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鮑羅廷的交往，是20世紀30年代前期，中俄兩國、聯共（布）和共產國際與中國共兩黨一段縱橫交錯複雜關係縮影。
破解孫鮑交往，對於合理解說國民革命的成敗，至關重要。孫中山盡瘁國事，在生命的最後18個月中，給予鮑羅廷以信任，要求同志們誠意地學習鮑羅廷辦黨的方法，對他所作出的貢獻予以高度評價。孫中山對鮑羅廷計策方略的采信，一方面體現了主張以俄?師的新變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蘇俄模式的排拒。鮑羅廷自踏上中國南方的土地以後，打孫中山牌、打三民主義牌、打中俄合作牌。
雖居客鄉之位，仍能縱橫捭闔，因勢利導，既注意堅定孫中山思想中最左傾的東西，又不忘堅持有利於正確推進國共作和國民革命的原則。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了孫中山的支持和信賴，再加上鮑羅廷卓有成效的努力，國民革命出現了新進展。國民黨的成功改組，不僅重申聯俄政策，而且成功地增加了國共合作和扶助農工兩大因素，國民黨的面貌得以改變，共產黨的舞臺亦因之得到有效拓展。
黃博軍校的創立，不僅使國民黨從此有了黨軍，也使共產黨的軍事工作得到了最初的訓練。農工政策促進了工人運動、農工運動在廣東的興起，並逐步影響全國，國民革命由此得到了必需的物質力量。孫中山逝世，國民黨頓失最高領袖權威的震懾和魅力的親和，使得黨內分化陡然加劇，鮑羅廷又囿於俄國經驗和模式，此後，他在國民革命中再也不能像進去那樣遊刃有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