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學者論文及節錄 >

國立政治大學 一、 前言 辛亥革命中的三個名詞：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皆源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九十年來，已成為家喻戶曉、耳熟能詳最流行的觀念。但此三個名詞的產生，並非一躍而就，而是有其複雜的過程與背景，與中國傳統、時代潮流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對辛亥革命運動之作用與影響，至為深遠。本文將以微觀的角度，來檢視這三個名詞產生的過程和背景，藉以透視辛亥革命的意義和性質。 二、 中華民國 自八0年代兩岸三地學者頻繁交流以來，對於學術研究，也帶來新的刺激。使之過去許多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討論或爭論，便有了問題而須重新思考了。而此三個名詞，亦正如此。即以”中華民國”一詞而言，一九八一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日本學者為倡起兩岸學者交流，發起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希望兩岸學者參加，此盛事也。其時臺灣方面尚未”開放”，既怕”統戰”，但又不甘”示弱”，乃在日本演了”對臺戲”。大陸學者會於東京，來自臺灣中華民國學者會於橫濱。其時日本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有的學者對”中華民國”國號不免質疑。會中有一日本學者提問：中華民國國號創自何時、何地、何人？此乃不成問題之問題也。但來自中華民國的學者不免為之一楞。幸筆者對《孫文學說》第八章有深刻之印象，乃即席答之曰：一九0五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創之於東京也。其文曰： “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按即一九0五年八月二十日），吾（孫中山自稱）始信革命大業可成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此答案精確否？如用微觀透視之，即有問題了。經遍查一九0五年孫中山之著述及同盟會有關文獻，以及當時報刊如《民報》之文字，找不出《中華民國》這一名詞。一直到一九0六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在《民報》周年紀念會的演講詞中，始三次提到”中華民國憲法”。章炳麟慶祝詞中亦有”中華民國萬歲”之口號。稍後，孫中山制訂《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中有雲”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並謂”奉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中華民國”名詞之確立，乃是經過長時期的演進。早在一九0三年孫中山在東京青山成立軍事學校時，學生入學誓詞有”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詞句，一九0五年的同盟會會員入會誓詞因之。這是”中華”和”民國”的出現，連在一起，便是”中華民國”了。惟的多年來流行的”中華民國”英文名詞（Republic of China, ROC）則先于中文名詞的出現。一九0四年秋孫中山在紐約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dstion)英文本中，即提到”把這個不合時宜的韃靼帝國，要改造?中華民國”，其英文原文為：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of date Tartar Monarchy into a Republic of China 。早期的譯本，譯為”改良滿州往日專制政體，變為支那共和之政體”則較失真。在同盟會正式成立的一周之前，即一九0五年八月十三日孫中山對東京留學生演講詞中，尚用”大共和國”名詞也。 “中華民國”一詞，依章炳麟（太炎）在《民報》發表<中華民國解>，極富中國傳統意義，其文雲： “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雲、夏雲、漢雲，隨牽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 中華民國一詞之意義，依《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所列”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兩網之說明，則具傳統與現代之雙重性。其文曰： “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依前之說明，”中華”意義，寶貝”漢賊不兩立”之傳統性；”民國”意義，則具現代性，行民主而反傳統帝制。 三、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初稱三大主義，首次公諸於世，見稱孫中山所撰<民報發刑詞>，載於一九0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東京出刊的同盟會《民報》第一號。其文有雲： “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 繼述三者在歐美進化之過程與世界之潮流，遂即指出中國之迫切的需要：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稱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稱重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 至於何時習稱三民主義？馮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中指出是在《民報》出版後，在其主持之香港《中國日報》刊登廣告，介紹《民報》，以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冗長不便，乃簡略之為三民民主義。孫中山亦以為適合而採用之。 今按孫中山有關著述，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的演講詞中，始用三民主義一詞。在此之前，皆用三大主義也。 三大主義的提出，是以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之解決，不能自外於世界。這一進步的概念，則是就其十年以上在外觀察研究所得，構成此一結論。但如進一步的去考察，仍以中國傳統為基礎。例如講到民族主義，中山曾謂：”餘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講到民權主義，則雲：”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開誅一夫紂，未聞為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於歐美。就民生主義言，則曰：”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遠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就三大主義之各別名詞產生的過程而言，民族主義名詞出現最早，流行最為普遍；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兩名詞在後，流行則較稀少。孫中山自<民報發刊詞>始，雖已使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名詞，但同時使用革命誓詞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代民族主義；”創立民國”以代民權主義；”平均地權”以代民生主義。例如一九0六年冬制定之《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所列之四綱，標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詞，維列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次序。而無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字樣。雖提”中華民國”，則是輕描淡寫。此實美中之不足也。 此外，《方略》及宣言的制定，並未經過黨內會議的討論，乃孫中山個人之”創作”。自稱得到同志普遍的認同和支持。故其效果就會大為減低了。如胡漢民在其《自傳》中所雲：”先生（稱孫中山）更為革命方略，以授黨人”；”此具體之方案，惟先生能創之。傾覆滿清，實祗為先生半部方略之作用，亦正恨吾人不全依先生之方略，以致不能收其成功耳。” 