革命資料展覽」、「高家裕教授兩岸風光四地情攝影展」和多個書畫、攝影展，以及讓大眾認識中文書寫及字形軟件的書法比賽（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女教師協會、教育評議會等多個團體協辦）。
此外，為推廣中華文化，特在校內成立「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中國歷史推廣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和「國民教育中心」。近年來，除不停舉行及推動與上述「中心」目標相關的一些個別活動外，並推動了一系列的講座，包括與「孔教學院」合辦「湯恩佳中華文化講座」的系列性活動，主要是儒學的思想及戰後香港「新儒學」的發展（由本校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譚志基博士主持及不同學者主講）以及高家裕教授主講的《中知大講堂》（分「歷史可以如此多Fun」及「縱觀天下」兩個系列），以協助社會人士及學生們對歷史產生興趣及認識世界之「天大地大」及諸種複雜的關係及情況。
上述《中知大講堂》兩系列階段性完畢後，未來又改變形式，邀約不同專家學者以不同課題演繹不同的領域知識，並定名為《百家百講》。
政府及企業可以做些什麽？
個人認為政府及龐大企業爲了推動上述相關工作，往往找來一些名流或身兼數十職的公眾人物，掛銜而成立不少委員會（成員亦多為身兼職務眾多者），並撥出龐大費用，全年的或個別的推動活動項目，但費用往往主要用在刊登全版廣告、龐大的開幕禮、場刊及昂貴的製作費等。成效當然亦有一些，但個人認為，在資源運用的有效性及推廣知識內容與方法之到位上，倒不如撥出其中的一些資源（不一定太多）去資助一些民間志願團體或學校，一如「中國知識學會」、「中知書院」等或類似的懂得專業操作、知識廣博而又熟悉以少量資源推動龐大效果活動經驗的團體，則更能發揮其專業性。因其具有使命感，並能真正親民（與群眾、特別是青年接近），讓其潛移默化，庶幾可以避免青年因認識不深，受人煽動而變成對社會偏激、對國家民族疏離，甚至無視自然發展的大方向，不自覺地產生抗拒國家民族融和的思緒，致使國家受損，香港社會受損，也讓每一個個人也受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