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

《辛亥革命、孫中山與21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學者論文及節錄 >

一、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

(1) 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初國際形勢與中國的處境
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革命領袖,他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孫中山生活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十九世紀下半葉是動蕩的世界,弱肉強食,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地掩護下,強權變成了公理。這時期也見證了國際帝國主義的興起,歐洲列強強暴地瓜分世界,攫取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土地。他們盡量掠奪殖民地的財富,無情地剝削殖民地的人民。在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中國在顢頇無能的清朝政府統治下,中國面臨滅亡的危機。

自從鴉片戰爭(1839-1842)以後,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以英法為首的歐美列強,逐步控制中國的經濟,掠奪中國的財富。十九世紀末日本的崛起加速了國際帝國主義在東亞的爭奪,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面對著帝國主義的挑戰,滿清政府表現得懦弱無能。封建制度給滿清政府帶來種種的束縛。政治專制腐敗,經濟落後,國力日形衰弱,中國變成”東亞病夫”,讓列強恣意宰割。面對著亡國與滅種的危機,一批有遠見有抱負的新興知識份子,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發動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企圖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威脅中拯救出來。

(2) 孫中山與中華民族的醒覺

孫中山對中國危機的認識與他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有關。孫中山的家庭屬於中農,生活尚算不錯。他的長兄到夏威夷經商,與華僑的地位分不開,華僑遠離祖國到海外工作或經商,他們生活在兩種不同的世界。一方面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卻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衝擊,孫中山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接受中西文化的薰陶,並通曉中英文。1887年他進入香港醫學院攻讀,博覽群書,對當時國際形勢與中國的處境有深刻的認識。他瞭解西方文化及帝國主義的本質,所以更覺得中國是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

當然,近代中華民族的醒覺並不始於孫中山。在他之前,清廷的一些高官如曾國藩,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也瞭解中國的危機,而積極推行”自強運動”。但他們對西方的認識是片面的,而他們挽救中國的對策也是薄弱的。他們的”中學這體,西學為用”的藥方被證明無效。加之,他們都出身官紳之家,所推行的改革不能徹底。然而,孫中山對西方的認識不僅比較全面,在挽救中國命運的策略也合時宜,孫中山自1885年中法戰爭失敗以後,正式提出走”革命”的道路。他的革命思想固然是對滿清政府腐敗無能的直接反應,更重要的是他深受西方共和思想的影響,他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覺察歐洲的專制制度已趨向沒落,而新興的民主共和制度最為先進,合乎時代潮流,所以他主張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國,以美法的制度為藍圖。因此,他認為推翻滿清政府只是革命的第一步,而建立民主共和和富強的中國才是革命最終的目標。

孫中山是一位很有魅力的領袖,他的品格、風度和言行吸引千千萬萬人支持他的革命事業。新加坡早期著名的革命領袖陳楚楠就是被孫中山的風度和廣博學識所吸引,成為他的忠心支持者。孫中山的魅力和學識影響那些與他接觸的人,他的革命熱忱與共和理想深深地鼓舞著他們。除個人接觸外,孫中山也通過演說來激發民族的醒覺。在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間,孫中山接觸最多的是海外留學生和華僑。他選擇留學生和華僑作為主要的宣傳對象,一方面是辛亥革命的形勢所然,另外一方面是因為這兩群人最能感受中國積弱的痛苦,他們備受外人的歧視和欺淩。同時他們身處海外與西方先進思想接觸較多,他們對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和手段都會有極大的同情。這兩群人大部份是年青的,對革命崇高理想懷著憧憬。通過這兩群人再傳達到廣大的民眾,激發整個中華民族的醒覺是可期待的。

(3)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具有遠見和抱負,勇敢果斷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孫中山出身中等之家,受良好教育,他懸壺濟世,收入頗豐。他本可舒舒服服過一生,不必冒著生命的極大危險。但他挺身而出,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而獻身。自1894年11月興中會創立到1912年2月滿清政府被推翻的十七年間,孫中山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崎嶇的。興中會(1894-1905)和同盟會(1905-1912)是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核心組織。雖然同時期有其他的革命團體出現,無疑的興中會和同盟會是辛亥革命的主流。在興中會時期,革命運動尚屬草創,基礎薄弱。以廣東省籍和華僑為主的興中會雖然占主流的地位,但光復會(以江蘇浙江籍為主)和華與會(以湖南和湖北革命志士為主)也在早期革命運動中佔有一席的地位。興中會於1895年和1900年發動兩次革命起義,遭到失敗。孫中山未能被接受為整體革命運動的領袖。但是到1905年8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孫中山脫穎而出,躍登領袖的地位。他利用同盟會的組織擴大宣傳和影響,深化革命運動。他更利用這核心組織籌集資金,購買軍火,並發動多次革命起義。雖然這些起義都失敗了,但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支持他的革命事業。終於在1911年10月爆發武昌起義,導致滿清政府的覆亡。