一九二三到二四年間，擔任孫中山顧問的俄人鮑羅廷”M.M.Borodin)在研究孫中山革命屢遭挫敗的原因，認為孫之革命党缺乏（健全的）綱領、章程及組織機構，它偶爾發佈由孫中山簽暑的諸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一般性的宣言，根本不涉及當前的事件，不對它們作出解釋，也不利用這些事件來發展和鞏固黨。這些宣言作趣聞被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後國民黨又沈睡一年又一年。鮑之批評，雖嫌過火，但也並非事實。 四、 國民革命 辛亥革命究竟是甚么革命？多年來兩岸學者的觀點頗有分歧。一九八二年春，兩岸三地學者在芝加哥舉行的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中，大陸學者章開沅和臺灣學者張玉法各有針鋒相對論文的提出，前者認為辛亥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後者認為是”全民革命”。以後兩人續有論文就此問題有所爭論。筆者當年雖未參與此一盛會，事後細讀兩人論文，留有深刻印象。忽然想起”余致力”，不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乎，此乃孫中山遺囑之”開場白”也。孫中山遺囑撰於一九二五年，上推四十年，當為一八八五年。是年為乙酉中法戰爭中國戰敗之年，《孫文學說》第八章有雲：”予自乙酉（一八八五）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霸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云云。故辛亥革命，亦應名為”國民革命”也。此一名詞之確立，見於《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其文曰： “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祗以馳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處，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 國民革命與英雄革命的性質及區別，革命党人陳天華曾在《民報》發表<中國革命史論>一文，認?國民革命是屬西方現代式的自由革命；英雄革命屬是中國傳統的專制革命。他說：所謂國民革命者，”革命而出於國民也，革命之後，宣佈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之前增進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所謂英雄革命者，”革命而出於英雄也，一專制去，而一專制來，雖或有去舊更新之實，究之出於權謀者多，出於真自由者少；或則群雄角逐，戰爭無已，相持至數十百年，而後始得定於一。幸福之得，不是以償其痛苦，中國歷來之革命是也”，但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亦並非一無是處；而泰西之革命，亦並非一無非處。陳認為：”中國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間，於平民革命較近之。革命以後，雖無自由之享受，而亦無特別奴制。彼泰西因革命而得自由者，次等之貴族團體也，與多數之奴隸何興！” […]

來自十多個國家的近百位學者專家，由2001年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日起，一連三天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研討會。獎會學者共提出了數十篇就上述問題的論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章開沅教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蔣永敬及澳洲阿德雷德大學教授歷史研究所分別作主題演講。 該研討會由香港大學歷史學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聯合主辦。 茲將”主題演講”登錄如下： 珍惜辛亥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 章開沅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世紀和時代一樣，都屬於近代外來詞彙。中國傳統語言中的”世”、”代”，帶有濃厚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並且與王朝世系更為緊密相聯繫。正如1903年劉師培所言：”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穆汗漠德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 19世紀末，較早也較多公開採用西方紀年的中國人，孫中山當數其中之佼佼者。這不僅因為他曾直接接受西方系統教育，而且還經常居留於海外。如與中會為募集革命經費而印製的”中國商務公會股券”，其頒發時間即用西元1895年；,而他親自撰寫的”《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譯序，也書明寫於1897年。 但是，較早把世紀與時代結合起來論析歷史發展趨勢的卻是梁啟超。他在1901年發表《過渡時代論》，把各國歷史發展過程區分為停頓與過渡兩種時代。歐洲各國自18世紀以來兩百年間皆處於過渡時代，中國數千年以來皆處於停頓時代，而現今已進入過渡時代。”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過渡時代乃是許多民族由死而生、有剝而複、由奴而主、由瘦而肥的必由之路，大是希望之所在。 梁啟超對過渡時代的表述，體現出敏銳的歷史感觸，但缺乏對歷史實質的確切把握。較之前進一步的是同年發表于《清議報》的另一篇《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此文明確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減之時代也，”並從科技發展、經濟發達與市場擴張的角度探究其根源。作者還結合美、英、德等列強的歷史與現狀，斷言帝國主義必將加強對於亞洲的爭奪，八國聯軍之役”雖曾稍演於十九世紀之末，而實為二十世紀之先導也。” 與些同時，《國民報》也發表《二十世紀之中國》一文，更為密地把世紀、時代與中國的命運結合起來考察。作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認?”二十世紀將為支那人之世界”之類論調，實?歐美、日本列強”忌我中國之言”。決不能輕信而沾沾自喜。中國人民如果仍然是只知有朝廷而無國家，而且”馴服柔順安之若素”，任由列強對清政府”擒之縱之威之協之”，加強掠奪其領土、主權、資源、財富，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將成為數重之奴隸矣”。這篇短文再三向中國人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 此後，世紀、20世紀、20世紀之國民等詞語遂不脛而走，成為進步青年的流行話語。作為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前身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其發刊詞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二十世紀之支那，仍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國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愛之，不能不決此疑問也。” 由此可之，辛亥那一代人世紀意識的萌生，從一開始就與深沉的憂患意識結合在一起，即所謂”天下與亡，匹夫有責”是也。但是這種憂患意識不再屬於陳舊的忠君愛國範疇，因為他們已經將國家與朝廷區別開來。他們具有近代國家觀念，亦有近代公民意識，企盼成?人格獨立的國民，不願繼續扮演奴隸主義的臣民。 正是這種新的自我認定，促使他們清醒地審視時代潮流與世界局勢，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日以繼夜地求索救國之道。對於20世紀時代潮流的判斷大體有兩類： 一類府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浙江潮》第1、2期連載的《民族主義論》一文即認?：”互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歐靡，而及於美，而及於澳，而及於非，猶以為未足，乃乘風破浪以入於亞。”這個”大怪物”就是民族主義。民族競爭將更加激化於20世紀，面民族之生死存亡又取決於”國種”之優劣。所以，”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沖。