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香港教育投入大，產出小的這種現象，個人認為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當政者目光短小
無論是港英時代或回歸以後，最高當局從未將教育視為應有營造整個社會精神、個人人格形成，與及發展社會的使命（無論在個人或社會，均要具有文化、技術、創意及懂得和諧合作）。
這時，教育當局，乃至整個政府，均只以分段達成小學、中學、以至高等教育的量的方面為指標，而一切資源的運用，純粹在於”掌櫃式”的經營之道，對於教育精神，百年大計的營造整體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功能方面，均全無念及。
（二）主管教育機構架床疊屋，權責不分
香港教育，一向政出多門，教育署只是政策執行部門，是管教育的部門，卻不是發展教育，為教育注入思維的部門。所有高級人員絕大多數均不是讀教育或從事教育出身的人，教育署長是政務官員，往往席不暇暖，便又可能要轉至房屋或衛生部門去。
教育署只管中小幼、成人教育，課程發展及考試半獨立，大學更非其職責範圍。其上面有教育統籌局，前稱政策科，荒謬的是教統局長過去很多時由勞工處或其他不相關部門升任，對教育既不通，又欠缺熱誠。
作為1984年國際顧問團訪港之後的產物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可說是”大而無當”，成員多屬門外漢。美其名為由更廣泛的角度看教育，為教育注入更多元素。事實上教統會對香港教育的實質貢獻不多，因各委員多是日理萬機，一切均出於有關部門之手（十多年來，完成了多份報告）。但完成報告後，亦不管執行部門有否執行，還是被”四兩撥千斤”？
(三)政府朝令夕改，家長、學生及教育工作者均無所適從
假如說教育主管部門沒有”有心人”，從沒有思所改進，那當然絕不是事實，這種說法也對他們不公平。但歷來的改革，都往往犯下一些毛病，如一些政策未作充分諮詢便出台。出了台後遭遇到反對便咨趄不前、鳴金收兵。同時，很多時候，一種政策或制度實行了一小段時間便改變，致使教育工作者及相關材料供應者均措手不及。
（四）教育部門管得太細太瑣碎
教育部門應該是不停檢討社會趨勢、教育動向，在大原則上為學校提供指引及幫助，而不是對於學校內一些細微的行政工作、教學設施，均予統一模式的嚴密監管。這既浪費教育部門的人力及資源，也使學校工作人員疲於奔命。學校既難營造本身特有校風及文化，亦使教育大大減低其發揮與積極性。
（五）教育上不同環節間脫節，各自為政
由於本港教育在歷史上一直的做法，都是在不同階段裏為適齡學童提供教育，但由於當中存在著嚴重的各自為政，以致不同階段間的教育，出現嚴重的脫節。
在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間沒有相應的銜接，各自功能的發揮也未能互相配合。中學和大學之間，更欠缺課程及學制的銜接，形成出現問題時，大學賴中學，中學賴小學的情形（如語言能力）。同時，中學與大學之間不能直接銜接，搞出一個”預料”來，不僅非驢非馬，而且造成眾多中五畢業而未能升讀中六的學生，無比再與高等教育連續。而大學又因只讀三年，她們所接受的中六學生又均欠缺廣泛知識基礎，因而直接影響了香港大學生的宏觀視野。
（六）中小學教師工作負荷過大，疲於奔命
目前，香港中小學教師除了擔任二十多三十節的課節外，尚要擔任部份學生課外活動，德育輔導，加上備課及批改作業（特別是一些語文老師須批改作文），負荷之重，是世間少有，他們不是不想多些學生溝通，實行身教，但奈何精神時間均極度不足，加上教師不受社會、學生，以至官府尊重，欠缺適當支援，因此，香港的教育工作者相信是全世界最艱苦的一群。這批前線工作人員所面對的情況，肯定會使他們在屢遭挫折之下，影響教育效果。
（七）教學語言政策錯誤，導致學歷效果低下