中山在反滿革命鬥爭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第一,他表現出超人的智慧與學識,並倡三民主義作為革命的照路燈。第二,孫中山的領袖才幹,普遍護得海外留學生、華僑和新興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支持,使革命運動能持續下去。第三,孫中山的大無畏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激勵許多青年志士為革命為頭顱,灑執血,十次的革命起義雖然失敗,但孫中山仍然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他能把失敗作為成功的借鏡,反悲哀化為力量,給無數的革命者豎立良好的榜樣。

二、 孫中山的遺志及其實現

(1) 未完成的革命

孫中山自1885年立志革命到1925年去世,前後長達四十年。在他彌留之際,感到遺憾的是革命尚未成功,這在他的遺囑中寫得非常清楚。但孫中山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並非指反滿而言。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只是革命的第一步,而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統一富強和民主的中國。當孫中山彌留之際,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段其瑞等人所竊取,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和四分五裂的局面。孫中山對此深感痛心。所以他的遺囑中強調要達到革命的最終目的,必須喚醒民為以及聯合世界上對待中國平等的民族共同奮鬥,他並呼籲革命同志必須依據他所著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三民主義”來實現他的理想。

孫中山所憧憬的”統一,富強和民主的中國”大部份由毛澤東和鄧小平等在大陸實現,部份由蔣介石和蔣經國等在臺灣實現。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步實現統一全中國。1978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行改革開放,把中國推向富強的道路。

2) 富強的中國

孫中山理想中富強的中國是在一塊古老的東方土地上崛起,它是一座強大和堅固的堡壘。但談何容易,一個古老封建落後和人口眾多的中國,甚樣才能達到富強的目標?孫中山熟讀中外歷史並洞悉當代各國的國情,並深受日本維新的衝擊。日本以一彈丸島國,經明治維新改革開放後,精圖勵治,在短短三十年間擠身世界強國之林。日本的崛起給孫中山很大的為示。日本的文化源自中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改弦易轍,把儒家傳統價值和西方的文化結合,結果把日本推向富強的道路。孫中山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如能吸取日本的經驗,必定能夠更加迅速地富強起來。但中國富強的基礎是甚么呢?孫中山的答案是現代化。中國有遼闊的土地,豐富的物質和人力資源,如中國能迅速現代化,富強之日是拭目可待的。孫中山的1917年到1919年間提出中國全盤現代化的宏願,在他的”建國方略”中有很詳細的闡述。”建國方略”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三部份。這包括了心理、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現代化,並以經濟現代化為核心。在經濟現代化的綱領中,孫中山提出工業和農業的現代化。他特別強調交通建設,諸如開闢北方、東方和南方大商埠,發展全國的鐵路和公路網路。孫中山也強調利用外國資本和技術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孫中山的全盤現代化計劃,卻由鄧小平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付諸實現。雖然孫中山的計劃在深度和廣度比不上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但它的提出卻比鄧小平早了六十年,這是有超時代的意義。除大陸外孫中山的現代化宏願也部份在臺灣實現。自1949年蔣介石撤移臺灣後,奉行三民主義,實行土地改革,提倡教育,發展農工商業,並利用外來資本和技術,使臺灣經濟突飛猛進,躍登東亞經濟四小龍的榜首。

3) 民主的中國

孫中山在他的”民權主義”發揮有關”民主”和”民權”的概念,並認為這是創建新中國的一項不可缺乏的意識形態元素。但是這”民主”和”民權”的觀念主要是外來的。雖然儒家思想中也有”民本”的意識,但不屬於主流思想。為了使中國人民熟習民主的觀念和實踐的方法,孫中山在”建國方略”第三部份”社會建設”中特別闡述實行民主的方法和程序,他命名為”民權初步”。在他的眼中,學習西方的民主制度,並不是”東施效顰”,而的確能把民主制度的力量發揮出來。孫中山認為”民主”並不只是”人民當家作主”,更重要的是民主是國家力量的泉源。在專制制度下,皇帝唯我獨尊,人民沒有發言權。但一個人的聰明才智畢竟有限。如果能把廣大人民的集體智慧發揮出來,國家當然會更加強盛。孫中山雖然崇尚西方民主制度,但在他比較研究歐美各國憲法的時候,發現西方民主的三權制(即立法、司法和行政權)亦存在缺陷,所以他加上中國傳統制度的”考試”和”監察”的功能,提出他的”五權憲法”。他強調這是他的新發明,不是抄襲西方的觀念。孫中山理想中的”民主中國”不僅是像美國林肯總統所提出的”人民的政府,人民掌權的政府以及為人民服務的政府”(Government of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同時也是一個法治的政府。

