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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回顧與前瞻(三)

日期:5/12/2014 3:50:12 PM

 三﹒經濟發展幾經波折

為了好好地探討中國經濟發展上有那些不利因素,及使這些不利得以減輕其程度甚或完全消除,回顧一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實施的不同階段的經濟政策,乃屬極為有意義的。

誠如大家所知,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宣言,主要是認定歷史發展的規律,已到達了無產階級需要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建立以工人當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在「沒有私心、人人為公」的情況下,生產力及生產效果得以大大提高。

列寧及史太林結合俄羅斯的國情,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成立後,推行集體農場,與及將一切社會資源高度集中,並實行計劃經濟。由史太林掌政以至赫魯雪夫、布裏茲涅夫階段,蘇聯的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得到長足發展,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軍事大國;部份軍事及太空科學,甚且一度超越美國,但可惜民用工業卻發展有限,人民生活資料供應不足,這是國家將資源過份集中在軍事工業上之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參照馬克思主義、蘇聯經驗、中國國情,與及本身的主張,制定了中國城鄉的經濟政策:在農村實行土改,將土地國有化;而在城市則實行由公私合營過渡到國有化,這個階段雖然在制度上變動不少,但情勢還是平穩的,在過程上,雖免不了有些阻力,但進展仍然是不錯的。

加以中國自五十年代以後,即實行以五年為一個階段的計劃經濟,每一個「五年計劃」,都定下一些適應當時需要及進展的目標,這對經濟基礎極度微弱的中國而言可以集中資源,建設一些基本工程,並將原有一些規模不算太大的工業設施,發展成龐大的國有企業,具有一定的意義及成就。

三面紅旗政策激進

中國經濟體制翻天覆地的改變,是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提出「三面紅旗」,即「大躍進」、「人民公社」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時,這次由毛澤東親自策劃的運動,負面影響大大超過正面作用。毛澤東雖然充滿浪漫情懷地希望超越蘇聯,急速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社會,但在「人民公社」成立後,每個農民,每戶人家,都納入了生產隊,人人都為「阿公」工作,食「大鍋飯」、計工分,但人人沒有了私產,每人的勞動成果均由大家分享。這種制度,假如真是「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沒有私心,那當然沒有問題,只可惜大多數人都無法這么偉大,因而絕大多人,不僅不能調動其勞動心,相反的卻在缺乏物質報酬的刺激下,勞動意欲大大降低,很多人不愛惜公物,造成資源浪費,糧食及物資減產;再加上遭遇特大自然災害,使到不少地方都發生嚴重災荒。而在城鄉方面,為了十五年趕過英國,二十年趕過美國,同時為了在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基礎的鋼鐵工業上,加快步伐;於是實行「全民大煉鋼」。但結果是:中國為了這浪漫情懷而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毛澤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並開始設法減輕人民公社成立以來所產生的創傷。由於中國到底是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環節,農民人數,在當時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何調整農村組織及運作模式,乃當時最重要的課題。

劉少奇提出「三自一包」的政策,即容許農民有自留地,將所生產到及超過了指標的,拿到自由市場買賣,事業單位要自負盈虧,而原來由生產隊承擔的生產指標,則可以包產到戶;劉少奇雖然保留人民公社,但生產的模式已有所改變,農民的勞動心也被調動得積極起來。

劉少奇雖然很可惜的在文革運動中遇難,中國亦經歷了整整十年的浩劫,但中國共產黨卻在文革之後,痛定思痛,並在鄧小平領導下,找到了應走的方向。

對文革的沈痛,無人能比得上曾經三下三上的鄧小平的深刻,他複出後多次外訪,瞭解到外國工商業及經濟的進展,也無人能比其更震撼心弦,所以在他第二次複出,並掌握真正權力後,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鄧小平以生產為綱

毛澤東的政策,雖然造成了中國史無前例的大動蕩及損害,但鄧小平及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仍然肯定其對黨國的功勞,對其功過實行七三開,雖然指出其晚年犯了錯誤,但中共黨國仍然堅持遵行以「包括毛澤東及各同志共同創造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方針。儘管如此,鄧小平卻確立了以「生產為綱」的經濟挂帥的方針,展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步伐,為亞洲經濟巨人的誕生,引發了催生的契機。

鄧小平一方面提出「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逮耗子捉老鼠的便是好貓」的理論,打破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框框,另一方面又提出「摸著石子過河」、步步為營的,小心謹慎地逐步試驗、逐步擴大,先由十四個沿海城市及部份內陸單列城市做試點,然後擴展至沿江、沿邊的一些定點城市。

當然,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在深圳、珠海、汕頭及廈門成立了四個「經濟特區」。

這四個特區設立的地點,都有其地緣上、族群關係上的因素。深圳在廣東省寶安縣南面,與香港的新界僅隔著一條深圳河,香港工商各業繁盛,每年輸入中國大陸貨品八十億美元,占了當時中國出口貨品的四成,另一方面,香港的製造業,逐漸感受到工資及租金的壓力,為了生存,也逐漸將部份工序北移,透過「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式,在深圳及其鄰近地區設立起加工廠,不但增加了當地及外來民工的就業機會,也繁榮了當地的經濟。於是,珠江東岸的鄉鎮急促發展起來,東莞市成為了全國第一加工市;而深圳更是急促發展,全國各省市紛紛到深圳開設窗口公司,最初以製造業為主,近年更成為全國各大高新科技公司必要搶攤的橋頭堡。

珠海雖然沒有如深圳般鄰近香港的有利因素,但卻也比鄰澳門,是出入中山、順德、江門等地的樞紐,在當地官員的規劃及中央以至廣東省政府的支援下,也打開了一個不尋常的局面,吸引了不少國際知名品牌廠商到來投資設廠。

成立特區 加速經濟發展

廣東的汕頭及福建的廈門,均是著名的僑鄉城市,前者是分佈在香港、泰國及東南亞的潮、汕人士的故鄉,後者也是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等閩籍華僑的鄉土,故它們都吸引了不少僑匯,並使潮、閩籍人士產生建設鄉土的念頭。而在廈門方面,除海外的閩藉人士外,更成為了眾多閩南語系臺灣人往大陸投資探親的目標地及跳板,因而對促進臺灣海峽兩岸的經貿交流,作出重大貢獻。

隨著經濟特區的成功,鄧小平更在國內不同地區進一步及多元化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農村方面,以趙紫陽在四川的經驗及萬裏在安徽主政時的成就作為藍本,推行農業改革;一方面按不同地區的特有條件,栽種經濟效益較高的不同作物,另一方面則透過信用合作社等組織,為農民提供購賣設備、肥料及基本生產資料等的貸款,使生產效益大大提高;不少農民因著多樣化、高效益的生產,與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土地收益,財富及儲蓄大大增加,購賣力大大提升,成為各種製成品潛力巨大的市場。

此外,不少縣市,也建立起各類大大小小的鄉鎮企業,誰也沒料到,這些屬於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其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積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其經濟效益也比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好得多,不少鄉鎮企業所生產的品牌,更是全國聞名,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科龍冰箱,即屬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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