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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公報》“賀國慶迎中秋”餐會,憶談香港以至中國報業演變。(香港、中國內地)(23/9/2007)

日期:5/12/2014 8:51:45 PM

 《大公報》為加強與香港教育界及學校方面的聯繫,除近期推出了一些如加強報道學校訊息、為訂閱之學校提供半版的介紹學校的特刊專欄,以及在“通識教育”科等編寫資料,協助同學們對這新設的科目能有多點幫助。 

此外,該報並在 9 月 22 日週六的中秋節前幾天,舉行了一個名為“賀國慶迎中秋”的午餐會,除由該報眾主腦、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董翠娣和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副常任秘書長葉曾翠卿等主禮外,並請來了“阿叻”(陳伯祥)等多位歌、藝員助興。 

教育界精英、知名人士濟濟一堂 

至於被邀請出席的,包括各主要教育團體的負責人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如資助小學校長協會幾位前任、現任主席梁紹川校長、林湘雲校長、張志鴻校長;九龍區校長會主席范錦平校長;香港教師會會長、中知書院校長高家裕教授;中國知識學會主席陳華裕校長;身兼初等教育研究會主席的香港教師會教育及社會政策主任李紹鶴校長等一百多位。這除了《大公報》在香港教育界中的形象,一向屬於正面及關注教育問題外,此活動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合辦,也是一個因素,所以,該會會長楊耀忠校長和主席黃均瑜校長親臨會場外,亦號召到不少教育界知名人士到場。 

是項活動,除由宏豐創意機構協辦外,並有多個贊助商贊助,因而在中環麗嘉酒店舉行,氣氛倍覺熱鬧與鼎盛。 

會上,除各方面首長致詞對教育界加以鼓勵外,還有相當豐富的抽獎禮品。 

不過,筆者所最感到喜悅及勾起無限慨思的,卻是《大公報》用以裝載禮品的紙手抽。 

紙手抽設計古雅,深具歷史意義 

這紙手抽用有《大公報》版頭托底的淡啡色字、黃色地圖案做襯,中央印上該報100多年前發行的深啡色版頭,無論是圖案形式抑或顏色配搭,均予人以雅緻、調和、古意盎然,以及深具歷史意義之感。因為該報頭寫明了其創辦日期——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西曆一千九百二年六月十七日;並附有“上海圖書館藏”及“丹徒縣藏書館書單”的朱紅陽文印章。 

筆者除了喜歡這紙手抽的設計,用此裝載物品,倍增文化氣息外,對於《大公報》的歷史更是引起無限的縈思、感慨與敬仰。 

該報創刊版頭上,書明“本館開設天津法租界”,正反映出一百多年來,中國在列強交侵中的苦難的國運。 

《大公報》歷史,與中國近現代史息息相關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滿清政府先後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予英國。中英、中法間的不平等條約,將九龍司割讓予英國,中法安南之戰後,《中法條約》將藩邦安南斷送予法國;甲午之戰(光緒20 年,公元 1894 年)之後,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及遼東半島割讓予日本。 

在德法俄干涉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後,中國損失更大:除分別租借膠州灣和廣州灣予德法兩國外,更大手筆地將烏蘇里江以東廣達40萬平方公里的江東六十四屯(包括庫頁島在內)割讓予俄國(俄國自 1689年《尼布楚條約》以後,經由不同的條約,共掠奪了中國土地超過百萬平方公里),而英國亦強迫滿清與之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強迫其將新界租借予英國。 

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以後,列強更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在不少重要城市劃定租界,中國幾“國不成國”,孫中山先生稱之為“次殖民地”,即是其所獲待遇,比殖民地還有所不如。 

《大公報》就是在這一個時刻——光緒二十八年( 1902 年)在天津租界創立,直至今日,已有105年歷史,是中國早期最具歷史及對中國文化、新聞的傳揚最具貢獻的報紙之一。其一百多年中,有過不少的傑出人才、新聞工作者、作者以及對國家民族的讜言高論,及百折不撓的發揮新聞工作的崇高精神。當然,其最初若不是設在天津租界,也就無法以獨立運作、免受滿清的干預的情形下成長、茁壯和發揮新聞機構的“以筆建國”的績效。 

新聞工作在中國而言,是一個資歷較淺的行業。不像歐洲及英美等的一些大小規模或影響深遠的報章,動不動就有一、二百年的歷史。 

有“百年報紙”而少有“百年雜誌” 

有一句話,說“有百年報紙易,百年雜誌難”,可見雜誌多因讀者群較為狹窄,只在一定時間內出版一次,較難維持其持續性。而報紙因是連續性地出版,且有其較固定的讀者群,故即使出版費驚人(有謂“想害一個人,要他破產,最好是叫他辦報”的講法),但卻是更能維持長時期的出版。 

