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為了達成統一目標，於是以”一國兩制”作為解決之道。實質這個辦法只是遷就目前既有的政治情況，並未真正解決中國發展文化、促進經濟及改革政治的根本需要。
雖然北京一再表示這一”一國兩制”是符合國家利益、是集體的決定及長期的政策；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為了達到”一國”的目標，而暫時容忍”兩制”的存在。
表面上，既然大家”誰也不能吃掉誰”，則暫時維持著”兩制”，只要能夠”回歸”，便可以保有現在的軍隊、現有的生活方式、及現有的經濟制度。
那么，北京所要求於臺北的，就是”奉正朔”的問題，就是要臺北放棄其恢復在整個中國大陸的法統地位，不再以在整個中國及實行三民主義的目標，而自我降格為”省級割據政權”的問題。
全中國統一是所有海內外同胞一致的願意，這願望無分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都有著熱切的期望。但有一個問題，比較統一還更迫切、更急需解決的，那就是復興中國的文化、保障國民的人權、高科技及管理水平、解放生 產力，使國家民族能夠興旺發達的問題。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大陸因為政局動蕩及政策上的失誤，大部份時間都覆於不穩定、停滯，有時甚至倒退之中。五八、五九年間的”三面紅旗”，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國史無前例的創作。
這些事實，大陸的領導人近來也是承認的，並且一再表示以後不可能再發生。但信誓旦旦並不表示主觀上不想再有便真的不會再有。西方國家就不信這一套，認為與其相信領導人不會為惡，倒不如制定一套完整的法規制度去使領導人不能作惡。
鄧小平過去曾提過希望以中國人的方法，使國家民族 “興旺發達”，最近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有關改革城市經濟體制的的決定上，又表示要建立一套”中國式的、富有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種採取較務實的態度，以發展國家經濟的政策，無疑是較符合中國十億人民的利益的，總比較過去毛澤東大叫”以糧為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老是叫人”憶苦思甜”，及將無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為好。但問題是我們要找出禍亂的根源，為什么會出現像文化大革命的動亂？為什么毛澤東可以搞到中國天翻地覆？即以今日鄧胡趙體制所推行的政策而言，既然那么得人心，為什么還要鄧老先生經常非親自出才能”一言九鼎”不可？
所以，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制度的問題，是要尋求出一條適合中國行走，建基於中國文化、符合中國傳統價值觀，而又能夠發揮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激發國人的潛能、最後以提高整體人民的生存幸福為目標的建國方案。
假如一個國家之中，不同地區在不同政府管理之下，實行著兩種不同制度，個人認為是不必強求其迅速完成統一的，而是應該在一種和平競爭之中，個別發展，直至其中一方明顯地顯示出其優點時，其他一方則逐漸修正其政策，使兩地差距逐漸縮小，最後終於達成統一。假如證明兩種制度各有優勢，則應該互相學習對方的優點，使兩地區的制度，逐漸變成相類似，屆時，統一便自然水到渠成。所以，一個國家最終還是只應及只能實行一種制度。
今日中共提出一國兩制，認為在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在港臺實行資本主義。實際上，社會主義的形式有多樣化，我們不能單看其表面的假像。表面上，社會主義的目標，是透過各種方式，使社會上的各個人的財富能夠較為平均，不致有貧富懸殊的不公平現象。但目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採取些什么方法？這種方法實行起來是否會達成目標？抑或會適得其反？
事實上，達成社會主義的目標，有很多方法，譬如透過立法的方式，利用公共財政政策以重行分配社會財富，但無論如何，要使社會能夠達致更大的福利目標，有賴於社會本身的富裕。要使社會富裕，西方實踐證明了最重要的是提高生產力。
生產力在社會整體上是教育及科技的提高，在社會整體上是教育及科技的提高，在個人方面則有賴於激發其勞動心及發揮其潛藏的能力，還有就是對企業體的較少束縛。過份強調國家的控制、平均主義、為權的集體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已證明了足以造成企業的僵化及人民的勞動心減退。怕以，中國大陸實行農村經濟改革稍獲成績後，進而推廣至城市企業體制的改革，乃是應有之義。