孫中山的民主理想,也部份在大陸和臺灣實現。大陸雖然實行多黨議政(即政治協商會議),但沒有實行多黨競選,逃不掉”一黨專政”之嫌。不過,近年來中國致力於制訂多種法律,強調”法治”精神,這是可喜的現象。同時,在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制度下,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政區擁有高度的自製權,實行具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臺灣,民主的步伐亦在八十年代逐步展開。在蔣經國統治下,慢慢放鬆對黨外反對勢力的壓制。李登輝執政時期,大開民主的大門,解除對言論的控制,而”西方式”的民選總統和政府也具規模。但值得注意的是過份強調西方式的民主可能給中國帶來混亂和分裂。西方民主制度有它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古希臘已經有相當濃厚的民主意識,而作為西方文明基礎的基督教強調個人與神的關係,自由平等的個人主義精神自然發展起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勃興拜賜於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的歐美賢哲,如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法國的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孟特斯鳩(Montesquieu)和伏爾泰(Voltaire)以及美國的哲弗遜(Thomas Jefferson)等人,但他們是按照不同的國情提出不同的理想。雖然民主政體首先在美國(1776年)實現,而後法國和歐洲國家也步美國後塵建立民主制度,但他們也有不相同之處。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國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傳統強調尊卑等級和集體的觀念,而缺乏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精神,同時中國人口?多,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也有困難之處,因此,中國應按本身的國情按步就班逐步實現孫中山的民主理想。

(三)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

1) 廿一世紀國際新形勢與中國的處境

不管是2000年或2001年作為廿一世紀的開端,新世紀似乎給人們帶來了新希望。在這新世紀的開端,新興的中國須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休養生息,民實現快訊的現代化,從而體現中國富強的理想。可是現實並非如此。廿一世紀初東亞就呈現緊張的局面。2000年初,以標榜”臺灣獨立”的民進党在臺灣總統競選中獲勝。”台獨”氣焰囂張,造成海峽兩岸緊張的氣氛。同年十一月,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George W.Bush)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今年1月20日,小布希就任總統後,在外交事務上改弦易轍,採取鷹派政策,宣佈要設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以保護美國的安全,這將導致東西方新一輪軍備競賽,威脅世界和平。共和黨政府對中國的政策也大有改變,它為棄了克林頓政府對中國採取的”戰略夥伴”的策略,而實施所謂”戰略競爭者”的敵對態度。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代英國的國際地位。在冷戰期間(1945-1991)與蘇聯成為兩位霸主,二分天下。自1991年蘇聯瓦解後,美國隱然為世界的唯一霸主,氣焰非常囂張。今年4月1日,美偵察機在海南島上空墜機事件發生後,美政府(包括美總統和國防部發言人)的持強欺弱的傲慢態度令人感到憤怒。美國的新外交政策給東亞地區帶來不安定的局面。”台獨”的興起以及美國囂張的新霸權主義給中國在新世紀帶來困擾和挑戰。

(2) 團結一致振興中華

孫中山理想中富強和民主的中國是一個統一和團結的中國。只有國內各民族團結一致,和睦共處,並朝向一個共同目標奮鬥,這樣中華民族才能復興,中國才會富強。孫中山在他早期的革命行動中已深深瞭解到以反滿為核心的辛亥革命是有著弱點的。在革命宣傳中為了要激起反滿的情緒,革命黨人到處宣揚滿洲人入關後大量殘殺漢人的罪行,當時革命宣傳品如”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成為反滿最有效的武器。但孫中山亦瞭解極端排滿主義的不良後果。在推翻滿洲人的政權以後,對滿族人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革命後以漢族為本位的中華民國對非漢族的態度又如何?孫中山和其他有遠見的革命領袖瞭解極端排滿主義將造成民族的大衝突,並將導致中國的四分五裂。所以孫中山和他的同僚提倡”五族共和”的觀念,那就是中國的五大民族–漢滿蒙回藏,成為新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體。他們都是兄弟民族,在中國的大家庭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因此,孫中山理想中的新中國是一個統一和團結各民族的中國。而原有清朝全盛時期的版圖不容分裂出去。由此類推,如果孫中山在世的話,他一定會堅決反對臺灣獨立,他絕不允許臺灣從中國的版圖分割出去。雖然孫中山在1895年目睹中日戰爭失敗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他是那么痛心疾首,可惜他沒活著看到1945年臺灣重歸祖國的懷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共不和及中國的內戰,而導致大陸和臺灣分裂的局面。如孫中山泉下有知,相信他會多么痛心。但大陸與臺灣分裂的局面並沒有造成臺灣從中國的版圖分割出去的結果。而是近十多年來,臺灣的民主運動漸與臺灣獨立運動相結合,造成今日”台獨”囂張的局面。

