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 ——–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香港發展的故事

在世界地圖上,以香港面積之小,真不容易找得出來。這當然不是指我們中國人或東方鄰近國家,而是指深居簡出的遠處的西方人。

香港雖然稠密地居住了近700萬人,但總面積卻只有400平方英里(或1,000方公里)。

不過,小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她的實力及知名度。

香港被評為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這有點自吹自擂及自我陶醉。

世界三大金市之一也許是真的,但黃金地位日形向下,即使首屈一指又如何?

在外匯買賣方面:與紐約、倫敦、蘇黎世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比起新加坡,也差了一大截。而在股市方面:比起華爾街,那當然不能相比,若論成交量,除遠遠落後於臺灣市場外,就連鄰近的新興的深圳及上海市場也不如。

不過,看問題不是這樣表面化的。由於香港的歷史及地緣上的因素,加以制度上、營商環境上、以至人的工作效益、服務素質,使香港多年已經成為區內金融服務的樞紐及支援基地。

內地變遷,引發香港發展契機
49年中國內陸政治的變遷,使香港有了一次發展的契機。基於好奇心的驅使,外國人都跑到香港來窺望神秘的中國。

中國走了一大段迂迴曲折的道路後,決定發展經濟,香港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助力來源,包括外匯的取得,營商的經驗等。

中國飛躍發展,實力充沛後,香港仍不失其重要性;香港成為了中國逐步開放市場及先進經驗的借鏡,也是中國企業向外國融資的踏腳石,至於跨國企業要進入中國香港當然是最佳的門檻。

香港成為國際知名,除了是“環南中國海”各國的貿易中心外,主要是她的巨大貿易數額、龐大的外匯儲備,與及國際知名的良好營商環境。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過去,有人說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及借來的空間,也有人說香港像浮在海面上的一個乒乓球,當一個浪打來之時,乒乓球會被捲進海裏,但不旋踵,便又會浮上水面。

這個譬喻,可謂生動地描述了香港在發展過程中的起落與靈活性。香港在沒有天然資源,又受到種種局限之下,卻能夠在被動的環境下,主動地創出了自己的天地,也成為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跡。

奇跡的出現,不能不由中國一段痛苦與恥辱的歷史說起。那就是鴉片戰爭,人類文明社會當中一段不文明、不榮譽的一場不義之戰。

19世紀,雄霸七海的英國,在取得印度(包括今日的巴基斯坦)與緬甸後,繼續用炮艇?後盾,向當時仍為滿清統治的中國施加壓力,以圖攫取商業上的利益。而且將產自印度的鴉片,向中國傾銷,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當時白銀價值較今日為高,是中國具體財富的主要構成部份)。也使中國人體質日弱。

鴉片令中國“無可籌之餉,無可用之兵”
林則徐及眾多大臣向道光皇帝上奏,認為長此下去,則中國“不僅無可籌之餉,抑亦無可用之兵,道光皇帝於是下令禁煙(鴉片),亦因此觸怒了英國,藉口向中國出兵。

道光20年,英國派朴鼎查(即缽典乍,後來做了香港首任總督,缽典乍街即以其為命名)。率領海軍,經伶仃洋珠江口(香港西面海域)攻打廣東,但受制于虎門要塞,(今日東莞市太平鎮),於是轉攻福建及江浙,威脅南京。清廷震驚下,急急求和,先訂“穿鼻草約”繼而正式簽訂“南京條約”(或稱“江寧條約”),清廷被迫割地賠款,並開五口通商口岸。

所割的地,就是今日的香港島,1842年,道光22年,1月25日英軍由港島西面的水坑口登陸,正式展開了對香港長達155年的統治。

從此,香港成為了英國對華貿易及侵略的跳板。在此之前的近一百年,英國人東來貿易,在海上飽受風浪,而澳門的葡萄牙人又對其不假辭色,不讓其登岸,以致這些為賺些銀兩而遠涉重洋,東來貿易的英國商人,嘗盡艱辛。他們屢屢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好好向清廷交涉以便取得落腳的據點。

英人得隴望蜀
英國取得香港島後,意猶未盡,當滿清咸豐年間,正受太平天國之亂困擾之時,藉口懸挂英國國旗而被水師查處的“亞羅號事件”。與法國聯合起來出兵攻打廣州。顢頇無能的兩廣總督葉名琛竟不作防備,對英法的交涉也充耳不聞,一于不作理會;以“不戰、不和、不降、不走”的“四不”,像鴕鳥將頭埋在沙堆。終至城破被俘,這就是英法聯軍之役。

英法聯軍之役有兩次,第二次發生緣于滿清求和、與兩國簽訂天津條約後,一度欲想悔約,因而再興第二次戰事。這次戰事蔓延至天津附近,距京師(北京)極近,故清廷大驚,不得不再次求和,接受更辛辣的條件。

條約的其中一項條款,是要將香港島隔海對面,九龍半島南端的一小塊土地——九龍司讓給英國,這塊土地就是界限街以南的土地,包括今日的旺角、油麻地、尖沙咀、以至紅勘、土瓜灣等地區,這是1860年前後的事。

三十幾年後,英國又得到另一次機會。

事緣滿清光緒年間,由於朝鮮問題,日本已處心積累地準備向中國侵略。1894年(光緒20年),中日終於發生甲午之戰。經過明治維新及20年的發展,日本已成為軍事強國,中國海軍數量雖然不少,也同樣經過了20年的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但大部份海軍經費,被移給了慈禧太后建造頤和園。加以清廷只在實業上及軍需層面上購置了一些軍艦,但在政治及制度上,卻完全沒有變革。於是人強我弱,甲午之戰一敗塗地,中國被迫於1895年(光緒21年)簽定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予日本,並賠償一大筆白銀。這次出讓權利數量之多,日本人之狠,是中國歷次對外所簽不平等條約的損失加起來也還有所不如。

英國乘機要求取得新界
馬關條約本來不關英國事,但日本壓迫中國割讓遼東半島予日本(遼東半島即遼寧省南端伸進渤海中的半島。其南端最著名的城市是大連商港及旅順軍港),不少國家認為日本太過份,也深恐日本取得遼東後,影響他們的利益。於是俄、德、法三國便聯合起來,要日本將遼東半島回吐,交還中國,另由中國付款予日本贖回。

之後,俄、德、法以干涉有功,要求取得利益。清廷無法,只有分別將山東的膠州灣(包括青島)及廣東的廣州灣(湛江)分別租借予德國及法國。

俄國則得益最大,清廷大筆一揮,便將毗鄰中國東北,面積足足有40萬平方公里的烏蘇里江以東的“江東64屯”的地方(是臺灣島面積的11倍)。永久割讓給俄羅斯。當中包括隔了一道海峽,位處日本北海道北面的庫頁島。今日俄羅斯遠東著名海港海參崴也包括在內,從而使俄羅斯有了東方的不凍港。

英國人見獵心喜,以各國皆取得利益,豈可錯失良機,於是壓迫滿清簽寧“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把深圳河以南(占了今日香港土地總面積九成以上)的新界土地,租借予英國,年期由1898年7月1日起計,長達99年。

就這樣,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在歷史偶然,也許同時也是必然的因素下,香港展開了她的生命上新的一頁,也使她成為有助於日後中國發展上的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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