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29/11/1984《星島晚報》學院專刊)
儒家是我國春秋及戰國時代主要學派之一，其思想對我國民族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逾其他各家各派之上。其中尤以孔子及孟子的思想，列成為我國倫理道德的規範，及價值的判斷標準。
由於近百年來我國科技落後，社會經濟不如西方遠甚，加以孔孟均為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則不免有人會產生懷疑：
“我國科技落後，是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孔子及孟子既均為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則他們的思想是否能適應於今日的社會？”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正是很多人心中所懷疑的。事實上，從里面看來，這種懷疑也不算不合情理：因而，很自然地，也就成為了攻抨儒家及孔孟思想者的振振有詞的藉口。
事實上，批評儒家思想的人，也未必全是惡意的，（藉批孔而欲達到政治目的者例外），他們往往是眼看著自己國家的社會經濟及科技均遠落人後，於是欲想急起直追，他們以為只要能全盤西化，便可達到迎頭趕上擠身進步國家之列的目的。
何況，在傳統的社會儀節及規範上，確也有很多著實是不合理、不人道，以至於侮辱女性、違反人權的風俗、習慣及教條哩！所謂”禮教吃人”這不是過去數十年前汗牛充棟的小說題材嗎？
此所以五四時代的學者們要打倒孔家店，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將一切對封建思想及孔教都算在儒家頭上。今日，一心以科技救國的先進知識份子，亦以為要使中國加速前進，必須揚棄歷史的思想包袱。而一般青年，一聞孔孟之道，便不期然在腦海中浮現出”老土”的想法。
這種誤解是如何的深啊！難道儒家真的要負起造成中國落後的責任？
讓我們用理性去深入分析一下罷：
新舊不能並談
首先，孔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則他們的思想是不是一定落伍？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得要先決定一下舊的是否一定不好，新的是不是必然正確？
相信任何一個人，無論他是怎樣擁護新的與及主張揚棄舊的，大概也不致於絕對有肯定上述講法，最多只能說是舊有的，大多數都會因時間的遷移而有所不適合。
那么，新與舊，好與壞，便不能混為一談了。
否則，近二千年前的耶蘇的訓言，也應該被西方揚棄才是。西方今日科技進步，但對二千年來的基督文化仍非常珍惜，可見科學技術及文化精神，根本上是兩個層次，不可混為一談。
誠然，時代在變，社會環境也在變：科學日新月異，人的價值觀也會隨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改變。若以科學知識及對各種新產品的認知而然，今日的一個小孩子，肯定會較孔子孟子所知的多得化。單以身為父祖輩者來說，在知識爆炸的今日世界里，其所知往往不及其兒孫輩，也是理所當然的，否則社會又怎會有進步？
但我們能夠因此而否定父親教導兒子的資格嗎？父親教導兒孫以倫常之道，做人治事之方，正是每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在品格修養方面所絕對不能缺少的部份。而這些做人的道理，處事的方法，與及在道德實踐中種種的體認，與及對價值觀的認知，正是構成一個民族文化的主要部份。
教導人相親相愛
孔子及孟子的教訓，正是教導我們在各種人際關係上應該怎樣相親相愛，做事應抱持怎樣的態度才能有效果及得到別人信任與敬仰。為公眾服務的。應該抱持怎樣的操守，當政者應該怎樣以人民的幸福為依歸，難道這些訓誨會是落伍和完全無需要理會？
事實上，思想層面、道德實踐，與科學知識的探尋，以至企業組織的管理技術，不僅不會衝突或互斥，相反的，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正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原動力。
西方技術之進步，只是近兩百年之事。數千年來，我國不僅在精神生活，就連物質生活也遠超逾西方，當時不正是我國儒家思想盛行的年代？近三百年來，相較之下，我國科技落於人後，而在時間上，卻剛好是我國儒家學開始式微的時代。我們雖不能謂儒家衰落直接促使我國科技落後，但在我國儒家思想中，其做事的態度、治學的方法，在精神上是極端務實及進取的，故始謂儒家思想有助於精研天地事物之理，實非過當。
繁文縟節非本質
至於孔孟以後的若干社會習俗，繁文縟節，以致不合理的孔教，都非儒家思想及孔孟學說的本質，文弱書生的形象，與孔子教導學生禮樂射禦書數等，學術德行及體育並重，更是大相逕庭。
今日我們國家民族下面臨急劇發展的轉捩點，正宜乎充份自我反省，重新認識自己文化的根源及本質；對自我價值加以肯定，恢復民族自信，在去蕪存菁後，以民化為根基，再加以吸收西方文化中可資借鏡及補充的精萃，俾使我中華文化更為充實壯大。