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一類認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開智錄》發表的《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一文即認為：”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紀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紀乃精神文明之時代，全是自由與公義之世界也；又戰爭之事，雖或不能絕跡，而亦必幾希。此不過夢擬之想耳！實際二十世紀之末之自由與公益之腐敗，必過於十九世紀之末。何則？十九世紀立狄塔偏主義(Dock Turpin指帝國主義──引者)，未如二十世紀之盛，所以自由與公義，二十世紀不及十九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末又不如其前半期也。然則經二十世紀之後，不反退化耶？是又不然。自由與公義之腐益盛，則人之想望也益渴，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權之專壓，實是以開近世之民權而已。故二十世紀末之自由與公義之發達，必與十九世紀之民權等矣。” 這兩類看法都能從不同側面，看出20世紀民族、民權運動兩大發展趨勢，甚至還深入探悉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然而卻未能更為全面地把握新世紀發展趨勢的總體，更未能說明社會主義運動必將在這又一個百年中蓬勃發展。當然在這方面又不乏少數有識之士。《浙江潮》從第3期開始連載的《最近三世紀之勢變遷史》一文，已經頗有前瞻性地指出：”物質的進步，乃轟出平民主義之爆烈藥線也。試問近世社會黨蔓布列國，忽而同盟罷工，忽而集會演說，每年秘密出版之勞動雜誌百萬冊，抗貴族求平等自由之血淚數百斛，非有昔日之壓制，安有今日火炸烈？吾視19世紀之未，20世紀之初，純乎社會主義之世界矣！”並且預言：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其猛烈必百十倍於歐洲列國之革命”；而20世紀之大戰場即在、”亞非二洲之大陸”。當年辛亥志士的心與亞非各國人民的心是相逼的，出自章太炎手筆的《亞洲和親會約章》明確說明自己的宗旨，乃是”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形成於１９世紀之末倫敦蒙難以後，正式開發於２０世紀之初並成為同盟會的網領，可以看作是當時先進中國人對新世紀體認的綜合與昇華。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歸結成為一句話：”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產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他對中國革命充滿信心，因而向全世界宣告：”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不屈不撓的真誠的革命者，他和辛亥那一代人在本世紀初創造的不朽功績，乃是一舉摧毀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並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個真實的共和國雖然只是短暫的存在，然而它卻全面開為了中國現代化的閘門，從此任何力量也難以阻止這股前進的潮流。 正如任何其他的偉大歷史人物一樣，孫中山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實現自己的抱負，他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全取得革命的預期結果。”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人們對於民國初年政局紊亂的悲憤與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革命的道路又是曲折而艱難的，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善良願望。辛亥革命是一次早熟的速成型的革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並非沒有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孫中山的偉大不僅表現于成功，而且也表現於失敗，甚至可以說是在失敗時更加表現出他的偉大。他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富強艱苦奮鬥40年，臨終前留下的遺言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辛亥那一代人的思想，經過幾代人的繼續奮鬥終於得到了實現。中國已經以一個獨立並且漸趨富強的大國屹立於今日世界。中國即將參加世貿組織，這就是孫中山所預言的：”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運動而敞開。”中國將與世界共享文明福祉，世界將因中國而更加繁榮。但是，新世紀仍然是平與發展的吉祥旋律，而且還有戰爭與恐怖等兇險警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所為之奮鬥終身的三大任務仍然有待於繼續完成。 民族革命雖然完全實現了民族獨立，然而還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促進和平統一與反對分裂陰謀，仍然是長期極?複雜而又艱苦的任務。全球化不會馬上帶來世界大同，個別超級大國利用全球化以實現獨霸世界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少數西方國家動軋指責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然而他們卻可以當而皇之地宣揚自己的”國家利益”、”××第一”。因此，維護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增強中華民族整體的凝聚力，仍然需要繼續努力。只有在各國之間真正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基礎上，世界上者會最終走向大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丟掉幼稚的幻想。 政治革命的核心是政治體制的變革，君主專制制度早已壽終正寢，但君臨天下的潛在意識卻很難斷子絕孫。與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威權統治時代相比，我們雖然已經享有較多的民主，但作為真正堪稱完美的民主制度尚有待于逐步健全。東西方國情和價值觀誠然有許多差異，但是民有、民治、民享卻是無可爭議的終極追求，我們應該繼續為之努力奮鬥。 至於社會革命，我們的土地制度改革早已完成，國民經濟已經起飛，而且以較快的速度繼續增長，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也有明顯提高。但是，孫中山當年所擔心並希望避免的可能引發新的社會激烈衝突的貧富懸殊，正在日漸浮現。如何正確處理分配問題，在發展與穩定之間尋求合理的契合，仍然有待於我們繼續探索以尋求妥善解決。 我們這一代人，大半生是在20世紀度過的，有幸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有較真切的認識，更有幸能夠與年輕朋友一起送別舊世紀並迎接新世紀到來。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此時此刻，我仿佛又聽見辛亥那一代人的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而我們與此相應和的心聲則是，”嗚呼！今日已二十一世紀，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我們應該向辛亥那一代先輩學習，認真思考21世紀將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中國在這個時代將處於什么地位並起什么作用？我們應該如何履行自己的時代使命與歷史指責？正如《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詞所言，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停留於”思索”，應該通過”實行”以謀求解決。 也許我們今天對世紀的了解比前人更多，而由於大為傳媒的發達世紀一詞早已是家喻戶曉。大約從1999年以來，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彌漫著日益高昂的世紀鼓吹，當然其中大多是對新世紀美好未來的企盼，但也夾雜著不少政治權謀與商業炒作。於是出現了”世紀熱”，出現了世紀話語權威，甚至形成了世紀迷思（myth），時間量度轉化成為價值標準，這種淺薄的狂熱及甚影響之深遠，又是百年前那一代首先在中國宣揚世紀意識者所難以想象的。今昔相比，我總覺得現今流行的世紀話語缺少幾分當年的真誠，更缺少當年那么深沉的憂患意識與強烈的自我鞭策。