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清華大學就是以辛丑條約賠款興辦的
中美之間，因”韓東方事件”、”銀河號事件”以及較早前的美國售賣四十一枚魚叉式飛彈予臺灣，及美國因中共售賣飛彈予巴基斯坦而決定對中國實施制裁，使華盛頓及北京之間的關係，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緊張關係。
加以北京舉國上下一致爭取主辦2000年奧運之際，美國國會欲以北京壓制人權為由而通過反對由中國主辦，使北京熱切爭取主辦權之願望，遭受到難以估計的負面影響。
中美交往自十九世紀始
上月底，美國發表其對亞太區外交政策時，再次強調對中國在”人權問題”、”售賣軍火問題”，及”貿易不平衡”與”市場不開放”的問題之關注，並聲言要繼續作為亞太地區的領袖，以促進此地區的民主與經濟的發展。
無可否認，美國自越戰以後，在遠東區的影響力已大為減弱，加以包括東南亞大部份國家在內的”東南亞協會”，已逐漸成為地區上最有影響力的組織；而中國自79年實施開放改革以後，經濟發展迅速，則美國近期對遠東區採取如此高姿態，到底背後有些甚麼因素？是否代表其對中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改變。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不妨讓我們重溫200年來中美外交關係的歷史： 大致上，美國對華關係，可分為早期、中期及近期。
早期是指1854年至1911年，亦即是美國海軍提督培理敲開日本門戶、東來貿易開始，以迄於滿清傾覆、民國成立。
此一時期，由於美國基本上是大西洋國家，一切事務均面向歐洲，只是因為蠶食鯨吞了大部份原屬墨西哥土地（西北至華盛頓州、俄勒岡州、西部頻臨太平洋的加里福尼亞洲、南部阿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以至德薩斯州、阿拉巴馬州等——比今日墨西哥還要大兩倍），加以南北戰爭後，生產量大增，國力因而大為增強，使她變成大西洋及太平洋的國家。
力促清廷開放門戶
此時，她對於中國（滿清），只是要求得到貿易上的方便，滿清遭逢兩次英法聯軍之役後，美國、滿清簽訂望廈條約，亦只是要求得到中國賦予最惠國待遇。直至十九世紀末期，美西戰爭獲勝，並由西班牙手中取得菲律賓，及後又再進一步控制了夏威夷之時，美國才自覺其也是一個太平洋國家。
由於這時，美國仍保有相當大的立國精神——爭取自由、平等、公義，故儘管當時滿清腐敗衰弱不堪，列強爭相在華攫奪利益，以軍艦強迫中國割地賠款，並紛紛劃定勢力範圍，使滿清國不成國；而美國亦只是提出”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主張，使中國免於被瓜分。當然其也有自私的成分，只是沒有如列強之狠毒，（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的是麥金萊總統的國務卿海約翰），甚至八國聯軍之役，滿清慘敗，被迫簽訂辛丑條約，中國被迫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全中國人每人一兩），美國事後也將賠款退還，（成立了清華大學，也提供了中國青年赴美留學的助學金）。而對當時在世界各地鼓吹革命，並經常活躍於美國社會的孫中山先生，則採取了包容的態度。
華府外交輕視亞洲
中期是指民國成立以至一九四九年。此一時期，中國雖然已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由於中國內亂頻仍，國力不張，故美國對中國之關係，並未成為其全球外交政策上的一個重要著眼點。不過，基於其一貫的”理想”，故有時也會稍為替中國主持一下公道，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即提出”和平十四原則”–“國際聯盟”亦因其主張而成立。後美國最終雖沒有參加”國際聯盟”，但在巴黎和會（一九一九年）上，確也曾一度反對日本繼承德國在華權益及取得中國的膠州灣（包括青島市），只是日本抖出了中國政府（北洋政府）的”欣然同意”的換文，才只好作罷（因而引發了”五四運動”）。但事後，仍在華盛頓會議上，力促日本交還膠州灣予中國。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大致統一，（中共已在江西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美國基本上與中國（國民政府）保持友好，但仍非美國外交上的關注點。故中日爆發戰爭前後（一九三七年），日本屢屢進侵中國、屠殺中國人民，美國亦並無積極反對日本侵華的行動。甚至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在歐洲燃點起來之際，美國仍與日本簽訂美日友好條約，因為日本在當時是強國，是美國外交上的重點。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與德、意結成軸心，開闢亞洲戰場，並突然偷襲珍珠港，將整個美國在太平洋海軍力量殲滅，美國才與日本宣戰，並開始與已經獨力對日苦戰四年多的中國結盟，開始援助中國，使中國能進一步牽制日本的軍力，好讓其重返已失去的菲律賓，並在太平洋作逐島戰，最終將日本勢力迫回本土。
圖片﹕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時﹐与周恩來合照
間接促成共黨上臺
兩顆原子彈投下廣島及長崎後，日本投降，美國太平洋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成為了日本的太上皇，但美國並未要求日本對飽受蹂躝的中國作出賠償，（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一九七二年中共與日復交時也沒有）。
隨後，中國發生內戰，美國稍為斡旋，便撒手不管，因美國外交政策只是”重歐輕亞”。當時歐洲各國（包括戰敗的德國、意大利、及戰勝的英、法）均社會動蕩，岌岌可危；而東歐則早已被蘇聯所接收。乃急忙在西歐實行”馬歇爾援助計劃”，以免全歐被共黨所赤化。至於中國，則誰管得了，終導致共黨蓆捲整個大陸，而國民政府則播遷臺灣。
