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
一、 前言
辛亥革命中的三個名詞：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皆源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九十年來，已成為家喻戶曉、耳熟能詳最流行的觀念。但此三個名詞的產生，並非一躍而就，而是有其複雜的過程與背景，與中國傳統、時代潮流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對辛亥革命運動之作用與影響，至為深遠。本文將以微觀的角度，來檢視這三個名詞產生的過程和背景，藉以透視辛亥革命的意義和性質。
二、 中華民國
自八0年代兩岸三地學者頻繁交流以來，對於學術研究，也帶來新的刺激。使之過去許多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討論或爭論，便有了問題而須重新思考了。而此三個名詞，亦正如此。即以”中華民國”一詞而言，一九八一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日本學者為倡起兩岸學者交流，發起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希望兩岸學者參加，此盛事也。其時臺灣方面尚未”開放”，既怕”統戰”，但又不甘”示弱”，乃在日本演了”對臺戲”。大陸學者會於東京，來自臺灣中華民國學者會於橫濱。其時日本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有的學者對”中華民國”國號不免質疑。會中有一日本學者提問：中華民國國號創自何時、何地、何人？此乃不成問題之問題也。但來自中華民國的學者不免為之一楞。幸筆者對《孫文學說》第八章有深刻之印象，乃即席答之曰：一九0五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創之於東京也。其文曰：
“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按即一九0五年八月二十日），吾（孫中山自稱）始信革命大業可成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此答案精確否？如用微觀透視之，即有問題了。經遍查一九0五年孫中山之著述及同盟會有關文獻，以及當時報刊如《民報》之文字，找不出《中華民國》這一名詞。一直到一九0六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在《民報》周年紀念會的演講詞中，始三次提到”中華民國憲法”。章炳麟慶祝詞中亦有”中華民國萬歲”之口號。稍後，孫中山制訂《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中有雲”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並謂”奉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中華民國”名詞之確立，乃是經過長時期的演進。早在一九0三年孫中山在東京青山成立軍事學校時，學生入學誓詞有”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詞句，一九0五年的同盟會會員入會誓詞因之。這是”中華”和”民國”的出現，連在一起，便是”中華民國”了。惟的多年來流行的”中華民國”英文名詞（Republic of China, ROC）則先于中文名詞的出現。一九0四年秋孫中山在紐約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dstion)英文本中，即提到”把這個不合時宜的韃靼帝國，要改造?中華民國”，其英文原文為：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of date Tartar Monarchy into a Republic of China 。早期的譯本，譯為”改良滿州往日專制政體，變為支那共和之政體”則較失真。在同盟會正式成立的一周之前，即一九0五年八月十三日孫中山對東京留學生演講詞中，尚用”大共和國”名詞也。
“中華民國”一詞，依章炳麟（太炎）在《民報》發表<中華民國解>，極富中國傳統意義，其文雲：
“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雲、夏雲、漢雲，隨牽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
中華民國一詞之意義，依《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所列”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兩網之說明，則具傳統與現代之雙重性。其文曰：
“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依前之說明，”中華”意義，寶貝”漢賊不兩立”之傳統性；”民國”意義，則具現代性，行民主而反傳統帝制。
三、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初稱三大主義，首次公諸於世，見稱孫中山所撰<民報發刑詞>，載於一九0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東京出刊的同盟會《民報》第一號。其文有雲：
“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
繼述三者在歐美進化之過程與世界之潮流，遂即指出中國之迫切的需要：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稱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稱重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