不過事實是最好的教師，正當許多人紛紛把新世紀挂在嘴上，寫在紙上，映在熒屏上，塗在招牌時，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都出現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當代八國聯軍侵佔科索活沃，以高科技為手段的狂轟濫炸殃及我駐南使館，法輪功坐在南海居然靠網路交流資訊。最近紐約世貿大樓的轟崩塌更象徵著恐怖主義浪潮嚴重地威脅著全球。人類心煩的事兒還多著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愛滋病蔓延、吸毒與犯罪率升，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陰影……。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分享現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們必須分擔現代文明的災難，任何一個國家都與世界連成一體，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我們在考慮21世紀中的命運時，還必須同時考慮全人類的命運。 綜上所述，僅以世界意識為例，已可理解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珍惜，至少是能夠引發我們一系列有關世界與中國前途的深沉思考。而對於歷史學家，辛亥革命更是一處豐富的礦藏。正如我所說的，只要稍加發掘，還題俯拾皆是，並不愁沒有收穫。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雖然已逐潮成熟並初步展望輝煌，但可以繼續往前發展的空間仍然很大。我在十多年前發表的《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提出的那些有待研究的課題，很多仍未能完成或未能圓滿完成。還有更多此文未曾提及的重要課題，以及此強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問題，更有待於一兩代人的繼續努力。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辛亥革命雖然以法國大革命為師，但其研究內容之豐富與複雜決不下於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已經延續兩百多年，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傳世之作與著名學者，特別是湧現了影響極大的歷史的鑒學派。我想，如果辛亥革命史研究繼續研究一百年、兩百年、其成就也不會稍有遜色。 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今天，我期待著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來自十多個國家的近百位學者專家，由2001年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日起，一連三天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研討會。獎會學者共提出了數十篇就上述問題的論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章開沅教授、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蔣永敬及澳洲阿德雷德大學教授歷史研究所分別作主題演講。 該研討會由香港大學歷史學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聯合主辦。 茲將”主題演講”登錄如下： 珍惜辛亥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 章開沅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世紀和時代一樣，都屬於近代外來詞彙。中國傳統語言中的”世”、”代”，帶有濃厚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並且與王朝世系更為緊密相聯繫。正如1903年劉師培所言：”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穆汗漠德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 19世紀末，較早也較多公開採用西方紀年的中國人，孫中山當數其中之佼佼者。這不僅因為他曾直接接受西方系統教育，而且還經常居留於海外。如與中會為募集革命經費而印製的”中國商務公會股券”，其頒發時間即用西元1895年；,而他親自撰寫的”《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譯序，也書明寫於1897年。 但是，較早把世紀與時代結合起來論析歷史發展趨勢的卻是梁啟超。他在1901年發表《過渡時代論》，把各國歷史發展過程區分為停頓與過渡兩種時代。歐洲各國自18世紀以來兩百年間皆處於過渡時代，中國數千年以來皆處於停頓時代，而現今已進入過渡時代。”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過渡時代乃是許多民族由死而生、有剝而複、由奴而主、由瘦而肥的必由之路，大是希望之所在。 梁啟超對過渡時代的表述，體現出敏銳的歷史感觸，但缺乏對歷史實質的確切把握。較之前進一步的是同年發表于《清議報》的另一篇《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此文明確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減之時代也，”並從科技發展、經濟發達與市場擴張的角度探究其根源。作者還結合美、英、德等列強的歷史與現狀，斷言帝國主義必將加強對於亞洲的爭奪，八國聯軍之役”雖曾稍演於十九世紀之末，而實為二十世紀之先導也。” 與些同時，《國民報》也發表《二十世紀之中國》一文，更為密地把世紀、時代與中國的命運結合起來考察。作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認?”二十世紀將為支那人之世界”之類論調，實?歐美、日本列強”忌我中國之言”。決不能輕信而沾沾自喜。中國人民如果仍然是只知有朝廷而無國家，而且”馴服柔順安之若素”，任由列強對清政府”擒之縱之威之協之”，加強掠奪其領土、主權、資源、財富，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將成為數重之奴隸矣”。這篇短文再三向中國人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 此後，世紀、20世紀、20世紀之國民等詞語遂不脛而走，成為進步青年的流行話語。作為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前身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其發刊詞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二十世紀之支那，仍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國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愛之，不能不決此疑問也。” 由此可之，辛亥那一代人世紀意識的萌生，從一開始就與深沉的憂患意識結合在一起，即所謂”天下與亡，匹夫有責”是也。但是這種憂患意識不再屬於陳舊的忠君愛國範疇，因為他們已經將國家與朝廷區別開來。他們具有近代國家觀念，亦有近代公民意識，企盼成?人格獨立的國民，不願繼續扮演奴隸主義的臣民。 正是這種新的自我認定，促使他們清醒地審視時代潮流與世界局勢，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日以繼夜地求索救國之道。對於20世紀時代潮流的判斷大體有兩類： 一類府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浙江潮》第1、2期連載的《民族主義論》一文即認?：”互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歐靡，而及於美，而及於澳，而及於非，猶以為未足，乃乘風破浪以入於亞。”這個”大怪物”就是民族主義。民族競爭將更加激化於20世紀，面民族之生死存亡又取決於”國種”之優劣。所以，”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沖。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一類認為20世紀是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如《開智錄》發表的《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一文即認為：”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紀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紀乃精神文明之時代，全是自由與公義之世界也；又戰爭之事，雖或不能絕跡，而亦必幾希。