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國學術思想及民族文化的的主流，對受中華文化影響的鄰近國家民族，也影響重大。
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其開創並為迪了其弟子、後學者，以至於中國全體人民的思想與生活。
儘管對某些人而言表面上看來並不那么明顯，但實際上，其影響卻是無形而深遠的。
孔子及儒家的影響，伸延至每個範疇，包括政治、社會、人際關係、家居生活，以至精神行為。
雖然儒家不像西方宗教，成為日常必定依循的形式與內涵，但其潛移默化及所構成的價值觀，卻並不亞於正式宗教。
在政治的管治及教化上，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及教導，也是治世的良方。宋趙普言：“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又有言“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有些人可能覺得這說法有點誇張，但這是坦率地表明了講者對孔子、儒家學說在治道上的實效，及對民族文化、道德及價值觀等影響的重大。
不過，對於孔子及儒家的思想，歷來都有兩個誤解﹕
- 第一、 一般人以為孔子及儒家的學說，主要在政治、倫理及教育等方面，而極少涉獵經濟方面。
- 第二、 認為孔子及儒家是過去的人物，其思想與現代人的實際社會生活已有距離，特別是孔子已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而儒家，雖然包括孔門弟子、孟荀及歷代儒學者，甚至現代的新儒學家，他們所處時代的情況與關注課題、思維方式，與今日急速變動的現代經濟社會，未免相距太遠，故孔子思想，對今日社會的作用已是不大。
上述兩點，其實都是誤解。就第一點來說：孔子雖然多談治道、倫理與教育，但不是沒有探討經濟問題。其實，他對這方面也有不少卓越的見解，只是世人多沒有特別留意及闡揚，故為人所忽略。筆者今日正正就是要以這方面為題，討論孔子的經濟思想。
第二點的誤解，既有道理也是沒有道理。因為時間的變遷，確可使一些原來有效、有用、有益的原則或思維，顯得過時及不適應；但有些超越時空的精神大道，卻是放諸四海而皆準、萬古變易而不會磨滅其對人生教化的價值。中外古今均不乏這些例子，如各大宗教教主及各民族哲人。
至於古人一些主張，與現代社會是否就沒有參考作用？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具有真知卓見、偉大智慧的人，其所提出的主張及看法，亦可能超越時空；對後代的社會，同樣具有指導作用。孔子的經濟思想就是一個例子。這亦是筆者要向大家介紹的主要內容。
二、 以人為本、以食為天
孔子及儒家的基本思想，最重要的是人，亦即是”以人為本”。而人的最基本要求及方向，是“生存”、”生活”及“生活的提升”，以至“個人精神”、”民族精神”及“子子孫孫的延續”。
君主之治國、士人之理念追求，與及人際倫常的發揮，無不重視”人”這個基本因素及施政、施教的對象。
所以，儒家一切學說，其實就是環繞著”人”來探討及提出主張。而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生活、好好地生活。而生活最基本的活動與需求，就是經濟活動與經濟需求。則作為中國學術文化、社會價值的主流及最大流派，豈會對經濟課題的探討付諸缺如？
儒家講“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這是表達儒家對生命的重視，生命現象是大宇宙的現象，也是人類社會、甚至個人的最基本元素與需求。
孔子嘗言：“民以食為天”，又曰”食色性也”，可見孔子的思想，絕不是放言高論，而是從”人”的實際需求出發，瞭解作為人及人的社會的本質。問題只是如何取得生活資料，使生活素質提升，使形式多元化及作有效的管理而已。
作為孔子之後，儒家重要人物的孟子，他所講“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又講“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與及以人民喻作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在都是表示儒家重視”人”、或”民”（具有政治內涵的施政對象）的因素。