一直以來，由於大學只看重香港作為國際都市，需要大量具有良好英語能力的人才這一事實。而事實上，如果學生在英語能力好的話，則無論是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抑或學生本身的就業及升學都是較為有利。不過，大家就忽略了英語只是工具，並非目標。
一些同學誠然較具語文天份，可以有良好的英語能力，也可以透過英語來吸收知識、學習課程。但大多數同學以本身母語系統以外的其他語文，作為學習工具，實在是有困難的，如果勉強採用，這大部份的同學會降低其學習效果，減低學習興趣，甚至無法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因此，對這些大部份同學來說，用英語學習歷史、地理、經濟、生物等科目，結果就是使他們知識不足，充滿挫折。
而在這種情形下，接觸英語雖然多了，但效果卻並不一定好，老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困難。
最重要的，是學生的思考能力遭到靳喪。長遠而言，使學生的邏輯思維及創造能力，均大受到影響。
（八） 教育資源的不當分配
香港教育的資源真不少，歷年來由最少的佔政府支出的16%，遞增至接近五分之一。在香港沒有國防軍費負擔之下，這個數額就顯得較其他國家為大。但香港的教育經費，卻絕大部分是用在薪金方面（約佔達80%）。
（1） 經費主要用在薪金支出
這樣就極不利教育的發展，因為大部分經費都往薪金方面用去，設備及用以培養學生人格及能力的課外活動就會相對減少。
（2） 大學佔用過大比例資源
另一方面，香港大學教育迅速發展，高等教育在整個教育資源的比例上，都顯得過分龐大，因此有調整的必要。包括：其架構及教師行政人員的薪給待遇。以及資源運用上的方式。
當然，大學會認為要吸引世界一流人才，非要提高待遇不可，這雖然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吸引人才，待遇只是其中之一，如果一些真正一流人才，若他不想前來，則再提高待遇也無法辦到。現時本港大學中已有不少一流學者擔任教授或主持行政，但他們來港顯然都不是因香港大學的待遇優厚。
再而且，外國大學除政府公帑外，會有不少捐款。對於這一點，香港的大學應該在這方面多點想辦法。
（九） 壓抑私人與學是最嚴重的錯誤
香港政府在教育領域上最大的錯誤，是限制甚至壓抑私人的辦學。
香港早期以至戰後初期，香港教育主要由私人辦理（私人董事會或教會、社會）但自從當局擴展小學及中學教育，自己承擔教育主要責任後，便採取措施，使私人辦學再無生存空間（部份私立小學因與著名中學挂鉤，因而不受影響），而且誤導社會，將私人辦學與牟利劃上等號，使私人辦學者竟淪於被誤解為”過街老鼠”，其不公義之情，莫此為甚。
在大學階段，亦同樣限制私立專上院校的發展，只容許官辦大學的存在，私立大專，一概不予承認。這除了私立大專在設備、資源、學生成績上稍遜外，最主要是在不獲承認下，欠缺了生存空間。
實際上，外國不少知名大學都是私立的，她們透過師生的努力，與社會及企業廣泛聯繫，因而成為培養大量人才的學府。當然，她們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著沒有一如香港般受到政策性的壓抑與歧視。
（十） 大學三年制的不足
世界絕大多數大學均是四年制，其所以有此雷同，乃因四年才能在專業及通識上有所兼顧。大學是進入高等教育領域後的個人人格、思考與辦事能力，以至知識基礎的培育階段，故將四年改為三年，而將部份課程，安排在中六、中七，無論是對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均是一種傷害。
早期香港大學隨英倫改為三年制，當時大學教育在香港而言是精英教育，目的只是培養殖民地管治班子，那本也無可厚非，但其後科大、理大及城大卻採用三年制，並利誘會及嶺南實行”2、2、1″制，以迫使中大由4改3，實在是極大的錯誤。
雖謂大學四年非一成不變，有些學系就可能多於4年。但少於4年的則是明顯是不足，致命香港的高等教育，未能良好地達成培育完全人格與才能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