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為一項傳遞文化及知識，為導民智的工作，不同科目及不同時代要求傳播的知識也有不同，就算同一科目在不同時代要求傳達的知識也有不同，而科目的設立往往受到籌辦課程的目的所影響，教材內容又受到課程的目規範，學生吸收知識途徑之一就是教材，所以教材內容、課程設計的目的和學生吸收知識，三者有著必然關係。課程內容既代表一個知識體系，也代表一群人或一套共同的信仰和規範，也是社群利益的反映，教科書成為教員的主要教學工具及學員吸收知識的主要媒介，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知識產業，教科書因按照課程目的來編寫，既落實課程目標和使目標更明確，也以外在的力量來塑造知識及控制知識。其中官方審定由私人機構出版的，或官方出版的教科書，更能呈現官方”認可”傳播知識的標準及被建構知識的內容，也可知官方怎樣利用知識媒介動員群眾。
尤以近代中國在東西文化接觸中，既不斷引入新學，也要吸收中國文化的精義，歷史教育便成為瞭解先民知識及中華民族如何更新知識的重要依據，也具培養學生認同民族國家及從”新民”到”國民”的重要工具，晚清政府在1905年成立學部，統籌教育發展，標舉”中國史學”科教學的要義是：”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統籌改革的重要人物張之洞也說教育改革的目的是：”通溫故知新妙用，謹邪說暴行之大防”，教育改革既具追求新知，貫輸傳統知識，也具控制知識的目的。另外，為配合中國史學科改革，官方及民間也編刊中國歷史教科書。
官方為了有效管理教本的內容，便審定學堂用中國歷史教科書，學部在1906年及1907年，先後發佈”審定書目”，並尋已刊的教科書，給予意見，欲藉去取教科書標準，進一步實行官方辦學的目的。在中國通史一門，更列柳詒徵《歷代史略》和陳慶年《中國歷史》等中國通史的編著，為學堂學生”指定”的教科書，官方更以陳氏《中國歷史》一書為”指導例子”，說明官方審批教科書的標準。本文提出的是：
第一、從晚清辦學的目的、學部審批教科書的標準及乾隆時官方禁書意見，檢視《尚書圖解》、《聖諭像解》等重編昔日說教的經籍，及被官方”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內容，可見晚清官方怎樣嘗試實審批教科書的標準，並希望藉此重建一套忠於清朝君子、愛大清帝國及尊孔的圖像？
第二、革命黨政攻擊清政府的口實是滿漢種族紛爭，但檢視以上官方”審定”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內容，卻發現教科書尚未刪改，或避談這個敏感課題，可見教科書尚未全面執行官方辦學的目的。
由是推知官方確立的評審，標準課程指引與”審定”教科書內容之間，出現不少矛盾及緊張關係。近代主要分為 兩個部份：
一、介紹官方辦學及籌辦中國曆史學科課程的目標、審定教科書的標準；
二、以柳詒徵《歷代史略》、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陳慶年《中國歷史》、兩本翻譯自日本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要》的中文教科書，及《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檢視官方”審定”的中國通史教科書，是否貫徹官方辦學的要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