至於何時習稱三民主義？馮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中指出是在《民報》出版後，在其主持之香港《中國日報》刊登廣告，介紹《民報》，以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冗長不便，乃簡略之為三民民主義。孫中山亦以為適合而採用之。
今按孫中山有關著述，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的演講詞中，始用三民主義一詞。在此之前，皆用三大主義也。
三大主義的提出，是以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之解決，不能自外於世界。這一進步的概念，則是就其十年以上在外觀察研究所得，構成此一結論。但如進一步的去考察，仍以中國傳統為基礎。例如講到民族主義，中山曾謂：”餘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講到民權主義，則雲：”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開誅一夫紂，未聞為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於歐美。就民生主義言，則曰：”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遠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就三大主義之各別名詞產生的過程而言，民族主義名詞出現最早，流行最為普遍；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兩名詞在後，流行則較稀少。孫中山自<民報發刊詞>始，雖已使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名詞，但同時使用革命誓詞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代民族主義；”創立民國”以代民權主義；”平均地權”以代民生主義。例如一九0六年冬制定之《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所列之四綱，標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詞，維列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次序。而無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字樣。雖提”中華民國”，則是輕描淡寫。此實美中之不足也。
此外，《方略》及宣言的制定，並未經過黨內會議的討論，乃孫中山個人之”創作”。自稱得到同志普遍的認同和支持。故其效果就會大為減低了。如胡漢民在其《自傳》中所雲：”先生（稱孫中山）更為革命方略，以授黨人”；”此具體之方案，惟先生能創之。傾覆滿清，實祗為先生半部方略之作用，亦正恨吾人不全依先生之方略，以致不能收其成功耳。”
一九二三到二四年間，擔任孫中山顧問的俄人鮑羅廷”M.M.Borodin)在研究孫中山革命屢遭挫敗的原因，認為孫之革命党缺乏（健全的）綱領、章程及組織機構，它偶爾發佈由孫中山簽暑的諸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一般性的宣言，根本不涉及當前的事件，不對它們作出解釋，也不利用這些事件來發展和鞏固黨。這些宣言作趣聞被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後國民黨又沈睡一年又一年。鮑之批評，雖嫌過火，但也並非事實。
四、 國民革命
辛亥革命究竟是甚么革命？多年來兩岸學者的觀點頗有分歧。一九八二年春，兩岸三地學者在芝加哥舉行的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中，大陸學者章開沅和臺灣學者張玉法各有針鋒相對論文的提出，前者認為辛亥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後者認為是”全民革命”。以後兩人續有論文就此問題有所爭論。筆者當年雖未參與此一盛會，事後細讀兩人論文，留有深刻印象。忽然想起”余致力”，不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乎，此乃孫中山遺囑之”開場白”也。孫中山遺囑撰於一九二五年，上推四十年，當為一八八五年。是年為乙酉中法戰爭中國戰敗之年，《孫文學說》第八章有雲：”予自乙酉（一八八五）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霸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云云。故辛亥革命，亦應名為”國民革命”也。此一名詞之確立，見於《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其文曰：
“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祗以馳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處，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
國民革命與英雄革命的性質及區別，革命党人陳天華曾在《民報》發表<中國革命史論>一文，認?國民革命是屬西方現代式的自由革命；英雄革命屬是中國傳統的專制革命。他說：所謂國民革命者，”革命而出於國民也，革命之後，宣佈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之前增進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所謂英雄革命者，”革命而出於英雄也，一專制去，而一專制來，雖或有去舊更新之實，究之出於權謀者多，出於真自由者少；或則群雄角逐，戰爭無已，相持至數十百年，而後始得定於一。幸福之得，不是以償其痛苦，中國歷來之革命是也”，但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亦並非一無是處；而泰西之革命，亦並非一無非處。陳認為：”中國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間，於平民革命較近之。革命以後，雖無自由之享受，而亦無特別奴制。彼泰西因革命而得自由者，次等之貴族團體也，與多數之奴隸何興！”