(3) 孫中山與中國的改革開放

孫中山對中國的現代化曾作過精密研究,提出全盤現代化的計劃。除了心理和社會建設須要由中國人自發地貫徹外,物質建設並不須全靠中國人本身的努力。他大膽提出”開放主義”,那就是利用外來的資金、技術和人才來協助中國發展。他深切瞭解中國貧弱,資金缺乏,在科學技術方面比歐美先進國家最少落後一百年。如果要本身累積資本和培養需要的人才,最少要花幾十年。他認為”開放主義”是發展中國的一條可取捷徑。孫中山當然瞭解”開放主義”可能的負面影響。如毫無原則地利用外資和外國人才,可能導致外國對中國經濟的控制。所以他強調”開放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擁有主權,中國可以利用主權控制外來資金和人才的利用,這包括投資的密度,投資的項目和資金的流動等。當孫中山提出”開放主義”時,中國還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而外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和其他的特權。所以他主張先與外國修訂原有的不平等條約,並收回喪失的主權。當中國擁有主權後,任何外債都可借,而外人在中國的投資亦不加禁止。

1978年自鄧小平當家後,國策大為改變,脫離了文革時期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思想,集中精神,全力推行中國的現代化。在經濟現代化的領域裏,為棄了文革時代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的原則,採取”開放政策”。”開放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引進外資使中國迅速現代化。引進外資主要有三大渠道:借外債,接受外來的經濟支援以及外商直接投資。1978年12月,中國第一筆外債是向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財團舉債1.75億美元。此後,中國又向日本、法國、加拿大、澳洲、義大利、挪威、瑞典和德國等貸債。1984年,日本同意在七年內貨款18.8億美元。在接受外來經濟援助方面,中國接受聯合國,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援助。到1983年,世界銀行以各種方式的援助和貸款達美金12億。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主要的資金來自香港、日本、美國、海外華人(以東南亞為主)和臺灣。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是合資經營。體現引進外資、人才、技術和管理經驗最有效方法就是開設”經濟特區”。1980年中國在廣東和福建設立四個經濟特區,即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接著又在東南沿海地區開設另十四個經濟特區,而最後及最大的經濟特區就是在1986年開設的海南島。經濟特區容納大部份的外商合資企業,以出口導向為主,面向國際市場。除大量製造消費品外,特區又發展農業,漁業和旅遊業。經濟特區的設立取了很大的成就,在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帶動的作用,從沿海各省推廣到內地。

鄧小平的”開放政策”與孫中山的”開放主義”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兩者的目標一致,那就是利用外資、人才和技術盡快使中國現代化,以縮短中國和歐美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的距離。兩者在戰略方面亦一致,那就是開放中國的城市,讓外商設廠以帶動和推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近兩年來,中國提出”西部大開發”為新世紀的發展戰略,使中國西部全面開發。中國的西北和西南地區,因高山峻嶺和深壑狹穀的阻礙,經濟發展愛阻。但西北和西南擁有豐富的資源有待開發。”西部大開發”可以糾正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同時,它也可鞏固西部的防。如果孫中山還在世的話,相信他會大力支持這宏偉的發展戰略。

(4) 孫中山與中國未來的方向

孫中山是一位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國際主義者。在他的革命行動中,不權要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威脅下拯救出來,也要協助亞洲弱小國家從西方殖民地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他認識到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都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中國的革命運動必須和東南亞的一些反帝國主義鬥爭運動結合起來。因此,他同情越南的反法國殖民主義的鬥爭,也支持菲律賓的反美獨立運動。在日本期間,他曾與越南的革命領袖潘佩珠結識,影響潘氏對民主共和政體的看法,並協助留日的越南學生使他們能繼續學習。孫中山也聲援菲律賓的反美武裝鬥爭,幫助他們購買軍火。

孫中山的國際主義思想指引中國未來應走的方向。孫中山常提醒國人,中國是一個文化悠久的泱泱大國,應該對人類要有貢獻,在國際事務中也應扮演重要角色。這很清楚地給中國未來方向指出一條明確的道路,那就是中國應該對世界的和平安定及繁榮有所貢獻,不走極端的民族主義及霸權主義的道路。雖然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國力遞增,但不應該以財力和武力欺侮弱小。反之,應該給他們適當的援助。孫中山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和儒家”大同”思想的影響,強調中國傳統的”王道”,以德服人,而不是”霸道”以武力征服人。中國發展核子武器和導向飛彈主要是防禦國土,以解除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威脅。中國歷來的領導人多次重申中國不會先用核子武器侵略別人。相信中國會繼續走這條道路,扶持弱小,平息紛爭,不崇尚”霸權主義”,在維持世界和平安與繁榮作出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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