至於資本主義方面，中共今日一方面聲稱在香港臺灣保留資本之義，另一方面又在國內設置特區及在若干城市推廣特區化，希冀以資本主義來補社會主義之不足。實則資本主義早已落伍，純資本主義社會更屬少見。作為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透過諸如勞工立法，反托辣斯法案、利用較高稅率使公共教育的普及、社會階層的對流以致企業股權的分散持有等等，美國的社會早已脫離了馬克思腦海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形象。就算以香港來說，雖然過去香港奉行所謂”積極的不干預”政策，但隨著社會服務範圍的擴展，無論在醫療、教育、房屋、福利以至交通等，政府所作出的承擔越來越龐大，資本主義的放任逐漸褪色，福利社會的概念也已逐漸加強。
由上述例子，可知要謀求國計民生的發展，如何提高生產力以創造社會財富，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所以，是否實行資本主義並不重要，如何建立一個可以保障民主自由的法治社會，使人民有信心及使到生產力得到解放才是最重要。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有其缺點（在激發勞動心方面），資本主義也有其令人遺憾之處（人際間的冷漠及社會貧富懸殊），如何找尋出一條避免兩者之據點，又能集合兩者之所長的路線，乃屬關係於人類福祉，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急切需要的。
同時，上述這些”可行之道”，與該國的國情是否適應，與該國的文化是否相衝突，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譬如以中國大陸來說，過去三十多年所實行的俄式的馬列主義，顯然遭遇到慘重的失敗，因而提出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觀念，並表示要使這社會主義充滿活力。
這個觀念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既然此路不通，便應急流勇退，由死胡同中走出來。事實上，東歐各共黨國家，不是都正在各式其式的實行修正嗎？大抵修正得越多，越是非共為化，進步便越大。
在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來說，個人覺得那無疑是在長期黑暗中，摸到了正確的大方向，總算露出了一點曙光。因為馬克思鼓吹階級鬥爭，實施統制經濟，漠視市場功能，強調集體所有制及全民所有制，根本違反人性、違反中國的民族文化，也與中國人的價值觀格格不入，故希望改革經濟體制，並使這種體制與中國民族能夠配合起來，是一種完全正確的想法。
不過，中國現存的政治哲學及體制中，實在老早便已有了一套”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套主義，不僅是經濟上的，還涉及到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實在是普遍適用的政治理想，因為每一個國家需要改善的問題，歸納起來，總不出民族上的、政治上的及經濟社會方面的。有些國家單獨需要實行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並不是不需要民族主義，只是他們這個問題，在基本上已經解決了，可以把努力的方向放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因而提出民主，自由等要求。而有些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等，其民權上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因此集中精力整理經濟上的問題。
我國因為在這三大問題上都仍然需要努力，因而中山先生同時要在中國實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
在下面，我僅以最扼要的方式，說明一下三民主義的精髓：
（一） 民族主義：
民族的形式，乃基於自然力。
世界大同是人類的理想，但必須以民族主義做基礎。
民族主義的目標，對內在求各民族平等，對外在求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
民族自決。
中國人應該重視本身文化根源，發揚儒家精神，恢復民族自信心及珍惜民族文化。
一國人口除數量以外，質量最為重要。故應重視教育。
二、民權主義
民權之獲得，乃由革命得來，並非源自天賦。
主張”真平等”，即是人人站在同一水平上，給予充份的教育及發展機會，使其充份發揮其聰明才智，最後成就各有不同，但對社會貢獻則一。但假平等則是罔顧人與人間先天的差異及後天勤惰的，不同強行壓抑其成就，使其最高成就置於同一水平，這只是”假平等”。
主張行”直接民權”，由人民推選國民代表大會，對政府實行監督。
避免政府權力過份膨脹，但又要使政府能具有高度效能，主張”權能區分”。
