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濟發展幾經波折
為了好好地探討中國經濟發展上有那些不利因素，及使這些不利得以減輕其程度甚或完全消除，回顧一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實施的不同階段的經濟政策，乃屬極為有意義的。
誠如大家所知，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宣言，主要是認定歷史發展的規律，已到達了無產階級需要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建立以工人當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在「沒有私心、人人為公」的情況下，生產力及生產效果得以大大提高。
列寧及史太林結合俄羅斯的國情，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成立後，推行集體農場，與及將一切社會資源高度集中，並實行計劃經濟。由史太林掌政以至赫魯雪夫、布裏茲涅夫階段，蘇聯的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得到長足發展，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軍事大國；部份軍事及太空科學，甚且一度超越美國，但可惜民用工業卻發展有限，人民生活資料供應不足，這是國家將資源過份集中在軍事工業上之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參照馬克思主義、蘇聯經驗、中國國情，與及本身的主張，制定了中國城鄉的經濟政策：在農村實行土改，將土地國有化；而在城市則實行由公私合營過渡到國有化，這個階段雖然在制度上變動不少，但情勢還是平穩的，在過程上，雖免不了有些阻力，但進展仍然是不錯的。
加以中國自五十年代以後，即實行以五年為一個階段的計劃經濟，每一個「五年計劃」，都定下一些適應當時需要及進展的目標，這對經濟基礎極度微弱的中國而言可以集中資源，建設一些基本工程，並將原有一些規模不算太大的工業設施，發展成龐大的國有企業，具有一定的意義及成就。
三面紅旗政策激進
中國經濟體制翻天覆地的改變，是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提出「三面紅旗」，即「大躍進」、「人民公社」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時，這次由毛澤東親自策劃的運動，負面影響大大超過正面作用。毛澤東雖然充滿浪漫情懷地希望超越蘇聯，急速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社會，但在「人民公社」成立後，每個農民，每戶人家，都納入了生產隊，人人都為「阿公」工作，食「大鍋飯」、計工分，但人人沒有了私產，每人的勞動成果均由大家分享。這種制度，假如真是「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沒有私心，那當然沒有問題，只可惜大多數人都無法這么偉大，因而絕大多人，不僅不能調動其勞動心，相反的卻在缺乏物質報酬的刺激下，勞動意欲大大降低，很多人不愛惜公物，造成資源浪費，糧食及物資減產；再加上遭遇特大自然災害，使到不少地方都發生嚴重災荒。而在城鄉方面，為了十五年趕過英國，二十年趕過美國，同時為了在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基礎的鋼鐵工業上，加快步伐；於是實行「全民大煉鋼」。但結果是：中國為了這浪漫情懷而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毛澤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並開始設法減輕人民公社成立以來所產生的創傷。由於中國到底是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環節，農民人數，在當時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何調整農村組織及運作模式，乃當時最重要的課題。
劉少奇提出「三自一包」的政策，即容許農民有自留地，將所生產到及超過了指標的，拿到自由市場買賣，事業單位要自負盈虧，而原來由生產隊承擔的生產指標，則可以包產到戶；劉少奇雖然保留人民公社，但生產的模式已有所改變，農民的勞動心也被調動得積極起來。
劉少奇雖然很可惜的在文革運動中遇難，中國亦經歷了整整十年的浩劫，但中國共產黨卻在文革之後，痛定思痛，並在鄧小平領導下，找到了應走的方向。
對文革的沈痛，無人能比得上曾經三下三上的鄧小平的深刻，他複出後多次外訪，瞭解到外國工商業及經濟的進展，也無人能比其更震撼心弦，所以在他第二次複出，並掌握真正權力後，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鄧小平以生產為綱
毛澤東的政策，雖然造成了中國史無前例的大動蕩及損害，但鄧小平及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仍然肯定其對黨國的功勞，對其功過實行七三開，雖然指出其晚年犯了錯誤，但中共黨國仍然堅持遵行以「包括毛澤東及各同志共同創造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方針。儘管如此，鄧小平卻確立了以「生產為綱」的經濟挂帥的方針，展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步伐，為亞洲經濟巨人的誕生，引發了催生的契機。
鄧小平一方面提出「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逮耗子捉老鼠的便是好貓」的理論，打破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框框，另一方面又提出「摸著石子過河」、步步為營的，小心謹慎地逐步試驗、逐步擴大，先由十四個沿海城市及部份內陸單列城市做試點，然後擴展至沿江、沿邊的一些定點城市。
當然，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在深圳、珠海、汕頭及廈門成立了四個「經濟特區」。
這四個特區設立的地點，都有其地緣上、族群關係上的因素。深圳在廣東省寶安縣南面，與香港的新界僅隔著一條深圳河，香港工商各業繁盛，每年輸入中國大陸貨品八十億美元，占了當時中國出口貨品的四成，另一方面，香港的製造業，逐漸感受到工資及租金的壓力，為了生存，也逐漸將部份工序北移，透過「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式，在深圳及其鄰近地區設立起加工廠，不但增加了當地及外來民工的就業機會，也繁榮了當地的經濟。於是，珠江東岸的鄉鎮急促發展起來，東莞市成為了全國第一加工市；而深圳更是急促發展，全國各省市紛紛到深圳開設窗口公司，最初以製造業為主，近年更成為全國各大高新科技公司必要搶攤的橋頭堡。
珠海雖然沒有如深圳般鄰近香港的有利因素，但卻也比鄰澳門，是出入中山、順德、江門等地的樞紐，在當地官員的規劃及中央以至廣東省政府的支援下，也打開了一個不尋常的局面，吸引了不少國際知名品牌廠商到來投資設廠。
成立特區 加速經濟發展
廣東的汕頭及福建的廈門，均是著名的僑鄉城市，前者是分佈在香港、泰國及東南亞的潮、汕人士的故鄉，後者也是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等閩籍華僑的鄉土，故它們都吸引了不少僑匯，並使潮、閩籍人士產生建設鄉土的念頭。而在廈門方面，除海外的閩藉人士外，更成為了眾多閩南語系臺灣人往大陸投資探親的目標地及跳板，因而對促進臺灣海峽兩岸的經貿交流，作出重大貢獻。
隨著經濟特區的成功，鄧小平更在國內不同地區進一步及多元化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農村方面，以趙紫陽在四川的經驗及萬裏在安徽主政時的成就作為藍本，推行農業改革；一方面按不同地區的特有條件，栽種經濟效益較高的不同作物，另一方面則透過信用合作社等組織，為農民提供購賣設備、肥料及基本生產資料等的貸款，使生產效益大大提高；不少農民因著多樣化、高效益的生產，與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土地收益，財富及儲蓄大大增加，購賣力大大提升，成為各種製成品潛力巨大的市場。
此外，不少縣市，也建立起各類大大小小的鄉鎮企業，誰也沒料到，這些屬於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其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積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其經濟效益也比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好得多，不少鄉鎮企業所生產的品牌，更是全國聞名，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科龍冰箱，即屬一例。
