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十多個國家的近百位學者專家，由2001年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日起，一連三天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研討會。獎會學者共提出了數十篇就上述問題的論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章開沅教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蔣永敬及澳洲阿德雷德大學教授歷史研究所分別作主題演講。
該研討會由香港大學歷史學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聯合主辦。
茲將”主題演講”登錄如下：
珍惜辛亥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
章開沅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世紀和時代一樣，都屬於近代外來詞彙。中國傳統語言中的”世”、”代”，帶有濃厚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並且與王朝世系更為緊密相聯繫。正如1903年劉師培所言：”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穆汗漠德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
19世紀末，較早也較多公開採用西方紀年的中國人，孫中山當數其中之佼佼者。這不僅因為他曾直接接受西方系統教育，而且還經常居留於海外。如與中會為募集革命經費而印製的”中國商務公會股券”，其頒發時間即用西元1895年；,而他親自撰寫的”《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譯序，也書明寫於1897年。
但是，較早把世紀與時代結合起來論析歷史發展趨勢的卻是梁啟超。他在1901年發表《過渡時代論》，把各國歷史發展過程區分為停頓與過渡兩種時代。歐洲各國自18世紀以來兩百年間皆處於過渡時代，中國數千年以來皆處於停頓時代，而現今已進入過渡時代。”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過渡時代乃是許多民族由死而生、有剝而複、由奴而主、由瘦而肥的必由之路，大是希望之所在。
梁啟超對過渡時代的表述，體現出敏銳的歷史感觸，但缺乏對歷史實質的確切把握。較之前進一步的是同年發表于《清議報》的另一篇《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此文明確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減之時代也，”並從科技發展、經濟發達與市場擴張的角度探究其根源。作者還結合美、英、德等列強的歷史與現狀，斷言帝國主義必將加強對於亞洲的爭奪，八國聯軍之役”雖曾稍演於十九世紀之末，而實為二十世紀之先導也。”
與些同時，《國民報》也發表《二十世紀之中國》一文，更為密地把世紀、時代與中國的命運結合起來考察。作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認?”二十世紀將為支那人之世界”之類論調，實?歐美、日本列強”忌我中國之言”。決不能輕信而沾沾自喜。中國人民如果仍然是只知有朝廷而無國家，而且”馴服柔順安之若素”，任由列強對清政府”擒之縱之威之協之”，加強掠奪其領土、主權、資源、財富，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將成為數重之奴隸矣”。這篇短文再三向中國人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
此後，世紀、20世紀、20世紀之國民等詞語遂不脛而走，成為進步青年的流行話語。作為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前身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其發刊詞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二十世紀之支那，仍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國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愛之，不能不決此疑問也。”
由此可之，辛亥那一代人世紀意識的萌生，從一開始就與深沉的憂患意識結合在一起，即所謂”天下與亡，匹夫有責”是也。但是這種憂患意識不再屬於陳舊的忠君愛國範疇，因為他們已經將國家與朝廷區別開來。他們具有近代國家觀念，亦有近代公民意識，企盼成?人格獨立的國民，不願繼續扮演奴隸主義的臣民。
正是這種新的自我認定，促使他們清醒地審視時代潮流與世界局勢，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日以繼夜地求索救國之道。對於20世紀時代潮流的判斷大體有兩類：
一類府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浙江潮》第1、2期連載的《民族主義論》一文即認?：”互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歐靡，而及於美，而及於澳，而及於非，猶以為未足，乃乘風破浪以入於亞。”這個”大怪物”就是民族主義。民族競爭將更加激化於20世紀，面民族之生死存亡又取決於”國種”之優劣。所以，”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沖。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一類認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開智錄》發表的《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一文即認為：”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紀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紀乃精神文明之時代，全是自由與公義之世界也；又戰爭之事，雖或不能絕跡，而亦必幾希。此不過夢擬之想耳！實際二十世紀之末之自由與公益之腐敗，必過於十九世紀之末。何則？十九世紀立狄塔偏主義(Dock Turpin指帝國主義──引者)，未如二十世紀之盛，所以自由與公義，二十世紀不及十九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末又不如其前半期也。然則經二十世紀之後，不反退化耶？是又不然。自由與公義之腐益盛，則人之想望也益渴，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權之專壓，實是以開近世之民權而已。故二十世紀末之自由與公義之發達，必與十九世紀之民權等矣。”
這兩類看法都能從不同側面，看出20世紀民族、民權運動兩大發展趨勢，甚至還深入探悉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然而卻未能更為全面地把握新世紀發展趨勢的總體，更未能說明社會主義運動必將在這又一個百年中蓬勃發展。當然在這方面又不乏少數有識之士。《浙江潮》從第3期開始連載的《最近三世紀之勢變遷史》一文，已經頗有前瞻性地指出：”物質的進步，乃轟出平民主義之爆烈藥線也。試問近世社會黨蔓布列國，忽而同盟罷工，忽而集會演說，每年秘密出版之勞動雜誌百萬冊，抗貴族求平等自由之血淚數百斛，非有昔日之壓制，安有今日火炸烈？吾視19世紀之未，20世紀之初，純乎社會主義之世界矣！”並且預言：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其猛烈必百十倍於歐洲列國之革命”；而20世紀之大戰場即在、”亞非二洲之大陸”。當年辛亥志士的心與亞非各國人民的心是相逼的，出自章太炎手筆的《亞洲和親會約章》明確說明自己的宗旨，乃是”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形成於１９世紀之末倫敦蒙難以後，正式開發於２０世紀之初並成為同盟會的網領，可以看作是當時先進中國人對新世紀體認的綜合與昇華。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歸結成為一句話：”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產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他對中國革命充滿信心，因而向全世界宣告：”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不屈不撓的真誠的革命者，他和辛亥那一代人在本世紀初創造的不朽功績，乃是一舉摧毀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並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個真實的共和國雖然只是短暫的存在，然而它卻全面開為了中國現代化的閘門，從此任何力量也難以阻止這股前進的潮流。
