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開放 顯露生機
至於城市的經濟體制，主要集中在企業所有權的結構改革、管理方式、管理階層的角色的調整，與及企業內職工權責的明確化等。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與經濟有關的法規或暫行條例次第出籠，職工也打破了舊有鐵飯碗的保障，由分派工作改為招聘及求職，而雙方關係則以勞動合同來規範。職工權益獲得保障之餘，也必須交足功課，否則有被解雇的可能；這對不同的企業，特別是中外合資或外資企業更為重要。
不同所有制的不同發展
至於企業本身的所有權及營運形式，也作了重大的改革。
在過去，中國企業的所有制主要分為三大類，即「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及「個體所有制」，在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至八十年代經濟改革開放之前，由於大力推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及統制經濟，故全國絕大部份的事業單位，由大至鋼鐵、化工、石油、煤炭、糧油等巨型企業，小至城鄉零售、餐飲，甚至旅遊景點的為遊客拍攝等，都是國營單位。「集體所有制」主要在一些農村或鄉鎮的小事業，在全國經濟中所占份量輕微得多。至於「個體所有制」則更是微不足道，最多是一些理髮、補鞋或包包餃子、煮煮麵條之類，這些個體單位也不能雇用太多人，因為恐怕被認為有「剝削」之嫌。
隨著城市體制度改革，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並且所占比重及效益越來越彰顯之外，個體經濟也得到較大發展，這種原意是減輕國家負擔、讓個別人士自行集資經營的新生事物，經營專案越來越多，部份單位的資金更是越來越大，雇用的員工，不少甚至上千上百。事實證明，在利已心的驅使下，不少個體戶都有很好的經營效益，民間經濟越來越活躍，而其所經營的行業，已不僅限於早期的餐飲服務，而遍及於交通運輸、工貿製造、甚而五金交電、化工、建材業等。
當然，到了這個時候，原有結構簡單的個體戶形式已不切需要，獨資合夥等組合，無法適應資金、人才等結合的要求，於是產生了有限責任的公司組織。
本來，在世界各國、獨資、合夥、有限公司、股份制有限公司，以至上市的公眾公司，都是非常普通的組合；但長期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政經不分，及由國家各級機構一把抓的中國而言，卻是需要經過很多的摸索、驗證，及逐漸出籠有關法規配套、人事及組織關係的調整等，才能予以配合。
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在國企的改造運動中，即企業的所有權，仍歸其原有所屬的部委或省市單位，但在經營上，卻須要開始政企分家；政府單位不能硬向企業單為塞人，也不能向企業予取予攜地需索資源。
政企分家 專才管理
在管理營運上，管理階層須為該行業的專業或業內有經驗人士，要採取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責任制。效益良好的，讓其組成股份制，在國內或國外股票市場上市，以方便集資；效益不良的，通過引進外資、加強管理、增加資金、提高效益，或讓員工們與及一些有能力、有信心、願意付出辛勞，以冀得到報酬的人來承包。要不然，就讓其通過收購合併，融入一些管理素質好，盈利能力高的企業中，去蕪存菁，繼續其剩餘的生命。若真的差勁，改無可改、並無可並，惟有讓其破產，管理者及一般員工，亦惟有自食苦果，被迫下崗。這雖然會造成一些社會問題，但總不能要國家將這包袱長期背下去，這種改組、集資，或承包、破產，可說是近年老大難的國企的不同出路。
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不覺已經二十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中國確實是走對了路子，不僅定出了正確的大方向，就以改革的過程，也是審慎而適當的。當然，當中也遭遇過不少的波折，但一方面是摸著石子過河，一方面又排除了重重險阻。
首先，由於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經濟底子實在太虛弱，這固然由於長期閉關自守，勵行「自力更生」，致與世界經濟體系脫節。故鄧小平設計改革方案時，便決定先讓部份人富起來，讓一些地方先發展起來。先是局部地開放一些城市，部份成為單列城市，又成立特區，並引進外資、給予優惠；一方面製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又能夠出口創匯。然後將開放及優惠地區逐步向內陸擴散，並設立更多保稅區、開發區。
幸運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以後，香港及臺灣的製造業因成本日高、市場競爭激烈，必須另覓成本底廉的生產基地，在國內政治氣氛緩和，擁有同文同種、容易溝通的優勢，就成為了港、台廠商的首選。而且這時國際資金充裕，不少跨國企業都欲運用中國的低廉生產成本及垂涎中國的龐大潛在市場，紛紛銜命東來。在外來資金較充裕，而本身經過改革調整，獲有成效，使各級政府或企業能有較多資金的情形下，若干基本建設，如交通運輸、海空航運、原料開採、能源動力等，都有長足發展。這種硬體的配套，不僅為國家建設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也為人民生活的提升，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社會改變 引發爭論
不過，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出現過不少波折；由於經濟發展，引致社會結構、價值觀念的改變，因而產生了不少問題：治安不如過往平靜，物質化使人際關係、道德觀念扭曲，貧富開始有差距，部份意志薄弱的官員，更受不住引誘，「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想法普遍存在。於是激發起部份人的不滿，甚或勉懷過去大家雖然清苦，但社會卻是更公平、道德水平更為高尚的時代。
八十年代未期，這種變化產生了不少回響，一方面是物價提升，使拿取固定收入的一般員工及政府人員生活素質下降，一方面是物資與物價失調，已到達了樽頸地帶，局勢嚴峻；此物價關要闖也難，不闖也難。
另一方面，青年學生，社會人士高呼加快改革、打擊貪汙，另一方面一些保守人士，卻大叫反精神污染，並提出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為質疑鄧小平為化解由社會主義經濟改變到市場經濟時，因出現矛盾所提出的「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講法。 幸好這種質疑，在鄧小平堅定不移的支援下，終於無疾而終。而經歷八九年六四事件，再加上以後因擔心經濟過熱而一度收緊腳步的改革，亦因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肯定改革開放，使改革再次向前邁進，而且更為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