《大公報》在中國報業史上雖比不上如《申報》等的出版得早,但卻是現有報紙中持續出版得最悠長者之一。在這 105 年來,《大公報》經歷了中國的革命運動(興中會以至同盟會的推翻滿清為目標的革命);滿清政府被推翻;北洋政府以至軍閥割據的時期。此後,又經過國民黨南京主政時期、國共內戰、抗日,以至抗日“慘勝”後的再次國共內戰。最後是國民黨敗走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大公報》主辦,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協辦“教育界賀國慶,迎中秋餐會”主人(《大公報》副社長(前排左四)與主禮嘉賓教育局副常任秘書長葉曾翠卿(前左五)及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董翠娣(前左六)及眾贊助商合照。

 

《大公報》一直秉承新聞工作者的立場與精神,反映社會、引導社會,她的歷史就是中國近、現代的歷史。 

戰後香港報紙每份賣一角 

戰後,《大公報》在港發行,成為香港報業百花齊放的蓬勃生態中的一員。早年香港的報紙賣一毫紙(港幣一角錢)一份,一般只出紙一張或一張半,只有大報如《工商日報》出紙三張,《星島》及《華僑》各出六張。但無論大報、小報均賣 1 角,至晚上改為“一毫兩份”,稱為“拍拖報”。 

由於早期電視新聞未有如今日的迅速廣泛,且當時未有地下鐵,填海亦未有現時那麼多,因此市民往返香港島與九龍上班,均乘坐渡輪。輪行接近30分鐘(中環統一碼頭至深水埔北河街),故大家習慣在輪上閱讀晚報,因而晚報銷路鼎盛,《星島晚報》、《工商晚報》、《華僑晚報》鼎足而立,《新晚報》(《大公報》的晚報)也不弱,曾有一個時期《星島晚報》是全港銷路最大的報紙,其餘《新晚報》也曾經取得晚報銷路的“次席”。 

五十年來報業版圖屢有變更 

在銷路上,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報業版圖上,日報始終以《成報》銷路最多,達到接近20萬份(在地鐵通車後,晚報銷路一落千丈,以至幾大晚報先後萎縮甚至結束,最後就連“晚報之王”的《星島晚報》也被迫停刊),其後《東方日報》以“有東方、冇窮人”號召,並以馬經為主打,逐漸取得銷量總冠軍的地位。 

至於大報方面,三大報章均先後萎縮,《星島日報》因小廣告及賣樓廣告得以維持,《華僑日報》以社團訊息及教育新聞與廣告為主打,艱苦經營下去,《工商日報》這份由何東家族經營、並以鮮明擁護臺灣立場及反共的報章,最先無法維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宣佈結業(該報待遇差,員工流動性大,因此被稱為“校友”的最多,因而每年“校友會聚會”,歷年服務的員工,都盡量抽空參加,故一向陣容鼎盛)。《華僑早報》其後賣給了英文《南華日報》,不過最終連累南早,使其盈利大受影響,股票 P/E 不能高爬,最後只得“壯士斷臂”,將其結束。《華僑》之所以無法維持,純因過份重視社團及商界,忽視一般讀者,致讀者數量萎縮,無法維持廣告戶的興趣。而《華僑》另一弊端,是編輯各自為政,各自“賺錢”,同屬一社團的“鱔稿”(宣傳的“人情稿”)竟會在同一日的報章中在兩或三版中同時刊出的怪現象。 

自由社會,報章各有立場,“百花齊放”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自由社會,表現在報業之中,最能反映這香港特色。 

香港的報章,有走普羅大眾路線的,如《成報》《新報》;有走知識份子路線的,如《明報》《星島》及《華僑》;以內容豐富,新聞、馬經、副刊及軟性的聲色藝等方面的,則有《東方日報》及其後相繼出版的《蘋果日報》和《太陽報》等;以經濟掛帥,並取得廣大的高素質、具經濟實力讀者群和因而深具影響力的有《信報》和《經濟日報》,至於具有濃厚政治立場的則有右派的《香港時報》和左派的《大公報》《文匯報》和《商報》等。 

報有左右,各為其主,致發展受到局限 

她們由於政治立場的關係,各自為其所認為正確的政治體制及政府服務。不過,由於其先天性的使命,在立場上一定要有所表達,內容不能太“軟性”,不能太媚俗,致模式也有一定局限。偏偏香港人較只重視“賺錢”及對趣味性消閒性的較有興趣,故上述這些有固定立場,表現較為“硬性”的報章,便興趣不大。所以,始終無法爭取到廣大的具有不同層次的讀者群(雖然有一個講法:就是“想爭取所有人成為讀者,結果便是沒有讀者”)。 

被視為臺灣國民黨政府代言人,並肩負起在港“反共”責任的《香港時報》首先“唔掂”,因為國民黨沒可能長期虧蝕去維持一間只有三幾千讀者的報章。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終於決定結束,將大廈出售。(臺灣的《中央日報》其實也遭遇相同的情形,黨報難於爭取讀者是鐵一般的無可改變的現實)。 

由“左報”至“親中”,再而為“愛國報章” 