“權”是指人民的權力，可以實施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回權，是國家的最高權力。”能”是指政府的權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及監察權，是政府管治的權力。
融彙我國過去優良制度中的部份，主張在中央政府中加強考試及監察兩權，使之分別獨立于行政及立法權之外，使用人更為獨立、中央及地方政府能予以更有效監察。
三、民生主義
歷史的重心是社會，社會的重心是民生。人類進化的原動力是源自于”求生存”。
促使社會的進步互肋，馬克思誤以為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乃是只看到其病態，
主張平均地權：在農村實行減租、限田、收購、放領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最後達致”耕者有田”。而在城市方面，則一方面由地主自行報價，按報價徵稅、土地漲價歸公。另一方面政府則保有按報價收購的權力。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利用較高稅率，一方面使國家有較充裕財政，另一方面則避免私人資本過份累積。在企業方面，則運用國家豐厚財力，作各種基性建設，作為發展經濟的基礎。同時由國家經營對民生有重大影響的事業，以免私人?謀取暴利、不惜壟斷市場而影響民生。
重視交通工礦，充分開發國家資源。
重視人民教育質素的提高，務使科技水準能趕及世界先進國家。
秉承傳統仁愛思想，對幼兒、孤苦及老弱者予以濟肋，發揮人類互助精神。
由上述三民主義之主要內容，可見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是極富社會主義的精神的。而其理想之範圍及層次，更較諸一般社會主義更廣及更高超。不僅重視物質生活方面，更重視精神生活方面，而其根源則來自于我國傳統文化。他雖然參考及擷取了西方制度上的優點，但並不是一加一等於二，不是中西合璧，而是以肯定了中國文化本位，才揉合西方制度的優點。
中山先生也講世界主義，但絕對先肯定及尊重本身文化，而且認為大同的理想必須以民族主義為基礎，這與馬克思視國家不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認?階級愛重于同胞愛大相徑庭。且中國傳統思想亦以仁愛互助、五倫相親為主要精神，與馬克思的鬥爭哲學格格不入。
在平等觀念上，中山先生認為人與人間有先天性的差異，社會所應提供的是機會上的平等，我們應鼓勵其將聰明才智貢獻給社會，讓其充份發揮其勞動成果，應屬於其本身所有，這樣才能激發其勞動心，提高生產力，這與共產主義或是偏激的社會主義造成生產力低落，剛好相反。
在為權所有制方面，中山先生難以主張部份需要龐大資本的，或與民生有重大關係的企業由國家經營，但另一方面，卻絕對保障私有為權，亦容許民營企業發展，藏富於民。至於國家對國營企業的關係，只是股權及監督上的關係，並非一如共黨國家的黨委控制一切。
我們很樂於見到中國大陸作經濟體制上的改革，這是減少民生痛苦、改善國家經濟的唯一辦法，盡成效多少仍然需作保留，未來的途徑也相當遙遠而多艱，但總算較為務實的做法而勝於空喊政治口號。
“一國兩制”無論如何只是權宜之計，真正解決中國問題，是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找出一條中庸而又適合於中國之道，即三民主義建國之道。
中國是一條有五千年生命的巨龍，百多年前開始染病，而且越病越重，過去有過多個救國方案，自強運動是一個，結果失敗，因為只注意經濟及國防層面。戊戌維新是另一個，仍然失敗，因涉權力不足，計劃不周，五四運動已有進步，因懂得提倡”民主”與”科學”，但因否定中國文化，帶來了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中共實行馬列主義三十年後，發覺體制僵化而要實行四化，但仍然一如清朝自強運動般，在經濟、科技及國防層面兜圈子。
鄧小平先生既提出了要實行”中國式的、富有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則何不采行”倫理”、”民生”與”科學”三合一的三民主義體制？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一國兩制、見龍在田”。這”見龍在田”源自易經幹文言：”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我們是龍的傳人，對於代表我國民族五千年命脈的龍，固然為它祝福，但我們也必須指出，我們全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是要以理智的態度去尋求出一條應走的正確的途徑，在此問題上，尖銳對抗絕對無益，做風派更肯定有害。個人相信，目前需要更多善意而敢講真話的人。
所以，本人謹略為更改這話的其中一兩個，改為”病龍在田，利見在夫”，以與諸位共勉！
我希望我們都是大夫，用藥，則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正本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