此不過夢擬之想耳！實際二十世紀之末之自由與公益之腐敗，必過於十九世紀之末。何則？十九世紀立狄塔偏主義(Dock Turpin指帝國主義──引者)，未如二十世紀之盛，所以自由與公義，二十世紀不及十九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末又不如其前半期也。然則經二十世紀之後，不反退化耶？是又不然。自由與公義之腐益盛，則人之想望也益渴，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權之專壓，實是以開近世之民權而已。故二十世紀末之自由與公義之發達，必與十九世紀之民權等矣。” 這兩類看法都能從不同側面，看出20世紀民族、民權運動兩大發展趨勢，甚至還深入探悉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然而卻未能更為全面地把握新世紀發展趨勢的總體，更未能說明社會主義運動必將在這又一個百年中蓬勃發展。當然在這方面又不乏少數有識之士。《浙江潮》從第3期開始連載的《最近三世紀之勢變遷史》一文，已經頗有前瞻性地指出：”物質的進步，乃轟出平民主義之爆烈藥線也。試問近世社會黨蔓布列國，忽而同盟罷工，忽而集會演說，每年秘密出版之勞動雜誌百萬冊，抗貴族求平等自由之血淚數百斛，非有昔日之壓制，安有今日火炸烈？吾視19世紀之未，20世紀之初，純乎社會主義之世界矣！”並且預言：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其猛烈必百十倍於歐洲列國之革命”；而20世紀之大戰場即在、”亞非二洲之大陸”。當年辛亥志士的心與亞非各國人民的心是相逼的，出自章太炎手筆的《亞洲和親會約章》明確說明自己的宗旨，乃是”反對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形成於１９世紀之末倫敦蒙難以後，正式開發於２０世紀之初並成為同盟會的網領，可以看作是當時先進中國人對新世紀體認的綜合與昇華。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歸結成為一句話：”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產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他對中國革命充滿信心，因而向全世界宣告：”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不屈不撓的真誠的革命者，他和辛亥那一代人在本世紀初創造的不朽功績，乃是一舉摧毀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並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個真實的共和國雖然只是短暫的存在，然而它卻全面開為了中國現代化的閘門，從此任何力量也難以阻止這股前進的潮流。 正如任何其他的偉大歷史人物一樣，孫中山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實現自己的抱負，他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全取得革命的預期結果。”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人們對於民國初年政局紊亂的悲憤與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革命的道路又是曲折而艱難的，所謂”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善良願望。辛亥革命是一次早熟的速成型的革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並非沒有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孫中山的偉大不僅表現于成功，而且也表現於失敗，甚至可以說是在失敗時更加表現出他的偉大。他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富強艱苦奮鬥40年，臨終前留下的遺言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辛亥那一代人的思想，經過幾代人的繼續奮鬥終於得到了實現。中國已經以一個獨立並且漸趨富強的大國屹立於今日世界。中國即將參加世貿組織，這就是孫中山所預言的：”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運動而敞開。”中國將與世界共享文明福祉，世界將因中國而更加繁榮。但是，新世紀仍然是平與發展的吉祥旋律，而且還有戰爭與恐怖等兇險警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所為之奮鬥終身的三大任務仍然有待於繼續完成。 民族革命雖然完全實現了民族獨立，然而還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促進和平統一與反對分裂陰謀，仍然是長期極?複雜而又艱苦的任務。全球化不會馬上帶來世界大同，個別超級大國利用全球化以實現獨霸世界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少數西方國家動軋指責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然而他們卻可以當而皇之地宣揚自己的”國家利益”、”××第一”。因此，維護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增強中華民族整體的凝聚力，仍然需要繼續努力。只有在各國之間真正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基礎上，世界上者會最終走向大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丟掉幼稚的幻想。 政治革命的核心是政治體制的變革，君主專制制度早已壽終正寢，但君臨天下的潛在意識卻很難斷子絕孫。與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威權統治時代相比，我們雖然已經享有較多的民主，但作為真正堪稱完美的民主制度尚有待于逐步健全。東西方國情和價值觀誠然有許多差異，但是民有、民治、民享卻是無可爭議的終極追求，我們應該繼續為之努力奮鬥。 至於社會革命，我們的土地制度改革早已完成，國民經濟已經起飛，而且以較快的速度繼續增長，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也有明顯提高。但是，孫中山當年所擔心並希望避免的可能引發新的社會激烈衝突的貧富懸殊，正在日漸浮現。如何正確處理分配問題，在發展與穩定之間尋求合理的契合，仍然有待於我們繼續探索以尋求妥善解決。 我們這一代人，大半生是在20世紀度過的，有幸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有較真切的認識，更有幸能夠與年輕朋友一起送別舊世紀並迎接新世紀到來。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此時此刻，我仿佛又聽見辛亥那一代人的深情呼喚：”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而我們與此相應和的心聲則是，”嗚呼！今日已二十一世紀，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我們應該向辛亥那一代先輩學習，認真思考21世紀將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中國在這個時代將處於什么地位並起什么作用？我們應該如何履行自己的時代使命與歷史指責？正如《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詞所言，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停留於”思索”，應該通過”實行”以謀求解決。 也許我們今天對世紀的了解比前人更多，而由於大為傳媒的發達世紀一詞早已是家喻戶曉。大約從1999年以來，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彌漫著日益高昂的世紀鼓吹，當然其中大多是對新世紀美好未來的企盼，但也夾雜著不少政治權謀與商業炒作。於是出現了”世紀熱”，出現了世紀話語權威，甚至形成了世紀迷思（myth），時間量度轉化成為價值標準，這種淺薄的狂熱及甚影響之深遠，又是百年前那一代首先在中國宣揚世紀意識者所難以想象的。今昔相比，我總覺得現今流行的世紀話語缺少幾分當年的真誠，更缺少當年那么深沉的憂患意識與強烈的自我鞭策。不過事實是最好的教師，正當許多人紛紛把新世紀挂在嘴上，寫在紙上，映在熒屏上，塗在招牌時，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都出現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當代八國聯軍侵佔科索活沃，以高科技為手段的狂轟濫炸殃及我駐南使館，法輪功坐在南海居然靠網路交流資訊。