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自由曾以”香港總督的美意”來評論港督卜力（Sir Henry A. Blake）在1900年的李（鴻章）、孫（中山）合作與”兩廣獨立”事件中所作的努力。卜力積極拉攏李、孫結盟，並遊說英廷對李、孫聯盟及兩廣獨立的支持，把孫中山塑造成親英、開明的改革黨人。1900年10月惠州起義，廣東水師提督何長清奉命彈壓，要求部隊取道香港，但為卜力所拒。惠州之役失敗後，不少革命黨人逃至香港避難，卜力也沒有對他們給予留難。及後楊衛雲的遇刺，以及洪全福的頂包案，卜力鍥而不捨，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緝凶，最後查悉兩案乃兩廣總督德壽所策劃，卜力乃要求英國政府向北京施壓，嚴懲涉案者。從以上事例，我們可見卜力對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存有好感，事事加以關照和支持。
卜力並不是唯一一個香港總督，向孫中山致以”美意”，協助他改造中國的大業。二十三年後，孫中山于廣東建立政權，當時的港督司徒拔（Sir Reginaid E. Stubbs）亦向孫中山示好，欲貸款給他與建鐵路，並且在收回監政與”截用關係”兩事上，大力支持孫中山，並出面為孫中山向列強遊說。司徒拔此舉令英國外交部及其駐華公使大表不滿，要求殖民地部將司徒拔撤職。
英國外交部一貫不支持任何企圖推翻北京”正統”政權的革命力量。他們認為維持北京政權的統治，有利於英國繼續享有不平等條約的利益和特權；同時，革命份子的革命網頁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色彩，革命政府亦可能在建國後廢除不平等條約。因此，英國外交部及其駐華的外交人員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一向不予支持，並時常要求香港政府全面封殺孫中山的活動。然而，主管香港內部事務的殖民地部卻有不同的見解。殖民地部外理問題大都以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利益為考慮，常與外交部有不同的立場和意見。外交部與殖民地部在政策上的不協調，根源於彼此對中國整體利益與香港局部利益有不同的理解。
卜力與司徒拔于港督任內，更把這問題白熱化，他們兩人對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支持純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他們希望協助孫中山建立一個穩定、親英的華南地方政府，以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發展，亦可乘機擴大香港的管轄地域。對孫中山而言，港英政府的態度卻為其革命運動締造了一個獨特的政治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