立憲派梁啟超認為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乃是少數野心家的革命，屬於個人之英雄主義。與西方之文明革命不能相比，他認為中國歷史上的革命，有七大惡的特色：一、有私人革命，無團體革命；二、有野心的革命，無自衛的革命；三、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無中等社會革命；四、革命之地段，較泰西多複雜；五、革命之時日，較泰西為長久；六、革命家與革命家自相殘殺；七、因革命而外族之勢力因之侵入。至於中國今後革命，能否避免歷史上革命之七大惡的特色？梁則認為不可能。他認為當時中國革命黨入人”多數下等社會（按應指會黨），其血管內旨黃巾聞獻之遺毒”；而”革命家自命之少數豪傑”（應指孫中山等），皆以道德信義為盅為毒，而其內部日日有楊（秀清）韋（昌輝）相搏勢。
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為中國歷史上英雄革命的常有現象。形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孫中山早在一八九七年進行革命之初，即與其日本人宮崎寅藏言之。曾謂：
“觀中國古來之歷史，凡經一次之擾亂，地方豪傑，互爭雄長，互數十年。有幸同一無辜之民，為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牽事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為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法之發佈也。故各逞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不止。因有此傾向，即盜賊胡虜，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望聞問切全國之共有。嗚呼！吾同胞之受禍，豈偶然哉！”
為了改變歷史上英雄革命不良現象，避免長期的戰亂與人民的受禍，唯有實行民主共和政治。因謂：
“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有在聯邦共和之名下，夙著聲望者，使為一部之長，以盡其材，然設建中央政府以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方今公理大明，吾既實行此主義，必不至如前此野蠻，割據之紛擾，綿延數紀，而梟雄有非分之希望，以乘機窮發，殃及無辜。
簡單地說：”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期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遂相爭相奪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
故與中會早期的誓約有”創立合為政府”；《同盟會革命方略》之”建立民國”有”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皆為實行民主之制，期絕爭端也。
歷史上之英雄革命，有其共同的成功經驗。在破壞方法上，可以迅速的推翻舊政權，故其用力少,為時短。但在建立新政權時，皆是帝制自為。為兼併群雄，則須經過長期砍殺，最後勝利者方可成為”共主”。所以用力多，為時久。而國民革命實為英雄革命之改良品，在破壞方法上，吸收其成功的經驗；在建設目的是，改良其缺點，以民主共和代其帝制自為。使能推翻滿清舊政權，用力少，為時短；建立民國新政權時，不致用力多，為時久。故同盟會時期之革命運動，實亦依此方法與目的而進行。筆者曾有專文探討之。革命党人汪精衛曾預言：國民主義、民族主義而大昌明，則反對革命者，祗滿洲人與其死黨耳，不足以當革命一瘁。然則革命之時日必不，一方扶義，萬里回應，合謀分舉，指顧而定。
辛亥武昌起義後的現象，正是”合謀分舉，指顧而定”。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起義到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僅為時四個月零兩天，所謂”用力少，為時短”，較中國歷史上革命更為有效。惟辛亥革命以後，既已廢除帝制自為，仍是戰亂頻仍，長期割據紛擾，雖然”用力少，為是久”，天下迄未定於一。距今九十年了，所謂”和平統一”尚待努力，此何故哉？蓋中國近代以來，多崇拜英雄主義，忽視國民主義也。
五、 結論
就中國民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三個名詞的形成和意義，及其產生之背景來看，三者均含有中國傳統與近代西化之雙重性。就中華民國一詞而言，出自革命誓約”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兩詞，一屬民族主義，含有”漢賊不兩立”之中國傳統；一屬民權主義，則具西方民主共和之色彩。
就三民主義一詞而言，初稱三大主義，中國傳統與西方觀念之混合體。以言民族主義，則就先民之遺留而光大之，並改良其缺點；以言民權主義，中國古代有此思想而無此制度，不得不取資于歐美；以言民生主義，中國發達最先，社會禍害未萌，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可越歐美。此皆中山之言也。
就國民革命一詞而言，乃中國歷史上英雄革命與西方自由革命改造而來。吸收前者方法，推翻舊政權，用力少，為時短；效法後者制度，可以一經革命之後而達長治久安。以免用力多，為時久。
總的來說，此三個名詞不脫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局限。以中國傳統為本體，敷以西方近代之色彩，其反映於辛亥革命者，亦是如此。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