最近紐約世貿大樓的轟崩塌更象徵著恐怖主義浪潮嚴重地威脅著全球。人類心煩的事兒還多著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愛滋病蔓延、吸毒與犯罪率升，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陰影……。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分享現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們必須分擔現代文明的災難，任何一個國家都與世界連成一體，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我們在考慮21世紀中的命運時，還必須同時考慮全人類的命運。 綜上所述，僅以世界意識為例，已可理解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珍惜，至少是能夠引發我們一系列有關世界與中國前途的深沉思考。而對於歷史學家，辛亥革命更是一處豐富的礦藏。正如我所說的，只要稍加發掘，還題俯拾皆是，並不愁沒有收穫。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史研究雖然已逐潮成熟並初步展望輝煌，但可以繼續往前發展的空間仍然很大。我在十多年前發表的《辛亥革命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提出的那些有待研究的課題，很多仍未能完成或未能圓滿完成。還有更多此文未曾提及的重要課題，以及此強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問題，更有待於一兩代人的繼續努力。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辛亥革命雖然以法國大革命為師，但其研究內容之豐富與複雜決不下於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已經延續兩百多年，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傳世之作與著名學者，特別是湧現了影響極大的歷史的鑒學派。我想，如果辛亥革命史研究繼續研究一百年、兩百年、其成就也不會稍有遜色。 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今天，我期待著中外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一、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 （1） 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初國際形勢與中國的處境 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革命領袖，他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孫中山生活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十九世紀下半葉是動蕩的世界，弱肉強食，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地掩護下，強權變成了公理。這時期也見證了國際帝國主義的興起，歐洲列強強暴地瓜分世界，攫取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土地。他們盡量掠奪殖民地的財富，無情地剝削殖民地的人民。在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中國在顢頇無能的清朝政府統治下，中國面臨滅亡的危機。 自從鴉片戰爭（1839-1842）以後，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以英法為首的歐美列強，逐步控制中國的經濟，掠奪中國的財富。十九世紀末日本的崛起加速了國際帝國主義在東亞的爭奪，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面對著帝國主義的挑戰，滿清政府表現得懦弱無能。封建制度給滿清政府帶來種種的束縛。政治專制腐敗，經濟落後，國力日形衰弱，中國變成”東亞病夫”，讓列強恣意宰割。面對著亡國與滅種的危機，一批有遠見有抱負的新興知識份子，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發動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企圖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威脅中拯救出來。 （2） 孫中山與中華民族的醒覺 孫中山對中國危機的認識與他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有關。孫中山的家庭屬於中農，生活尚算不錯。他的長兄到夏威夷經商，與華僑的地位分不開，華僑遠離祖國到海外工作或經商，他們生活在兩種不同的世界。一方面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卻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衝擊，孫中山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接受中西文化的薰陶，並通曉中英文。1887年他進入香港醫學院攻讀，博覽群書，對當時國際形勢與中國的處境有深刻的認識。他瞭解西方文化及帝國主義的本質，所以更覺得中國是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 當然，近代中華民族的醒覺並不始於孫中山。在他之前，清廷的一些高官如曾國藩，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也瞭解中國的危機，而積極推行”自強運動”。但他們對西方的認識是片面的，而他們挽救中國的對策也是薄弱的。他們的”中學這體，西學為用”的藥方被證明無效。加之，他們都出身官紳之家，所推行的改革不能徹底。然而，孫中山對西方的認識不僅比較全面，在挽救中國命運的策略也合時宜，孫中山自1885年中法戰爭失敗以後，正式提出走”革命”的道路。他的革命思想固然是對滿清政府腐敗無能的直接反應，更重要的是他深受西方共和思想的影響，他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覺察歐洲的專制制度已趨向沒落，而新興的民主共和制度最為先進，合乎時代潮流，所以他主張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國，以美法的制度為藍圖。因此，他認為推翻滿清政府只是革命的第一步，而建立民主共和和富強的中國才是革命最終的目標。 孫中山是一位很有魅力的領袖，他的品格、風度和言行吸引千千萬萬人支持他的革命事業。新加坡早期著名的革命領袖陳楚楠就是被孫中山的風度和廣博學識所吸引，成為他的忠心支持者。孫中山的魅力和學識影響那些與他接觸的人，他的革命熱忱與共和理想深深地鼓舞著他們。除個人接觸外，孫中山也通過演說來激發民族的醒覺。在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間，孫中山接觸最多的是海外留學生和華僑。他選擇留學生和華僑作為主要的宣傳對象，一方面是辛亥革命的形勢所然，另外一方面是因為這兩群人最能感受中國積弱的痛苦，他們備受外人的歧視和欺淩。同時他們身處海外與西方先進思想接觸較多，他們對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和手段都會有極大的同情。這兩群人大部份是年青的，對革命崇高理想懷著憧憬。通過這兩群人再傳達到廣大的民眾，激發整個中華民族的醒覺是可期待的。 （3）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具有遠見和抱負，勇敢果斷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孫中山出身中等之家，受良好教育，他懸壺濟世，收入頗豐。他本可舒舒服服過一生，不必冒著生命的極大危險。但他挺身而出，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而獻身。自1894年11月興中會創立到1912年2月滿清政府被推翻的十七年間，孫中山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崎嶇的。興中會（1894-1905）和同盟會（1905-1912）是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核心組織。雖然同時期有其他的革命團體出現，無疑的興中會和同盟會是辛亥革命的主流。在興中會時期，革命運動尚屬草創，基礎薄弱。以廣東省籍和華僑為主的興中會雖然占主流的地位，但光復會（以江蘇浙江籍為主）和華與會（以湖南和湖北革命志士為主）也在早期革命運動中佔有一席的地位。