中蘇結盟全力反美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中美外交進入了第三個時期，而這一個時期又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四九年至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並發表中美聯合公報為止；第二階段是隨後的十多年：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第三階段則是”六四”以後，以迄於今，基本上，此一階段仍在發展之中。
由四九年至七二年的長達二十三年期間，中美關係可說是有史以來最惡劣的階段。此一時期，由於蘇聯囊括東歐（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中國由共黨控制，而北朝鮮又成為共黨國家，因此，中蘇共都全力反美，而美國亦全力反共。
一九五0年，韓戰爆發，中共派出”志願軍”在朝鮮半島與號稱聯合國軍隊，實際上是美國第八軍的軍隊激戰，雙方死傷慘重。直至五三年，才在板門店（南北韓之間）簽訂停火協定。自此以後，中美即成死對頭，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杜勒斯，推行”圍堵政策”，在全球對中蘇共及共黨集團進行圍堵：在歐洲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東成立巴格達公約組織（後改為中央公約組織）。在五四年法國退出越南及越共控制北越後又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此外，又分別與日本、臺灣、澳洲及紐西蘭成立”美日安全條約”、”中（臺灣）美協防條約”及”美、澳、紐聯防條約”，總之，將整個共黨集團，由歐洲至亞洲團團包圍起來。
兩岸罵戰美艦協防台峽
由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遊弋（對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發揮極大作用），軍、經援助臺灣，使臺灣得以喘定並發展起來；還年年在聯合國維護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阻止中共進入（中共稱為恢復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因此，中共對美國恨之切骨，天天叫罵”美帝國主義”、”紙老虎”。北越派遣遊擊隊進入南越，並在東京灣發生美艦被襲事件後，美國便聯同東南亞公約一些國家（澳、紐、菲律賓及泰國）派兵南越，對抗北越，而中共則與蘇聯分別援助北越，使美軍在南越傷亡之慘重，甚於韓戰時期。
一九七二年，美國由於貿易赤字，國力大不如前，加以越戰使其財政陷於困境，美國青年反戰情緒高漲，尼克遜總統一方面垂涎中國龐大市場，一面希望儘早結束越戰，乃以”國際上不能無視十億人口的國家的存在”為由，秘密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往北京安排，終而導致尼克遜的訪華。
兩岸紛爭美國袖手
尼氏在北京會見毛澤東後，與周恩來總理飛赴上海，並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中美雙方均同意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臺灣海峽兩岸的紛爭，應由中國人自行解決。
自此以後，國際形勢大變，中共於一九七二年進入聯合國，同年中日恢復邦交。七五年前後，美軍迅速自越撤退，越戰結束。東南公約各國急切與中越共尋求友誼，並將軍事性質的”東南亞公約”改為經濟性質的”東南亞協會”。至一九七八年，中美復交，而臺灣外交則越陷於孤立。
此一時期，是中美關係最佳之時期，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相繼去世，四人幫倒臺；鄧小平復出並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扭轉了極左的教條主義路線。而美國剛好利用中蘇共的交惡，拉攏中共，對抗”共同”的敵人（蘇聯揮軍入侵阿富汗，並在中東、西南非等地與美國嚴重對立）。
六四後關係趨惡劣
但在八九年以來，中美關係越趨惡劣，表面上是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大批學生及民眾被殺（中共聲明沒有學生），不少民運人士被迫逃亡。美國認為北京嚴重違反人權，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蘇聯自從戈巴卓夫上臺，改革政治，採取較寬容政策，與西方為善，並自阿富汗撤軍，九0至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中，戈巴卓夫並沒有與美國為難、使美國得以順利以聯合國名義，出兵科威特，並予伊拉克的薩達姆以重創（其實當時中共也沒有為難美國）。此外，戈巴卓夫又容許東歐各國自行走向民主政治，最後，戈巴卓夫竟又在九一年八月的戲劇性政變中失勢。
圖片﹕卡特訪北京与鄧小平會面﹐稍后中美宣布建交
戈巴卓夫在同年十二月下臺，蘇聯迅速瓦解。新成立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自顧不暇，面對千瘡百孔的政經局面，惟有到處求助。
由於兩雄去其一，美國國勢雖然大不如前，但睥睨天下，舍我其誰！美國一方面再無需再打甚麼中國牌，另一方面是”國際警察”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克林頓總統讀中學時，曾見過甘迺迪總統一面，對其無限崇拜），再加上中共在許多與人權有關的事件中，又確實做得不漂亮，予人口實。而在經濟發展中，又發生貿易上的磨擦，則”黃禍”的陰影，及”甘迺迪英雄偶像（甘迺迪以迫使克魯曉夫將古巴飛彈拆除而受美國人崇拜）的潛意識，會不會是近日中美交惡的許許多多原因中之一呢？”
百姓新聞周刊 第二十五期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七至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