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Economic Science）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主要研究有關經濟的原理、現象、引致經濟變動的各種因素，與及探討解決各類經濟問題的方法。
研究經濟學的目的，除了要瞭解各種經濟現象，掌握經濟知識外，當然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各類經濟上的問題，從而提升人類的生活。
探討或解決經濟問題，有由整體社會的經濟現象出發，甚至對經濟與各個不同社會現象的關係作綜合研究；目的在解決整體的經濟問題。如經濟政策的斄定、國民總生產量及國民所得的提升、不同經濟環節的配合、經濟發展的趨勢，以致生產、消費、所得及分配等問題的探討等，稱為宏觀經濟。
至於就經濟部份的某些環節進行探討，包括某個行業、某類產品、或個別企業、以至私人經濟等，稱為微觀經濟。
“經濟”就是“經國濟世”
“經濟”一詞，在中國已是一個很古老的名詞，屢見於古代典籍當中。
在中文辭彙裏，含有“經國濟世”的意思。經是“經緯”的經，有恒常的意思；有時也用作具有典範作用的文獻或行業。假如用作名詞或動名詞，那就含有管理、治理的含義。經國，就是治理國家。
濟世的“世”，當然是指社會、世間。濟，助也；遇水而以橋度之謂之濟。簡單地講：就是協助黎民解決厄困，使能夠得到生活，或使生活過得更好。
所以，由“經國濟世”這辭彙簡化而成為經濟一詞，在中國從來就是指宏觀的治國之道中的主要部份。也就是從來就與政治有密切關係。這與西方經濟學最初從屬於政治學，是有其相通的原理的。
中國的統治者，包括諸侯、帝王，與及眾諸侯帝王負實際管治責任的士、大夫，從來都重視國民經濟。
中國自古重視經濟
因為國民經濟牽涉整體的國力、也牽涉到民心的向背。
古代君王雖不至如孟子所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但也深知人民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大家都認同“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最佳的治國之道與長治久安之計。
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是平和而容易滿足的民族，所以他們所好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得到溫飽，家庭倫理，能夠樂也融融。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要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少遇上大饑荒，國家賦稅不繁苛，大家可以生活，便會感到滿足。
所以中國的盛世，大多是輕徭薄賦，人民無以為生，以至揭竿起義的，多是君王有太多雄圖偉略，連年征戰。或抽調大量壯丁，出征遠方，以致曝骨沙場；或從事龐大工程，雖然其建築足以名垂千載，但其王朝卻往往不過三世，甚至及世而亡。
中國一向傾向小政府
從中國歷史證明，中國都較傾向於“小政府”，重視生產、以節儉為美德，不鼓勵過份的消費。
西方對經濟學的發展及受到重視，還是近世紀的事，其學說可謂由重農主義開始，至重商主義興起，經濟學始趨成熟。
故我們可以說，西方經濟學，非到阿當‧斯密建立較完整體系之前，西方仍未有成熟的經濟學。
至其原因是西方、即主要指歐洲，自羅馬帝國滅亡後，無論是東羅馬帝國演變而來的拜占庭帝國，抑或繼西羅馬帝國的鬆散的神堅羅馬帝國與及以梵蒂岡為中心的教皇國，都將注意焦點放在靈修的精神生活上，宗教信仰占了生活上一個頗大的比重。
在教皇管治的宗教生活以外，歐洲的社會基本上是由有公爵侯爵名銜的領主所統治的，即“小國寡民”的公國或侯國。
在這種體制下，所有人民的生活，均依付于領主的土地，他們努力耕種，供應領主各種物質，以換取領主們容許他們生存，並給予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
歐洲早期屬莊園經濟
這種典型的莊園經濟，當然無需要有什么“經國濟世”的理念。
雖然西方在很早時期，便有活躍的往來于各地的商人，撇開很早便在歷史舞臺上出現的腓尼基人，他們在數千年前便已穿梭往來於地中海四周港口貿易，中古以後，歐亞之間，雖亦有商人往來于中國、中亞細亞、西南亞洲及歐洲東南部，但也以阿拉伯人及義大利人居多。與歐洲大多數公國侯國關係不大。這與中國自古以來，在華夏系文化覆蓋的廣的土地上，便已有眾多精明及努力的商人，從事組織生產或往來貿易，他們在接近“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只需繳交相對的不高的賦稅，便可買田建屋，甚至建立起“富可敵國”的商業王國。
國早有自由貿易催生經濟學
故中國歷史上，無論是群雄對峙的分立局面，抑或大一統的百載皇朝，公私經濟都非常活躍。“經國濟世”這門學問，很早便已趨於成熟，這與歐洲歷史不大相同。
所以，嚴格而言，歐洲之所以催生經濟學，使其脫離政治學而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是在民族國家出現，一些比較實力雄厚，包括領土面積及人民的數量都比較大的國家出現時，他們的公私經濟才開始活躍，於是“經濟”也被提升到有系統地加以研究的地位。
由上述經濟學形成的過程來看，可以得出結論是：經濟學的產生及受到重視，是基於需要，而其開始，是著眼於宏觀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