興中會於1895年和1900年發動兩次革命起義，遭到失敗。孫中山未能被接受為整體革命運動的領袖。但是到1905年8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孫中山脫穎而出，躍登領袖的地位。他利用同盟會的組織擴大宣傳和影響，深化革命運動。他更利用這核心組織籌集資金，購買軍火，並發動多次革命起義。雖然這些起義都失敗了，但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支持他的革命事業。終於在1911年10月爆發武昌起義，導致滿清政府的覆亡。 孫中山在反滿革命鬥爭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第一，他表現出超人的智慧與學識，並倡三民主義作為革命的照路燈。第二，孫中山的領袖才幹，普遍護得海外留學生、華僑和新興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支持，使革命運動能持續下去。第三，孫中山的大無畏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激勵許多青年志士為革命為頭顱，灑執血，十次的革命起義雖然失敗，但孫中山仍然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他能把失敗作為成功的借鏡，反悲哀化為力量，給無數的革命者豎立良好的榜樣。 二、 孫中山的遺志及其實現 （1） 未完成的革命 孫中山自1885年立志革命到1925年去世，前後長達四十年。在他彌留之際，感到遺憾的是革命尚未成功，這在他的遺囑中寫得非常清楚。但孫中山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並非指反滿而言。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只是革命的第一步，而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統一富強和民主的中國。當孫中山彌留之際，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段其瑞等人所竊取，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和四分五裂的局面。孫中山對此深感痛心。所以他的遺囑中強調要達到革命的最終目的，必須喚醒民為以及聯合世界上對待中國平等的民族共同奮鬥，他並呼籲革命同志必須依據他所著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三民主義”來實現他的理想。 孫中山所憧憬的”統一，富強和民主的中國”大部份由毛澤東和鄧小平等在大陸實現，部份由蔣介石和蔣經國等在臺灣實現。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步實現統一全中國。1978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行改革開放，把中國推向富強的道路。 （2） 富強的中國 孫中山理想中富強的中國是在一塊古老的東方土地上崛起，它是一座強大和堅固的堡壘。但談何容易，一個古老封建落後和人口眾多的中國，甚樣才能達到富強的目標？孫中山熟讀中外歷史並洞悉當代各國的國情，並深受日本維新的衝擊。日本以一彈丸島國，經明治維新改革開放後，精圖勵治，在短短三十年間擠身世界強國之林。日本的崛起給孫中山很大的為示。日本的文化源自中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改弦易轍，把儒家傳統價值和西方的文化結合，結果把日本推向富強的道路。孫中山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如能吸取日本的經驗，必定能夠更加迅速地富強起來。但中國富強的基礎是甚么呢？孫中山的答案是現代化。中國有遼闊的土地，豐富的物質和人力資源，如中國能迅速現代化，富強之日是拭目可待的。孫中山的1917年到1919年間提出中國全盤現代化的宏願，在他的”建國方略”中有很詳細的闡述。”建國方略”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三部份。這包括了心理、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現代化，並以經濟現代化為核心。在經濟現代化的綱領中，孫中山提出工業和農業的現代化。他特別強調交通建設，諸如開闢北方、東方和南方大商埠，發展全國的鐵路和公路網路。孫中山也強調利用外國資本和技術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孫中山的全盤現代化計劃，卻由鄧小平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付諸實現。雖然孫中山的計劃在深度和廣度比不上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但它的提出卻比鄧小平早了六十年，這是有超時代的意義。除大陸外孫中山的現代化宏願也部份在臺灣實現。自1949年蔣介石撤移臺灣後，奉行三民主義，實行土地改革，提倡教育，發展農工商業，並利用外來資本和技術，使臺灣經濟突飛猛進，躍登東亞經濟四小龍的榜首。 （3） 民主的中國 孫中山在他的”民權主義”發揮有關”民主”和”民權”的概念，並認為這是創建新中國的一項不可缺乏的意識形態元素。但是這”民主”和”民權”的觀念主要是外來的。雖然儒家思想中也有”民本”的意識，但不屬於主流思想。為了使中國人民熟習民主的觀念和實踐的方法，孫中山在”建國方略”第三部份”社會建設”中特別闡述實行民主的方法和程序，他命名為”民權初步”。在他的眼中，學習西方的民主制度，並不是”東施效顰”，而的確能把民主制度的力量發揮出來。孫中山認為”民主”並不只是”人民當家作主”，更重要的是民主是國家力量的泉源。在專制制度下，皇帝唯我獨尊，人民沒有發言權。但一個人的聰明才智畢竟有限。如果能把廣大人民的集體智慧發揮出來，國家當然會更加強盛。孫中山雖然崇尚西方民主制度，但在他比較研究歐美各國憲法的時候，發現西方民主的三權制（即立法、司法和行政權）亦存在缺陷，所以他加上中國傳統制度的”考試”和”監察”的功能，提出他的”五權憲法”。他強調這是他的新發明，不是抄襲西方的觀念。孫中山理想中的”民主中國”不僅是像美國林肯總統所提出的”人民的政府，人民掌權的政府以及為人民服務的政府”（Government of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同時也是一個法治的政府。 孫中山的民主理想，也部份在大陸和臺灣實現。大陸雖然實行多黨議政（即政治協商會議），但沒有實行多黨競選，逃不掉”一黨專政”之嫌。不過，近年來中國致力於制訂多種法律，強調”法治”精神，這是可喜的現象。同時，在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制度下，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政區擁有高度的自製權，實行具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臺灣，民主的步伐亦在八十年代逐步展開。在蔣經國統治下，慢慢放鬆對黨外反對勢力的壓制。李登輝執政時期，大開民主的大門，解除對言論的控制，而”西方式”的民選總統和政府也具規模。但值得注意的是過份強調西方式的民主可能給中國帶來混亂和分裂。西方民主制度有它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古希臘已經有相當濃厚的民主意識，而作為西方文明基礎的基督教強調個人與神的關係，自由平等的個人主義精神自然發展起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勃興拜賜於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的歐美賢哲，如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法國的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孟特斯鳩(Montesquieu)和伏爾泰(Voltaire)以及美國的哲弗遜(Thomas Jefferson)等人，但他們是按照不同的國情提出不同的理想。雖然民主政體首先在美國（1776年）實現，而後法國和歐洲國家也步美國後塵建立民主制度，但他們也有不相同之處。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國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傳統強調尊卑等級和集體的觀念，而缺乏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精神，同時中國人口?多，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也有困難之處，因此，中國應按本身的國情按步就班逐步實現孫中山的民主理想。 (三)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 （1） 廿一世紀國際新形勢與中國的處境 不管是2000年或2001年作為廿一世紀的開端，新世紀似乎給人們帶來了新希望。