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歸後，經濟下滑、失業率高企、港人生活遭受到嚴重困難，在國內經濟日漸好轉而又大力支持香港之下，中央決定開放國內一些主要城市居民，可以以個人身份到香港旅遊探親，對香港經濟大大鼓舞。
單以今年8月份計，訪港內地人士便多達90多萬人，而香港旅遊業的零售商，對這些內地遊客無不笑臉相迎。據統計，單是這一個月，以每名遊客消費5,000港元計，香港就可以得到40餘億港元的收入。
一個月內90萬內地客，帶來40多億元消費
怪不得油麻地一間以做內地遊客生意為主的國貨公司，挂出了鬥大個字的“熱烈歡迎來自祖國內地的親人”的巨大條幅了。
不過，在僅僅23年前，香港對於數量龐大的法入境的大陸來客卻採取了即捕即解的嚴厲措施。
這一措施是在1980年的今日（10月23日）由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宣佈的。
由於由大陸以非法方式來港的人越來越多，故不得不採取此史無前例的措施。
中港關係從來密切
本來，香港與中國、特別是廣東省關係密切，當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而將廣東南面的新安縣（寶安縣在滿清時代的名稱）南端的一個小島——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以至後來英法聯軍之役後割讓九龍公司（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與及1898年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而將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租借予英國時，中國人都可以自由進入港九新界。
所以，香港人口除原有寶安縣（民國以後，新安縣改稱寶安縣）的客家人外，每多廣府及所謂4府人（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等縣），或珠江右岸的東莞、寶安、惠州一帶移居香港的人，再遠一點就是五邑（臺山、新會、恩平、開平、鶴山）以及潮汕、海陸豐一帶人士。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邊境開始關閉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由國內移居香港的人口大量急劇增加，香港人口由戰後的200萬人一下子增至300多萬人，而這些新增的人口都是在短短一兩年間南移到來的，當中也包括不少江、浙及上海一帶的人士。他們帶來資金、技術，在香港建立了當時對香港極為重要的紡織業。
在這個時候，中國及香港均仍然開放邊境，直至1950年2、3月間，中國才關閉邊境，所以出境者均須獲得批准，領取通行證﹐而居住在香港的人，也須在入境時領取“介紹信”。到達其“鄉下”、或要到的地方時，要向當地公安機構申報，並從而獲得“糧票”，才可以購買米糧或在食肆用膳。否則，親友家人也無法招待。
62年發生大逃亡潮
由於當時國內經濟落後，加以在政治上屢屢發生運動，在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加以特大天然災害，國內發生嚴重災荒，所以國內雖然嚴禁未經批准者出國，但仍經常有大量鄰近地區人民由陸路或泅水進入香港和澳門﹐其中尤以香港的人數最多。在1962年時更是到達高潮，由內地非法進入香港的人，越梧桐山、泅過深圳河，可以說是漫山遍野。
香港初時對來港者持歡迎態度
當時不少香港人都到新界尋親，香港市民也對這一數量龐大的祖國來客無任歡迎，給予他們熱烈接待與支援。而事實上，這批人成為了香港工業正要發展時的生力軍，為香港經濟起飛提供了重大貢獻。當中也有不少人經過努力，創立了自己的事業，成為香港經濟當中重要的構成部份。
由於後來由國內非法來港的人越來越多，故港府在70年代採取“抵壘政策”，即在邊境採取即捕即解，但如達到了市區，則可以到移民局申領身份證。
此一政策實行多年，但後來由於香港社會不勝負擔人口增加的壓力，也不欲“抵壘政策”對非法入境者產生鼓勵作用，因此在1980年10月23日，由麥理浩總督宣佈這一在市區也實行即捕即解的政策。
這時，中英還未就香港回歸問題展開談判，中國實行經濟改革亦只在初始階段，尚未看到有重大成效，故香港當時宣佈新措施，實有其不得不爾的因素。
即捕即解，市民均須帶身份證出街
當時的措施包括：任何非法入境者無論在什麼地方被拘捕，便實行即捕即解，不再給予時間讓其自行離境。政府並給予非法入境者以三日持赦時間，讓其自首。
當局會搜查可疑的地方，並在街上隨時進行抽查，市民須要帶備身份證出街，任何人在被查問時若未能出示身份證便會被檢控。
對於收留非法入境親友的將會被控協助及教唆非法居留本港，而雇用非法入境者工作的雇主，也會受到嚴厲處罰。
在邊境架起高高鐵絲網，阻止非法入境
為了阻止非法入境者，港府更尚深圳及邊境建立了十余英呎高的鐵絲網，並經常派出英軍“穿山甲”部隊巡邏。
不少外國遊客欲一窺他們所認為的中國的“神秘”國度，都會登上勒馬洲（今稱落馬洲）旁邊山崗公園，遠眺及俯瞰鐵絲網彼方的田野。蓋當時深圳特區還未設立，現今已成高廈林立的現代化大都會的深圳，當時仍是一片農田。
中港兩地20多年來，此消彼長，情況變化之大實在驚人。
20多年來，此消彼長令人唏噓
六、七十年代港人肩挑背負，在尖沙咀火車站排長龍，將衣物糧食送回國內親友，又怎會料得到踏入21世紀，回歸以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籌莫展之下要有賴於中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施以援手，盈千累萬的大陸來客成為刺激香港經濟走出穀底的豪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