《大學》開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綱領中所言的”親民”，無論是朱熹所主張的：”親” 實為”新”，即要不斷使其治下人民能夠與時俱進、不斷維新；抑或王陽明所主張的：”親”仍是”親善”、”親和”的”親”，即是治國者要親近民眾，愛護其治下的人民。都顯示儒家是”以人為本”、”以民為貴”。
三、 人為生產的最基本要素
在現代經濟學上，有所謂土地、勞動、資本及管理四大要素。實則這些要素，在任何時代、任何形式的生產事業，都是同樣具備及需要的。只是不同時代或不同形式的生產，其比重會有不同，而各要素所賦予的意義又有所不同而已。
春秋戰國時代，地廣人稀，而生產模式，主要是農業生產，其他就是因不同地域及天然資源條件而另有漁鹽之利或山林礦藏。
但無論是那一種形式或對象，都免不了必須要有人去從事生產。
土地是存在的，山林漁澤之利與各種礦藏是存在的，問題是怎樣能夠招徠得眾多的人去開採。有了人，就有生產，有生產就會有眾多物資，國家的財政及資源才能豐盈，而國家也就能富強。
一個強國，必須要有足夠的軍隊、足夠的軍需後勤，與及足夠的訓練。
但基本中心，還是在人。有人去生產，有人去參軍。古代對人口流動沒有那么嚴格，特別是東周的春秋及戰國時代，那一個國家的君主有善名，便會吸引黎民遷往該國（包括為獵取功名的士人）。那一個國家的君主無道、人民艱苦，他們便會逃離家園，土地荒廢，生產衰落。
所以，孔子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在孔子很多時候都勸告君主要注意”來遠人”，這個”來”字，就是”徠”即招”徠”；既要善待遠方的使節，更要吸納有生產能力的人前來定居。
一個國家有眾多的人來開墾及安居,國家才能富強起來。
其實，現代社會，各國雖然防範資源被分薄，嚴防非法移民，但對有資金、有專業技術的人，還是多方吸引、儘量給予其移民條例上的方便的，這也是出於同一原理。只是生產模式有異，所著重吸引的對象不同而已。至於如何吸引移民眾古今道理一致，但細則及方式則各有不同。
今日各國多以”稅率”及生活上種種條件作為吸引。孔子則主張諸侯要實行仁政、省徭薄賦與及 “視民若赤子”。
孔子說：“道得為則得國，失為則失國”。與及其對一些國君所言的：“楚國無以為實，惟善以為寶”的肯定態度，就是因為君主施行仁政，可以”來遠人”、可以吸引眾多的各國人民前來開墾種植，以利民生，以實國力。
四、 公私財政之道
在現代一般經濟學上的”生產、消費、所得及分配”四大課題中，孔子毫無疑問是特別重視”生產”這項要素的。
雖然，現代是市場經濟的時代，不少經濟學家重視消費多於生產，認為消費可以刺激生產，奧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提出這個主張，並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
但是，先使未來錢的結果，就是資源被過份虛耗，供求關係也容易被扭曲。美國列根總統在任職8 年的期間，對經濟採取極度擴張政策，雖然創造繁榮于一時，但卻為未來留下了嚴重及長期的衰退。
孔子重視生產，也主張節約。在其促進國家經濟上、社會公共財政上，他主張：”生之者為，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他認為：能如此，則“財恒足矣！”
所謂”生之者為，食之者寡”，其理易明，無需多所解釋。生是生產，食是食用穀物糧食或是消費的人。如以國家體制而言，生是從事耕種（古代）或從事工商百業的納稅人（現代），而食者則是代表國家公務員或軍隊。有些國家，官僚多多，非生產性或非主要從事公務的人員，多如過江之為，因而既影響辦事效率（公文要經多重關卡），又使政府開支龐大，導至荷捐雜稅不少，人民負擔沉重。最終，必然導至公共財政出現赤字，影響社會經濟。
在私人經濟上，一個家庭，生產或有工做的人多，純消費者少；或一個人每月消費必少於入息，其財政狀況自然好。反之，入不敷支，無論是很少人做工而供養很多人，抑或個人支出多於收入，最後必然債臺高築。
“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是指做事的人，勤快用力，而在消費時，則有條不紊，不作無謂揮霍，慢慢地用。
當然，這也牽涉到勞動心及勞動效率的問題。由此而更引伸出現代經濟及社會運動上的重要課題﹕即將財產公有、不再有剝削，是否就可以提高人的生產效率？這正是社會主義的主要關鍵，但已不是本文要討論的課題了。
總之，孔子重視生產：生產的人要多、消費的人要少；或是要能夠“知慳識儉”，做工能夠勤快，用的要有節制，自然能夠經常感到財用充足。
中國內地早期曾叫過“多快好省”的口號，其實用意也與此接近。
五、 環保問題
近年世界各地均重視”環保”。