在這新世紀的開端，新興的中國須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休養生息，民實現快訊的現代化，從而體現中國富強的理想。可是現實並非如此。廿一世紀初東亞就呈現緊張的局面。2000年初，以標榜”臺灣獨立”的民進党在臺灣總統競選中獲勝。”台獨”氣焰囂張，造成海峽兩岸緊張的氣氛。同年十一月，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George W.Bush）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今年1月20日，小布希就任總統後，在外交事務上改弦易轍，採取鷹派政策，宣佈要設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以保護美國的安全，這將導致東西方新一輪軍備競賽，威脅世界和平。共和黨政府對中國的政策也大有改變，它為棄了克林頓政府對中國採取的”戰略夥伴”的策略，而實施所謂”戰略競爭者”的敵對態度。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代英國的國際地位。在冷戰期間（1945-1991）與蘇聯成為兩位霸主，二分天下。自1991年蘇聯瓦解後，美國隱然為世界的唯一霸主，氣焰非常囂張。今年4月1日，美偵察機在海南島上空墜機事件發生後，美政府（包括美總統和國防部發言人）的持強欺弱的傲慢態度令人感到憤怒。美國的新外交政策給東亞地區帶來不安定的局面。”台獨”的興起以及美國囂張的新霸權主義給中國在新世紀帶來困擾和挑戰。 （2） 團結一致振興中華 孫中山理想中富強和民主的中國是一個統一和團結的中國。只有國內各民族團結一致，和睦共處，並朝向一個共同目標奮鬥，這樣中華民族才能復興，中國才會富強。孫中山在他早期的革命行動中已深深瞭解到以反滿為核心的辛亥革命是有著弱點的。在革命宣傳中為了要激起反滿的情緒，革命黨人到處宣揚滿洲人入關後大量殘殺漢人的罪行，當時革命宣傳品如”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成為反滿最有效的武器。但孫中山亦瞭解極端排滿主義的不良後果。在推翻滿洲人的政權以後，對滿族人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革命後以漢族為本位的中華民國對非漢族的態度又如何？孫中山和其他有遠見的革命領袖瞭解極端排滿主義將造成民族的大衝突，並將導致中國的四分五裂。所以孫中山和他的同僚提倡”五族共和”的觀念，那就是中國的五大民族–漢滿蒙回藏，成為新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體。他們都是兄弟民族，在中國的大家庭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因此，孫中山理想中的新中國是一個統一和團結各民族的中國。而原有清朝全盛時期的版圖不容分裂出去。由此類推，如果孫中山在世的話，他一定會堅決反對臺灣獨立，他絕不允許臺灣從中國的版圖分割出去。雖然孫中山在1895年目睹中日戰爭失敗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他是那么痛心疾首，可惜他沒活著看到1945年臺灣重歸祖國的懷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共不和及中國的內戰，而導致大陸和臺灣分裂的局面。如孫中山泉下有知，相信他會多么痛心。但大陸與臺灣分裂的局面並沒有造成臺灣從中國的版圖分割出去的結果。而是近十多年來，臺灣的民主運動漸與臺灣獨立運動相結合，造成今日”台獨”囂張的局面。 （3） 孫中山與中國的改革開放 孫中山對中國的現代化曾作過精密研究，提出全盤現代化的計劃。除了心理和社會建設須要由中國人自發地貫徹外，物質建設並不須全靠中國人本身的努力。他大膽提出”開放主義”，那就是利用外來的資金、技術和人才來協助中國發展。他深切瞭解中國貧弱，資金缺乏，在科學技術方面比歐美先進國家最少落後一百年。如果要本身累積資本和培養需要的人才，最少要花幾十年。他認為”開放主義”是發展中國的一條可取捷徑。孫中山當然瞭解”開放主義”可能的負面影響。如毫無原則地利用外資和外國人才，可能導致外國對中國經濟的控制。所以他強調”開放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擁有主權，中國可以利用主權控制外來資金和人才的利用，這包括投資的密度，投資的項目和資金的流動等。當孫中山提出”開放主義”時，中國還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而外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和其他的特權。所以他主張先與外國修訂原有的不平等條約，並收回喪失的主權。當中國擁有主權後，任何外債都可借，而外人在中國的投資亦不加禁止。 1978年自鄧小平當家後，國策大為改變，脫離了文革時期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思想，集中精神，全力推行中國的現代化。在經濟現代化的領域裏，為棄了文革時代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的原則，採取”開放政策”。”開放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引進外資使中國迅速現代化。引進外資主要有三大渠道：借外債，接受外來的經濟支援以及外商直接投資。1978年12月，中國第一筆外債是向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財團舉債1.75億美元。此後，中國又向日本、法國、加拿大、澳洲、義大利、挪威、瑞典和德國等貸債。1984年，日本同意在七年內貨款18.8億美元。在接受外來經濟援助方面，中國接受聯合國，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援助。到1983年，世界銀行以各種方式的援助和貸款達美金12億。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主要的資金來自香港、日本、美國、海外華人（以東南亞為主）和臺灣。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是合資經營。體現引進外資、人才、技術和管理經驗最有效方法就是開設”經濟特區”。1980年中國在廣東和福建設立四個經濟特區，即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接著又在東南沿海地區開設另十四個經濟特區，而最後及最大的經濟特區就是在1986年開設的海南島。經濟特區容納大部份的外商合資企業，以出口導向為主，面向國際市場。除大量製造消費品外，特區又發展農業，漁業和旅遊業。經濟特區的設立取了很大的成就，在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帶動的作用，從沿海各省推廣到內地。 […]

隨著歷史的發展，世界與中國的變革，孫中山先生愈顯其英雄本色。他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延綿幾千年的帝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時代。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也是亞洲和世界的英雄。 孫中山先生是19世紀末中國救國志士中最偉大的愛國者，他舉起革命救國的旗幟，走上了最正確的救國之路。 孫中山之所以走上救國之路，一是基於他對西方近代文明的了解，二是他對清政府腐朽本質的洞察。 孫中山先生救國的基本方法和原則，是適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他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攝取世界上最先進的方法，同時繼承和發揚中國固有之優秀文化，從而創造出獨具特色的學說和思想。他既不固步自封，又不全盤西化。一切為了救國，一切為了中華民族。從革命救國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是他的”救國主義”；《五權憲法》、《實業計劃》和《民權初步》則是他的”建國主義”。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革命領袖能夠像他樣把救國的謀略和建國的計劃設計得如此完美和如此的具體，雖然有些計劃未能及身實現，但確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遺產。 孫中山一心為國為民，把自己放在”國民公朴”的地位，絕不謀一黨一派的私利。他理想的國家是全民政治的民國，人人享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是一個”人盡其能”、”天下為公”，獨立自主，繁榮昌盛的”大同世界”。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學說來自於中國，更來自於世界，因此他對今日的中國和今日的世界仍具有現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