正如任何其他的偉大歷史人物一樣，孫中山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實現自己的抱負，他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全取得革命的預期結果。”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人們對於民國初年政局紊亂的悲憤與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革命的道路又是曲折而艱難的，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善良願望。辛亥革命是一次早熟的速成型的革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並非沒有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孫中山的偉大不僅表現于成功，而且也表現於失敗，甚至可以說是在失敗時更加表現出他的偉大。他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富強艱苦奮鬥40年，臨終前留下的遺言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辛亥那一代人的思想，經過幾代人的繼續奮鬥終於得到了實現。中國已經以一個獨立並且漸趨富強的大國屹立於今日世界。中國即將參加世貿組織，這就是孫中山所預言的：”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運動而敞開。”中國將與世界共享文明福祉，世界將因中國而更加繁榮。但是，新世紀仍然是平與發展的吉祥旋律，而且還有戰爭與恐怖等兇險警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所為之奮鬥終身的三大任務仍然有待於繼續完成。
民族革命雖然完全實現了民族獨立，然而還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促進和平統一與反對分裂陰謀，仍然是長期極?複雜而又艱苦的任務。全球化不會馬上帶來世界大同，個別超級大國利用全球化以實現獨霸世界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少數西方國家動軋指責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然而他們卻可以當而皇之地宣揚自己的”國家利益”、”××第一”。因此，維護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增強中華民族整體的凝聚力，仍然需要繼續努力。只有在各國之間真正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基礎上，世界上者會最終走向大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丟掉幼稚的幻想。
政治革命的核心是政治體制的變革，君主專制制度早已壽終正寢，但君臨天下的潛在意識卻很難斷子絕孫。與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威權統治時代相比，我們雖然已經享有較多的民主，但作為真正堪稱完美的民主制度尚有待于逐步健全。東西方國情和價值觀誠然有許多差異，但是民有、民治、民享卻是無可爭議的終極追求，我們應該繼續為之努力奮鬥。
至於社會革命，我們的土地制度改革早已完成，國民經濟已經起飛，而且以較快的速度繼續增長，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也有明顯提高。但是，孫中山當年所擔心並希望避免的可能引發新的社會激烈衝突的貧富懸殊，正在日漸浮現。如何正確處理分配問題，在發展與穩定之間尋求合理的契合，仍然有待於我們繼續探索以尋求妥善解決。
我們這一代人，大半生是在20世紀度過的，有幸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有較真切的認識，更有幸能夠與年輕朋友一起送別舊世紀並迎接新世紀到來。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此時此刻，我仿佛又聽見辛亥那一代人的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而我們與此相應和的心聲則是，”嗚呼！今日已二十一世紀，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我們應該向辛亥那一代先輩學習，認真思考21世紀將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中國在這個時代將處於什么地位並起什么作用？我們應該如何履行自己的時代使命與歷史指責？正如《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詞所言，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停留於”思索”，應該通過”實行”以謀求解決。
也許我們今天對世紀的了解比前人更多，而由於大為傳媒的發達世紀一詞早已是家喻戶曉。大約從1999年以來，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彌漫著日益高昂的世紀鼓吹，當然其中大多是對新世紀美好未來的企盼，但也夾雜著不少政治權謀與商業炒作。於是出現了”世紀熱”，出現了世紀話語權威，甚至形成了世紀迷思（myth），時間量度轉化成為價值標準，這種淺薄的狂熱及甚影響之深遠，又是百年前那一代首先在中國宣揚世紀意識者所難以想象的。今昔相比，我總覺得現今流行的世紀話語缺少幾分當年的真誠，更缺少當年那么深沉的憂患意識與強烈的自我鞭策。不過事實是最好的教師，正當許多人紛紛把新世紀挂在嘴上，寫在紙上，映在熒屏上，塗在招牌時，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都出現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當代八國聯軍侵佔科索活沃，以高科技為手段的狂轟濫炸殃及我駐南使館，法輪功坐在南海居然靠網路交流資訊。最近紐約世貿大樓的轟崩塌更象徵著恐怖主義浪潮嚴重地威脅著全球。人類心煩的事兒還多著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愛滋病蔓延、吸毒與犯罪率升，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陰影……。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分享現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們必須分擔現代文明的災難，任何一個國家都與世界連成一體，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我們在考慮21世紀中的命運時，還必須同時考慮全人類的命運。
綜上所述，僅以世界意識為例，已可理解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珍惜，至少是能夠引發我們一系列有關世界與中國前途的深沉思考。而對於歷史學家，辛亥革命更是一處豐富的礦藏。正如我所說的，只要稍加發掘，還題俯拾皆是，並不愁沒有收穫。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雖然已逐潮成熟並初步展望輝煌，但可以繼續往前發展的空間仍然很大。我在十多年前發表的《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提出的那些有待研究的課題，很多仍未能完成或未能圓滿完成。還有更多此文未曾提及的重要課題，以及此強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問題，更有待於一兩代人的繼續努力。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辛亥革命雖然以法國大革命為師，但其研究內容之豐富與複雜決不下於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已經延續兩百多年，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傳世之作與著名學者，特別是湧現了影響極大的歷史的鑒學派。我想，如果辛亥革命史研究繼續研究一百年、兩百年、其成就也不會稍有遜色。
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今天，我期待著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