環保的概念、目標及做法有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不使環境被污染（包括保護珍稀物種）與及節約資源，循環再用。
孔子、乃至儒家，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環保主義者”，他重視節約，不虛耗物資；對於弟子為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減其行仁之志，既是對他篤仁的讚賞，也是對節約的肯定。在《論語》中，不乏主張節約的文句，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孔子的節約，還不僅僅限於節省的效益；其實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就是愛宇宙、珍愛萬物。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不僅在人類之間要有愛心，而且更要將這種愛心擴充至所有物質、物種。
由於地球資源並非無限，”節約”便成為一種可以使人類生生不息，取用無窮的有效辦法。
孔子“不正不食，不時不食”，有很多人誤解認?孔子過於”醃尖”（要求苛刻），其實，這正是他講求環保及實效的個人風格及態度，亦正就是”環保”的其中一些內涵。試想：各種蔬菜肉類，均有其”當造”之時。非適其時，必然又貴又不好吃。酒樓菜牌的”時蔬”，生產店稱”時果”，不正就是這個道理？還有，肉有肉紋，不依紋理切牛肉的結果會怎樣？一些食物，魚蝦類或牲畜類，非在其時，是不應吃也不好吃的。
一些國家規定打魚時，其大小未達一定標準者，都要將之放回水中，孔子也有類似主張。他說：“釣而不岡（網）、弋不宿鳥”，打獵捕魚、也應遵守一些準則。
至於喪葬問題，一些人批評孔子主張厚葬，主張三年的父母之喪，認為過於浪費及冗長。其實，孔子主張厚葬，主要出發點在於對死者的尊重，引伸而為珍惜生命、珍惜情誼、慎終追遠。透過殯葬儀節，凝聚對生命、對血緣、對倫常的敬愛心，產生一種尊敬、重視的作用。至於是否三年，那倒是視乎那個時代、那些人物。情況不同，做法自然有異。但崇敬、哀悼之情是不應減去，因為這正是人性及親情的光輝的一面。
六、 結語
很多人都有誤解，認為孔子及儒家只講仁義道德，不講實利，並因此而將中國經濟不發達，歸垢于主導中國傳統思想的孔孟學說。
其實，這是錯誤的，孟子雖然極重視義利之辯，並強調重義而輕利，孔子也經常言義，並以義利來區分”君子”與”小人”之別。
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又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但要知道，儒家眼中的”君子”與”小人”，實在有其特殊的及一定的意義。
如”君子”是有道德、有學問的人，是道德規範的典型。其另一身份，如其從政，則成為可以”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官員；而小人則是一般老百姓，一般從事工商各業的人。換個角度來說，其實是從事生產事業的”普通人”。
普通人“喻於利”，“懷土”、”懷惠”(一心只想得到土地、利益)，那就再正常不過，對國家的財用生產，這才是有利；孔孟也沒有將其貶低之意。
至於”君子”，這些一般會成為“士人”、”官員”的人，他們是行政者，是公務員，則他們要認清義之所在，重視道德、刑法規章，那是理所當然。如他們”喻於利”、 也與普通人“懷土”、”懷惠”，豈不變成貪官？
再而且，儒家並不排除”利”，只是不能要”不義之利”，而”義”者”宜”也，就是合理、合法之意（古代是合理，即合禮；現在是講合法）。
在不違法律及合理情形下取得之”合義之利”，當然不成問題。若是不義之利，那自然是理所不容，在現代更要受到法律制裁。
同時，孔子並非“不食人間煙火”，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有靈性的人。他教導學生，推行仁義，求取”合義之利”，他的學生中，不乏經營有道而成為巨富者。
而他本人，其實對財富也有其極之中肯的態度。孔子也說：“富貴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為亦為之”。
可見，孔子無論在個人財富、國家經濟、以至對於宇宙自然資源，都有其卓越見解，也不因時間的推移而失其價值。
相反的，現代經濟上及環保上的許多問題，正可借助孔子的學說而加以補救及協助。
只是，大家要多認識、多發揚孔子的”經濟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