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時候聽人說：”治亂世、用重典”。
當然，香港是一個繁榮安定、歌舞升平的經濟大都會，絕對不是”亂世”。
而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一個自由開放，重視人權的法治之區，當然不能像某些草營人命的地區，動不動就是覆以極刑；所以，香港也絕不可能刻意地要用”重典”。
然而，對於一些兇殘毒辣，濫殺無辜者，假如仍然以所謂”仁慈”、”人道”等為理由，反對施行死刑，則無異是對善良者的極度殘忍。
有人謂：沒有人有權為奪其他人的生命——包括依法而執行死刑的人。
也有人謂：一個人犯了事，報復絕非良策，即使是殺了人，即使將凶徒施以死刑，則遇害者也不能起死回生，徒然多損害了一條生命。
還有些人認為：萬一判案發生錯誤，若干年之後，認為已認殺害者一旦出現（過去所謂公海命案，遇害者被扔進海裏，據說辯護律師即以此作為辯護理由），或發現兇手另有其人，則被錯判已被執行死刑者，則豈非無可挽回？
上述這些理由，雖然表面上都屬振振有詞、言之成理，但我們要問：社會不能依法掠奪一個”該死”的奪去了他人生命的人的生命，難道凶徒卻可以冷靜地計劃地及有預謀地去佈局殺人，或是只不過為了些微事故而殘害他人，甚而濫殺無辜、禍及婦孺嗎？
對於一些搶劫或作案者，出發前已周密部署、帶備槍械，準備隨時發火，對反抗或異動者格殺勿論的冷血凶徒，仍然可以以”不忍人之心”，不作報復之想，而以為可以以教育再教育嗎？
至於因恐怕發生錯誤，使疑犯被誤判而造成無可補償的損失，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為：
一、 所有疑犯都先被假設無罪，在被判刑前，他都被假設是清白的，被告無需自證自己的無罪，尚是需要由控方去證明被告犯罪的種種證據。
二、 控方的證據，必須無任何疑點，假如有絲毫不確實或可疑之處，則其疑點之利益被告，不能定罪。
三、 依香港現行法例，謀殺始足以判死刑，而謀殺必是有動機、有預謀，假如在沒有預謀的情況下，即使一時氣憤，動武之下而致人於死，通常都只是被判誤殺而不會被判死刑的。
四、 自衛或因緊急情況之危險而殺人，不會被判謀殺罪名成立。
五、 被控謀殺者，都會自動安排有律師為其辯護。
六、 被控謀殺者必先進行初級偵訊，表面證據成立始轉解高院，經過冗長審訊程序始行定獄，此後，被告仍然可以上訴。
七、 高院設立陪審員制度，由法官引導根據庭上證供裁判陪審員一致始能罪名成立。
故整個審訊程式極度嚴密，不可能發生誤判情形，假如仍然有所懷疑的，則不應懷疑死刑執行是否正確，而是應該如何的確保審訊程序更加嚴密。
事實上，香港的法律明文規定凡犯謀殺罪者均必須判需死刑，但自從二十多年前三狼案以後，香港便從未執行過死刑，此中原因，只因英國本身已廢除死刑，愛爾蘭共和軍濫殺無辜、震撼英倫，也不能使議員老爺們改變他們的”仁慈”的心、腸，以致香港的死囚，每次請求英女皇赦免死刑時，均照赫如儀，以至後來”港督會同行政局”也照例予以赫免，以免驚動女皇這”老人家”。
但是，當我們連日來看見先後多宗怵目驚心的冷血命案，或是滅門慘案，我們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要問問那些所謂人道主義者，當被殘殺、奸殺或被滅門的，是你的家人或親友，你們還可以”人道”如故嗎？
要香港追隨英國不執行死刑，為什么又不依英國法例而容許同性戀合法化？
在香港越近九七年時，可能越多出現”幾大就幾大”的大封相案例，則是否應對這類”死有餘辜”的冷血份子覆以應得的懲罰，加以阻嚇，其他潛在性的犯罪份子俾善良市民的安全有所保障。
今日未設置之前，讓我們先行”港人用港法”，作為”港人治港”的先聲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