所以，對於作為我國文化中最主要骨幹的儒家思想，重新加以認識，去除一般人–特別是青年們的誤解，實在是今日當前的急務。日後，本文將續對孔孟的思想及教訓，作深入淺出的介紹，祈能恢復我們對儒家及孔孟的正確認識。
儒家思想的價值
黎嘉潮
黎嘉潮博士，美國俄州北方大學工商管理學博士，現任遠東書院院長，香港專上院校教授聯誼會會長，著述甚多。（編者）
漢代司馬遷作史記，始于皇帝而迄于漢武，距今已四千六百餘年而尚書卻始于堯舜而迄于秦穆距今亦已四千三百餘年：故今亦三千文化，三千年歷史，二語信而有徵我國文化信史，以殷墟之甲骨文記載，有少尋之為。至聖先師孔子，亦將此優良傳統始于堯舜湯文武集儒家之大成，周室衰微，王綱失墜，仍有諸子百家爭鳴，為戰國期間的黃金時代，放一異彩：惜乎慘遭秦火，文物蕩然，為文化之浩劫–漢承秦祀，搜集遺書，力倡黃老之學，而有文景之治，漢武帝用董仲舒，定儒學於一尊，其影響垂二千年，而歷代之文化傳統精神，以周代之”禮””樂”二字表示，其祭天敬祖，及古聖先哲，為證明民族生命之延續：亦即文化生命之延續；禮之冠喪婚祭，出於對個人生命之愛敬，及一切民族之尊敬，敬人愛人之政治理想；行禮必用樂，包括音樂詩歌，即今之”文學”及”藝術”。禮樂是人與人生命活動之次序，及融和歡樂，乃立國之宏規，源遠流長，理應發揚光大，進至世界大同。雖遭蒙元之摧殘，滿清之壓制重文詞而不願義理，以文字獄及科學，以清滅我民族思想，使我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均無法進展，而歐西國家則與此相反，故能科學發達，臻於現代化之倫。
萬世寶典
孔子集儒家之大成，即外國權威人士，評定古代五大偉人，孔子亦排名第四。至佛祖釋迦、耶蘇及摩西，亦是宗教的成就，以救世及慈悲博愛為鵠的。而儒家思想，卻有修齋、治平的實效，為萬世之寶典，放諸四海而皆准。試看古今中外，聖哲賢王，誰有孔氏之顯明世系。遠如作中庸之子思（孔伋），漢代的孔安國（司馬遷的教師，五經博士），甚至清代的孔尚任（桃花扇作者），近代在自由祖國的孔德成（台大退休教授）均世系彰明可考。古代孔子後人，封為衍聖公，入民國後，改為奉祀，受國家長俸。
所以儒家思想，是經得起時代的考驗，曆久彌新：正是”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其影響及于殊方：試看美國多處祀孔，並請孔德成先生赴美任主祭，新加坡之提倡”孔學”，在中學內列為必修科。至大韓民國之影響深巨，更不待言，試看其國旗，是根據我國”八卦”而作，初傳高麗的有”論語”及”千字文”二書，一切名勝古跡之楹聯，亦以教忠孝為主。
教韓國現有兩百余所大學，其中四十三所設有國學，估計學中文的有學生有三千人左右，但主要是以文學研究為主，畢業生多赴台修讀中文博士課程，均足證明我國文化之價值非凡，高山仰止，源遠流長，至於”忠恕”之道，更為優良傳統，主張以德服人，尚書謂：”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禮運大同篇之大同思想，孔子所謂：”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厚往而薄來。”孟子所謂”惟仁者能以大事小。”孔子與孟子同具經世之理想，孔子尚曾為魯司寇，而孟子則僅為客卿，始終未嘗一展所懷，千古以下，猶深惋惜，但其述作，已足垂千秋而不朽，可見人生在世，無論立德、立功或立言，總要有所立，才可以對社會對歷史有所交代。
我國素有禮義之邦的美稱，但禮義的陶冶，全賴教育之誘導：孟子所說：”申之以庠序之教。”詩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施教中心，側重在闡明人倫之關係，彼此和平相處，所以為國之道，振興教育為首要。教育政策之功用，除可得民心外，兼可抵禦任何堅甲利兵，正是”仁者無敵”。為國者忽略了教育，便成”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因為教育除了智識的貫注，還著重品德的培養，使人人都能修其孝、悌、忠、信。家給人足，樂聚天倫。能夠居人由義，在生活上更易心安理得。也即是”仁者不優”。
濁世明燈
近代的青年，有受歐風美雨新潮的影響，以為孔孟之道，是迂腐而不切實際，殊不知我中華文化，為經得起考驗的優良傳統，試想數千年來，時移世易，亦為中外人士所重視，成為東方文化的權威，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不過時代日益進步，科技一日千里，舊道德也有不合潮流者，當擷其精華，棄其糟粕，使中華光輝文化，發揚光大。身為中華文化的接班人，更應惕勵奮發，敦品勵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炎黃子孫；切勿誤信異端邪說，步入歧途。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在這個危艱震憾，道德淪亡的社會，更要放開眼界，立定腳跟，去旋轉乾坤，以天下蒼生產已任。以大無畏的精神，衝開黑暗，走向光明，服應孔孟的儒家思想，因為孔道是濁世的明燈，古人說：”萬古如長夜。”王陽明說：”典型在夙昔。”希聖希賢，是正確的指標，孔子說：”聖人可學而至也”。正是”哲人”、”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真知其卿。”這是說要盡其在我，悉力以赴，不要無所適從，才達至善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