在香港的“左報”,他們雖然一直肩負著報道祖國的情況,教育香港市民認識祖國,但在港英統治時期,以及香港市民中大多數對“社會主義祖國”欠缺認識,加以國內政局又確是在過去一段日子內,有過頗多的迂迴的路途,因而像《大公報》、《文匯報》及《香港商報》等一直堅持著她們的“愛國立場”報章,在爭取讀者及版面靈活性便始終受到一定的局限,也因而一向被稱為“左報”。 

其後,隨著香港回歸放在日程上,“左報”逐漸被稱為“親中”報章,她們開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隨著中國內地經濟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勢頭一日千里,不少內地省市均來港招商,或舉行本港與內地合辦或交流的商業、文教活動,因而除了她們的功能有所加強外,廣告的收益也因而增加不少。而在九七之後,她們更被改稱為“愛國報章”,成為新的“官方”的喉舌,與特區政府政策配合,發揮“保駕護航”的功能。 

《蘋果日報》出世,傳媒展現“新戰國”形勢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的傳媒生態發生很大的變化,主要是《蘋果日報》的出世。這份由製衣業巨子,並在《壹週刊》中取得成功(銷路)的黎智英所創辦的報章,由於其採取特別的“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方式,將一些本來只屬社會新聞的,以特大字型做標題、用語誇張嚇人,及圖文並茂的報道手法,加上大量軟性、甚至含有“鹽份”的欄目與內容,在版面美工及色彩方面,又大大地加強,使其一出世便取得超過20萬份的銷路,迫使大部份報章不得不增大投資、購置最新而最昂貴的設備,並以高薪挖角、聘請大量人手。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左四)及該會主席黃均瑜頒發紀念品予得獎學生。

在這情形下,香港傳媒進入了一個新的“戰國時代”,像《東方》、《太陽》這些擁有龐大實力的集團,應付尚不算問題、並且在讀者的爭取上也屬彼此“叮噹馬頭”。在這種形勢下,曾有過一段鼎盛日子的《快報》首先“頂唔順”,宣告“壽終正寢”。其餘不少也經營困難,《信報》這份影響力龐大的權威報章,在版面及讀者群方面顯得黯然失色;曾光輝過幾十年的《成報》,由於時代的演變及形式的表現,無法維持固有的讀者,爭取新讀者又較為困難,被迫多次轉手,甚至發生“欠薪風波”。 

近年,另一個對傳媒發生重大影響的,是受到免費早報的衝擊。免費報一出,不少大小報章的銷售,均大受影響。 

看看香港近20年的傳媒的更迭,既使人不勝唏噓、也使人在享受豐富的傳媒資訊之餘,無妨多瞭解一下香港傳媒的苦況、感謝一下那些孜孜不倦地為報業付出辛勤的工作者。 

《大公報》一貫立場是“愛國”,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更迭

《大公報》這一份與中國歷史和中國報業史息息相關的報章,儘管其在香港,先後被稱為“左報”、“親中報”及“愛國報章”,可她在官方的眼中,一直扮演著“愛國報章”的角色。——創辦時愛國家、批評時政、國民政府時期愛國家、批評時政;在人民祖國建立後,同樣是愛國家、批評時政;只不過是這時批評的主要是對香港社會及國際問題,還包括兩岸關係;而更多些是報道祖國的情形,負起傳媒宣揚國策的責任。 

像這樣負有使命及內容形式均不夠“Funny”的報章,其不能獲得香港社會的較廣泛的佔有率是意料中事。事實上,若要趨於媚俗、與該報風格相違的低俗形式,該報會寧願保持其固有風格、只作若干變革而加強與文化、教育及商界方面的關係。 

版面及內容進步了不少,內容正面及具豐富知識性 

平良心講,《大公報》除了仍需維持其先天性的使命外,其在版面、新聞處理及內容多樣化上,經已改進及趨時了不少。其實,在內容方面、特別是知識性、教育性及文、史哲等方面,《大公報》較其他許許多多報章實在強了不知多少。其在緊貼時代之餘,尚未能撐得開較大的新局面,多多少少是受到一如電視上的所謂“慣性收視”所影響。相信只要能擴充活動範圍,加強與學校及教育團體的聯繫活動,必能日久有功。朝此方向下去,不僅可以減輕有關當局的負擔,而且還可以創造自足、甚至有所作為的局面。 

筆者在半年前曾有機會面見該報一些管理層,亦曾向他們提出過一些意見。深信該報同人,必會審時度勢,日新又新,成為一份既能兼顧國策,又能作為香港人的一份真正喜愛的報章。 

國內如《廣州日報》的成功例子,可以作為參考

國內近年有不少報章受大時代的影響而紛紛進行改革,而且取得極大的成功。如《廣州日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她具有官方的銷售管道的優勢,但因其在內容的改革及多樣化方面,帶給讀者以不少知識以及文化、商務及經濟訊息等,成為極受歡迎的現代化報章。其能夠年賺10億元,並非徒然得到官方獨佔性的地位那麼簡單。 

此外,如《北京青年報》、《中國經營報》等,也各有其成功及受歡迎的因素。因此,不妨亦參考其經營辦理的情況,說不定可以有些“他山之石”的作用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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